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那年头，国营大厂就是天，一个“铁饭碗”能保你一辈子吃喝不愁。
我是厂里顶尖的老师傅，掏心掏肺地教出一个嘴比蜜甜的好徒弟。
谁承想，我偷偷生了个儿子，这秘密就成了悬在我头顶的刀。
就为个转正名额，他一封匿名信，直接砸碎了我的铁饭碗，把我全家踹出了大门。
风水轮流转，二十年后我成了大老板，他儿子竟跪在我面前，求我赏口饭吃。
我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看着那张跟他爹一模一样的脸，轻飘飘地回了他六个字。
01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我的秘书领进来一个年轻人。他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声音带着哭腔：“陈总，求您给我个机会吧！我爸病了，家里实在撑不住了……”我看着他那张既陌生又无比熟悉的脸，二十年的风霜和怨恨，瞬间凝结成冰。
我叫陈建国，今年五十有三。别人都叫我陈总，说我白手起家，是这个城市制造业里的一个传奇。他们只看到我如今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品着上好的龙井，透过巨大的落地窗，俯瞰着楼下那片属于我的、机器轰鸣的工厂王国。他们不知道，我这杯茶，泡了整整二十年的苦水。
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我微微眯起眼，打量着跪在地上的年轻人。他约莫二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身板单薄，脸上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沧桑和恳切。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的眉眼，他的鼻子，尤其是他抿着嘴唇时那种倔强的神态，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攥紧了，连呼吸都沉重了几分。
秘书小王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陈总，这位……这位李浩先生说有急事，非要见您一面。”
我摆了摆手，示意她出去。门被轻轻带上，偌大的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人，还有这令人窒息的沉默。
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叫他起来。我只是端起桌上的紫砂茶杯，杯身温热，恰好能暖和我有些冰凉的手指。我用杯盖轻轻撇去浮沫，一圈，又一圈，茶香袅袅升起，模糊了我眼中的神色，也给了我一个短暂的缓冲，去消化内心那场突如其来的海啸。
二十年了。整整二十年，我以为自己早已将那段日子连同那个名字，一起埋进了记忆的坟墓，上面还压了一块刻着“永不原谅”的墓碑。
我以为自己早已百炼成钢，不会再为过去的事起半分波澜。可当这张脸毫无征兆地出现，当“我爸病了”这句话钻进我的耳朵，我才知道，那不是坟墓，那是一座火山。二十年来，它从未熄灭，只是在休眠。
“你叫李浩？”我终于开了口，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有些意外。或许是这二十年的商海沉浮，让我早已学会了如何将情绪不动声色地藏在面具之下。
“是，是，陈总，我叫李浩。”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抬起头，膝行了两步，更靠近我的办公桌，“我听人说您这里招工，我什么都能干！车间里的活儿，力气活儿，脏活儿累活儿我都不怕！我只要一个机会，能挣钱给我爸治病就行！”
他的声音带着颤抖，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我能看到他眼里的渴望和绝望，那是一种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才会有的眼神。这种眼神，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因为二十年前，我也曾有过。
我慢慢放下茶杯，杯底和红木桌面碰撞，发出一声清脆的“嗒”。这声响，像是某个开关，将我拉回了现实。我盯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还带着年轻人的清澈，不像他父亲。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我问。这个问题像一把锥子，我必须亲手把它扎下去，扎到那个血淋淋的地方，才能确认自己没有弄错。
“我爸叫李伟。”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李伟。
这两个字，像两颗生锈的钉子，带着过往的屈辱、愤怒和不甘，狠狠地钉进了我的心脏。办公室里那价值不菲的恒温空调，似乎一下子失去了作用，一股寒意从我的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我没有暴怒，也没有同情，只是平静地看着这张和我仇人有七分相像的脸。
我心里想的不是要不要帮他，而是，李伟，二十年了。你居然还有脸让你的儿子找到我面前来？这是你走投无路了，还是又在盘算着什么新的算计？
你以为时间能冲刷掉一切？你以为我陈建国还是二十年前那个可以任你拿捏的窝囊师傅？
02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一下，又一下，像是在敲打着那段尘封的岁月，也像是在计算着一笔迟到了二十年的账。
我的思绪，被这沉闷的敲击声，带回了二十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天。
那年我三十出头，是市里最大的国营企业——红星机械厂里响当当的人物。八级钳工，在那个年代，这四个字的分量比现在的什么工程师、总监重得多。我手里那把锉刀，能把一块毛糙的铁块，打磨得像镜子一样平，精度能控制在“丝”的级别，也就是百分之一毫米。车间里但凡有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老师傅们都会说一句：“去，把建国叫来。”
我这人，没什么大心眼，就是有点“技术癖”，觉得手艺人就该凭手艺吃饭，凭良心做人。我带过不少徒徒，有灵光的，也有笨的，但我从不藏私，我觉得，把手艺传下去，是我的本分。
李伟就是在那年夏天，被车间主任领到我面前的。一个从农村来的小伙子，瘦得像根豆芽菜，穿着不合身的的确良衬衫，一双眼睛却滴溜溜地转，透着一股子机灵劲儿。
“建国，这是新来的临时工，李伟。小伙子脑子活，你多带带。”主任拍拍我的肩膀。
我打量着眼前的李伟，他立刻咧开嘴，露出两排整齐的牙，一口一个“师傅”叫得又响亮又亲热，还带着点恰到好处的羞涩。
“师傅好！以后我就是您的人了，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
看着他那股子热乎劲儿，我笑了。年轻人嘛，有冲劲是好事。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整这些虚的，好好学技术才是正经。”
从那天起，李伟就成了我的“跟屁虫”。我走到哪，他跟到哪。我干活，他就在旁边给我打下手，递工具、擦机床，眼疾手快，比谁都勤快。
我喝水的杯子，他总是第一个给续上热水。我中午要是加班，他会主动跑去食堂给我把饭打好。车间里的人都羡慕我，说我收了个好徒弟，比亲儿子还贴心。
我确实也是把他当半个儿子看的。我知道他家里条件不好，一个月工资除了自己的嚼用，还得寄大半回家。所以我时常叫他来家里吃饭，我老婆王琴也是个心善的，每次都把锅里最大的那块肉夹到他碗里，笑着说：“小伟，多吃点，看你瘦的，在外面别亏了自己。”
李伟每次都吃得满头大汗，嘴里含着饭，含糊不清地说：“谢谢师傅，谢谢师娘。你们对我的好，我一辈子都记着。”
现在想来，那些画面是多么的讽刺。
我对他的好，是掏心掏肺的。厂里最核心的技术活儿是“刮研”，那是钳工的最高境界，纯靠手上的感觉和经验，给机床导轨做出高精度的接触面。很多老师傅都把这当看家本领，不轻易外传。但我看李伟肯学，脑子也够用，就把他带在身边，手把手地教他。
我还记得，在一个蝉鸣不止的下午，我握着他的手，带着他在一块铸铁平板上练习。车间的风扇呼呼地吹着，也吹不散那股混杂着机油和铁屑的热浪。
“小伟，你记住，”我一边引导着他的力道，一边说，“这刮刀下去，深一分，浅一分，效果天差地别。做人也一样，心正，手上的活儿才能正。心要是歪了，你这辈子都达不到顶尖。”
“师傅，我记住了！我一定不会给您丢脸的！”他当时回答得斩钉截铁，眼神里闪烁着的全是崇拜的光芒。
我信了。我怎么能不信呢？一个在你生病时，二话不说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驮你穿过大半个城市去看医生，还帮你垫付了医药费的师傅，你怎么能怀疑他的真诚呢？
他病好的那天，提着两瓶罐头来看我，眼眶红红的，嘴唇哆嗦了半天，说：“师傅，您就是我亲爹。以后我给您养老送终。”
我当时还笑骂他：“滚蛋，我还没老到那个份上。赶紧把身体养好，车间里一堆活儿等着呢。”
那些温情的过往，那些我曾深信不疑的师徒情谊，在二十年后的今天，重新浮现在我脑海里，却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刀，将我的心扎得千疮百孔。我甚至在想，当年他说那些话的时候，心里究竟在盘算着什么？是我碗里的那块肉，还是我手里的那门手艺，抑或是……那个能让他一步登天的“铁饭碗”？
03
人的命运，有时候就像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你以为你在往前走，其实只是在线的这头打转。而我的那根线，在那一年，被悄悄地打上了一个死结。
那个年代，对我们这些在国营厂里捧着“铁饭碗”的工人来说，有两样东西是绝对不能碰的红线：一个是政治问题，另一个就是计划生育。
我和我老婆王琴，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叫陈静，聪明伶俐，是我们的心头肉。但我骨子里，还是个传统的男人，总觉得得有个儿子，才能算是传宗接代，才算对得起陈家的列祖列宗。这想法现在看来挺可笑的，但在当时，却是根植在很多人心里的执念。
偏偏老天爷就好像听到了我的祈祷，王琴意外地又怀上了。
拿到医院化验单的那天晚上，我们夫妻俩一夜没睡。一半是即将再为人父母的喜悦，另一半，则是对未来的、巨大的恐惧。我们都清楚，如果这事儿被厂里知道了，我的工作，我们分的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们全家赖以生存的一切，都会化为泡影。
“建国，要不……咱们别要了？”王琴攥着我的手，手心里全是冷汗，声音都在发抖。
我抽着烟，一根接一根，屋子里烟雾缭绕。我看着妻子苍白的脸，看着墙上女儿的奖状，心里像是有两头牛在打架。一边是安稳的生活，一边是未出世的、可能是个儿子的骨肉。
最后，我把烟头狠狠地摁进烟灰缸，下定了决心：“生！必须生下来！大不了，我想办法。”
那个“办法”，就是隐瞒。
从那天起，我们家就笼罩在一种紧张而诡异的气氛里。王琴不敢再去单位的医务室，产检都是我偷偷陪着她去很远的区医院。她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就不怎么出门了，对外只说身体不好，在家休养。那段日子，我们俩说话都得压着嗓子，生怕隔墙有耳。
十月怀胎，提心吊胆。儿子出生那天，是在一家私人小诊所里。当医生把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抱到我面前，告诉我“是个带把儿的”时，我一个大男人，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我给他取名叫陈默，沉默的默。我希望他能平平安-安，不被人发现，像个小小的秘密一样，悄悄地长大。
为了保住我的铁饭碗，我们做了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在儿子刚满月，还在襁褓里嗷嗷待哺的时候，就把他送回了乡下的岳母家。
我记得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王琴抱着孩子，哭得肝肠寸断。孩子那么小，那么软，我甚至不敢多抱一会儿，生怕自己会舍不得。我们就这样，亲手把自己的儿子，变成了一个“亲戚家的孩子”。
从那以后，我的心里就像是破了个大洞，呼呼地往里灌着冷风。白天在车间，我是受人尊敬的陈师傅；到了晚上，我就是一个思念儿子却不敢言说的父亲。
每个月，我都会找各种借口去乡下看儿子。看着他一天天长大，从咿咿呀呀到会含糊地叫“爸爸”，我的心，既甜又苦，像是被泡在黄连水里的蜜糖。每次离开时，儿子哭着追着我跑，那一声声“爸爸别走”，都像鞭子一样抽在我的心上。
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让我变得有些神经质，整个人都憔悴了不少。王琴更是，常常在夜里偷偷地哭，给儿子做的小衣服小鞋子，做了一双又一双，却只能放在箱底。
悲剧的伏笔，往往就埋在这些不起眼的日常里。
有一天晚上，我刚从乡下回来，身上还带着一股土腥味。李伟提着一网兜苹果来我家，说是他老家自己种的，特意给师傅师娘尝尝鲜。
他进门的时候，王琴正坐在灯下，手里拿着一双小小的虎头鞋，悄悄地抹眼泪。看到李伟进来，她慌忙把鞋藏到身后，擦了擦眼睛。
那一幕，正好被李伟尽收眼底。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像被人踩住了尾巴。我强作镇定地接过苹果，解释说：“那是我一个远房侄子，快过百天了，你师娘给他做的。”
“哦，哦，师娘手真巧。”李伟笑着说，眼神却不由自主地往王琴身后瞟。
他当时没多问，表现得跟平时一样热络，聊了会儿天就走了。可我清楚地记得，在他转身出门的那一瞬间，他的眼神闪烁了一下。那是一种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表情，一种混合了好奇、嫉妒和某种我说不清道不明的算计的复杂神色。
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那个眼神，只当是自己做贼心虚，看谁都觉得可疑。我还安慰自己，李伟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跟我亲如父子，他不可能害我。
不久后，厂里下发了一个文件，说是为了响应政策，要从临时工里选拔一个表现优秀的，转为正式工。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年代，一个正式工的名额，意味着一辈子的保障，意味着福利分房，意味着子女可以顶替，那简直是能让无数人抢破头的香饽饽。
车间里的几个临时工，一下子都跟打了鸡血似的。其中，李伟的呼声最高，他技术学得快，人又会来事，跟车间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处得不错。但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另一个老师傅的老实巴交的侄子。
李伟那段时间变得异常焦虑，人前人后都表现得特别积极。他还好几次找到我，旁敲侧击地问，能不能跟车间主任替他说几句好话，毕竟我是车间的技术核心，我说句话，分量不一样。
“师傅，您知道，我做梦都想转正。转了正，我才能把我爹娘接到城里来享福。”他搓着手，一脸的恳切。
我看着他那副上进的样子，心里也替他着急。我当时还傻乎乎地想，这孩子是个知恩图报的，要是他能转正，也算是我的光荣。我甚至真的盘算着，该怎么不落痕迹地在主任面前替他美言几句。
我哪里想得到，他为了这个转正名额，心里早就有了另一条更直接、更阴狠的“捷径”。而我，就是他通往那条捷径的，一块必须被搬开的绊脚石。
04
压垮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每一根。而压垮我整个家庭的，是一封薄薄的，却字字诛心的匿名举报信。
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我刚换好工作服，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车间主任就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的脸色很难看，那种官方式的严肃里，还夹杂着一丝怜悯和疏远。
“建国，厂纪委要找你谈话，你过去一趟吧。”
我心里一沉，有种不祥的预感，但还是故作镇定地问：“主任，出什么事了？”
主任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去了就知道了。”
纪委的办公室里，气氛冰冷得像冰窖。两个穿着中山装的男人，表情严肃地坐在我对面。其中一个，我认识，是厂里的纪委书记。
他们没有多余的寒暄，开门见山，直接把一封信拍在了我面前。
“陈建国，你看看这个。信上说，你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超生二胎。有没有这回事？”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是被重锤砸了一下，瞬间一片空白。我看着那封信，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却异常清晰地写着我的名字，我的家庭住址，甚至，连我儿子陈默被寄养在乡下岳母家的具体村名，都写得一清二楚！
我的手开始发抖，冷汗顺着额角流了下来。我知道，我完了。
“这是诬告！是有人陷害我！”我还在做着最后的、徒劳的挣扎。
纪委书记冷笑一声，从一个牛皮纸袋里，拿出了一叠照片，像扑克牌一样，一张一张地甩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诬告？那这些照片，你怎么解释？”
照片上，是我，抱着还是婴孩的陈默，在岳母家院子里晒太阳。还有一张，是我在偷偷地给儿子喂奶粉。照片的角度很刁钻，显然是躲在某个角落里偷拍的。
看着这些照片，我所有的防线都崩溃了。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人扒光了衣服，赤裸裸地扔在大街上，任人围观和指点。羞耻、愤怒、恐惧……所有的情绪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被停职了，等待处理结果。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一天之内就传遍了整个工厂。我一夜之间，从人人尊敬的“陈师傅”，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犯错误的人”。走在厂区里，昔日那些见了我就热情打招呼的同事，要么远远地绕开，要么就聚在一起，对着我的背影指指点点。那种被孤立和鄙夷的滋味，比任何惩罚都让我难受。
我像一头困兽，在家里来回踱步。王琴整日以泪洗面。我们想不通，到底是谁，会用这么恶毒的方式来整我们。我们的秘密，只有极少数最亲近的人知道。
我忽然想到了李伟，想到了他那天晚上那个奇怪的眼神。
一个可怕的念头，像毒蛇一样钻进了我的脑子。我不敢相信，也不能相信。我必须要亲自去问问他。
我在车间门口堵住了他。
“小伟，你出来一下，师傅有话问你。”
他看到我，眼神明显地躲闪了一下，但还是跟着我走到了车间后面的角落里。
“师傅，您……您怎么来了？”他不敢看我的眼睛，低着头，抠着自己油腻的工作服。
“那封信，是不是你写的？”我死死地盯着他，想从他脸上看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破绽。
他猛地抬起头，脸上全是震惊和委屈，表演得天衣无缝：“师傅！您怎么能这么想我？天地良心，我对您怎么样，您还不知道吗？我怎么可能干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
他顿了顿，语气里充满了“真诚”的关切：“师傅，您可千万别多想。肯定是厂里有人眼红您技术好，故意整您。您放心，我相信组织上一定会调查清楚，还您一个清白的。”
他的话，说得滴水不漏。他的表情，也看不出任何问题。可我就是从他那双始终不敢与我对视的眼睛里，看到了答案。那里面没有了往日的崇拜和亲热，只有心虚和闪躲。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沉到了无底的深渊。
处理结果很快就下来了，比我想象的还要严厉：开除公职，没收分配的住房。
那张盖着鲜红印章的通知书，就像一张死亡判决书，彻底打碎了我的“铁饭碗”，也打碎了我前半生所有的骄傲和尊严。
我们一家三口，被限期三天内搬离那套住了快十年的房子。搬家的那天，下着小雨，淅淅沥沥，就像王琴无声的眼泪。我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几个破旧的箱子，就是全部的家当。邻居们都关着门，从窗帘的缝隙里，投来幸灾乐祸的目光。
我们就这样，像两条丧家之犬，被赶了出来，最后在城中村租下了一间下雨就漏水、终年不见阳光的破旧小屋。
最让我心寒，也最让我确认了凶手的一幕，发生在我被开除的第二天。
我不死心，还想回厂里找领导求求情。当我失魂落魄地走到厂门口的公告栏时，我看到了那张刺眼的红纸。上面用最大号的字体写着：“关于批准李伟同志转为我厂正式职工的通知”。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我只听到自己心脏碎裂的声音。所有的猜测，所有的怀疑，都在这一刻，变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
原来，所谓的师徒情深，所谓的养老送终，都抵不过一个转正名额的诱惑。他踩着我的尸骨，心安理得地拿走了我的一切，实现了他的梦想。
我站在那张红纸前，雨水打湿了我的头发和衣服，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的寒冷。因为有一种冷，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那种被最信任的人从背后捅一刀的冷，那种彻骨的恨意，足以燃烧掉我所有的感知。
从那天起，我陈建国，就死了。活下来的，只是一个一心想要复仇的躯壳。
05
二十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青涩的少年变得满脸风霜，也足以让一个跌入谷底的男人，重新爬上山巅。
镜头拉回到我宽敞的办公室。窗外的阳光依旧明亮，我却觉得有一股陈年的阴霾，正从我心底深处弥漫开来。
跪在我面前的李浩，见我久久不语，脸上的神色更加急切了。他开始详细地讲述他家里的困境，声音哽咽，逻辑却很清晰。
他说，他父亲李伟，在十几年前那波国企改制的浪潮中，因为技术跟不上时代，第一批就下岗了。下岗后，为了养家糊口，干过很多苦力活，去建筑工地扛过水泥，蹬过三轮车送货，身体早就被累垮了。几年前，又查出了严重的肾病，一直在做透析，把家底都掏空了。现在病情恶化，躺在医院里，每天都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我高中毕业就没读了，出去打工，可我没学历没技术，挣的那点钱，连我爸的医药费都不够。我妈身体也不好，天天在医院照顾我爸，愁得头发都白了。”
他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男子汉，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陈总，我真的没办法了。我打听了很久，知道您的公司是咱们市最好的机械厂，待遇好，也能学到真本事。我什么苦都能吃，只要您给我一个机会，我给您当牛做马都行！求求您了！”
他“咚咚咚”地给我磕了几个响头，额头撞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我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心里却早已是波涛汹涌。
李伟下岗了？病重了？穷困潦倒？
听到这些消息，我承认，我的第一反应，是一种病态的、扭曲的快感。我甚至在脑海里勾勒出李伟躺在病床上，形容枯槁、被病痛折磨的落魄样子。
报应！这就是报应！
李伟，你也有今天？你当年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也会有摔下来的一天？你享受了十几年的安稳日子，现在，老天爷要把你欠我的，连本带利地讨回来了。
二十年的怨气，仿佛在这一刻，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我几乎要笑出声来。
可是，当我把视线重新落回到李浩那张年轻而绝望的脸上时，那股复仇的快感，却又被一种更复杂的情绪所取代。
他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在他的叙述里，他的父亲李伟，是一个为了家庭辛苦一生的、值得尊敬的男人。他今天跪在这里，是为了尽一个儿子孝顺的本分。他是无辜的。
我的儿子陈默呢？
因为当年的事，陈默从小就没能在我们身边长大，成了乡下的“留守儿童”。他没有享受过一天城里孩子该有的生活，受尽了同龄人的白眼和欺负。
直到我后来创业挣了钱，才把他接回身边，可他跟我，跟王琴，始终都隔着一层无法消除的生疏。他性格孤僻，不爱说话，那是我心里永远的痛。
眼前这个李浩，他所享受的那些看似平常的父爱，他所拥有的那个完整的家，不正是建立在我儿子和我整个家庭的痛苦之上吗？
“陈总，我知道我这样很唐突，但我真的没办法了。我打听过了，您是从底层一步步做起来的，最能体谅我们这种人的难处。”李浩还在苦苦哀求，他的话，像针一样扎着我的耳朵。
体谅？
这两个字，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是多么的讽刺。
我缓缓地站起身，巨大的老板椅发出一声轻微的摩擦声。
我没有看他，而是踱步到那面巨大的落地窗前，背对着他。
我看着楼下那片由我亲手建立起来的工厂帝国。一台台精密的数控机床在有序地运转。
工人们穿着整洁的蓝色工装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
这一切，都是我当年被开除后，从一个最简单的路边维修摊开始。
一把锉刀，一台旧车床，没日没夜，一点一点拼出来的。
那些年吃的苦，受的罪，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问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
“你觉得你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