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召开期间，本报记者专访了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考古学荣休教授查尔斯·海厄姆（Charles Higham），这位学者眼中仍闪烁着青年人般灼热的好奇光芒。身为英国学术院与新西兰皇家学会的双重院士，他亲历了放射性碳定年、古DNA研究和基于质谱分析的动物考古学（ZooMS）等一系列研究手段的革命，这些技术不断破解着考古领域的重大问题，而他自己始终保持着一种田野发掘者才有的泥土般的谦逊与专注。当话题转向考古学的当下与未来，这位温和的学者立刻变得敏锐而充满热情。他饶有兴致地描绘了一幅学科转型的图景：今天的考古学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发现历史”，正成为一把关键的钥匙，用以解读技术如何驱动社会、文明又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他尤为欣赏中国在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成就——从井头山遗址别具匠心的风雨顶棚，到河姆渡遗址博物馆里让7000年稻作“复活”的虚拟现实，再到金沙遗址博物馆内那片由60余根巨型乌木构成的生态景观。在海厄姆看来，这些实践闪烁着一种启示：当前沿科技被赋予深厚的人文温度，它便成为连接古今、照亮文明演进道路的灯火。
查尔斯·海厄姆（Charles Higham） 本报记者 王宙/摄
技术革新重塑考古学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数十载的考古治学生涯中，哪些研究方法上的根本性转变，深刻地重塑了这门学科的面貌？
海厄姆：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有两个革命性突破彻底改变了考古学。第一个是放射性碳定年法。1957年，我刚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攻读考古与人类学专业时，可用于测年的数据和实验室还极为有限。如今，该领域的技术已被极大地扩展——测年的精细程度和应用范围完全改变了考古学的研究方式与目标。过去，我们只能依赖器物的形制、类型演变和跨区域比较来推测年代；现在，我们甚至能对极微小的样本（比如一粒米）进行精准测年，直接定位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这是第一个重大飞跃。
第二个飞跃无疑是古DNA技术。自1953年沃森与克里克揭示DNA双螺旋结构以来，DNA技术已深深地影响了考古学。如今，我们能从史前人类遗存中提取古DNA，进而探究人群的亲缘关系、起源迁徙，乃至从人口统计学角度观察一个族群的兴衰轨迹。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方法不断更新的今天，青年考古学者如何在前人基础上实现创新性发展，从而实现考古学的使命？
海厄姆：这正是像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这样的高端国际学术平台的价值所在——它让各年龄层的学者跨越自身的研究领域，看见考古学在全球范围内的最新进展。对于参加论坛的学者来说，重要的不仅是聆听报告，更是茶歇间的交流：了解同行在做什么、完善自己对不同区域考古实践的认知，进而深化对人类经验多样性的理解。我之所以始终期待每一届论坛，正是因为它呈现出方法上的丰富性，并且不同方法间的互动孕育出崭新的研究路径。
年轻一代研究人员不仅掌握了放射性碳定年法与古DNA分析技术，更在开创属于当下这个时代的新技术，并从史前遗存中解读此前不为人知的信息。例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从哈尔滨“龙人”头骨化石的牙结石中成功提取宿主古DNA，确认该人种属于已知的早期丹尼索瓦人支系——在此之前，丹尼索瓦人的形象几乎是空白，而她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线索。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技术正拓展着考古学的边界。比如，我早年关注的史前生计经济，主要依赖对遗址出土生物遗存的系统分析，如通过动物骨骼、植物微体化石的形态特征进行物种鉴定。面对一块完整的动物骨骼，考古人员可以根据其形态判断它属于牛、马、羊还是鹿。然而，遗址中更常见的是大量破碎的骨骼，由于形态特征缺失，往往难以准确识别其来源物种。随着动物考古质谱分析技术的应用，通过骨骼中的蛋白质结构即可判定动物种类，甚至区分其是否属于人类。年轻一代的考古学者正以前所未有的精度与广度揭开更多埋藏于时间深处的故事。
考古见证技术与社会的互构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的主题是“技术、社会与考古学”。考古学如何揭示了技术变革与社会形态之间相互塑造的动态关系？
海厄姆：技术与社会始终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交织并存的两股核心力量。审视当下的媒体头条便不难发现，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正深刻重塑社会结构。技术对考古学领域的影响亦不例外，人工智能已应用于遗存识别与材料分析。
若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史前时空，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同样清晰可辨。我们可追溯至约500万年前人类与类人猿的共同祖先。在演化的漫漫长河中，古人类可能已使用过木质或石质工具，却未留下实物证据。直至约330万年前，我们才见到确凿的技术遗存——古人类通过击打石块制作出具有锋利边缘的工具，这是考古记录中的第一次技术突破。石器及其制作技术在长达数百万年间成为我们理解古代社会适应与变革的主要窗口。
随后，金属冶炼等重要创新相继出现。中国的青铜时代肇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先民通过开采铜、锡矿料，融合铸造发展出以“块范法”为核心的技术体系，奠定了商周青铜文明的基础。青铜被铸造成礼器，用于宴飨仪式，既是款待宾客的器物，也彰显了持有者的社会地位与权威。青铜时代之后，铁器时代接续而来，技术持续推动社会形态的演变。
历史上，各类技术以不同方式推动社会演进。这一过程绵延不断——以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为例，它们皆源自这片土地的深厚文明积淀，继而向外传播，影响了其他文明。中国自身也在持续吸收与输出技术成果。丝绸之路正是技术交流与文明对话的生动见证。技术与社会从来都是相辅相成、彼此塑造的，贯穿人类发展的全部历程。
古今对话在考古与博物馆间延续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于论坛开幕前夕专程前往浙江宁波余姚进行学术考察，此次考察是否使您对中华文明起源产生了新的理解？您又如何评价中国考古界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方面的实践？
海厄姆：我们此行关注的是中国史前的一个关键阶段——稻作农业的起源。探索长江流域水稻驯化的开端与动因以及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是理解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重要窗口。我们重点考察了两处遗址。
一处是井头山遗址，它深深吸引了我。我近几个月正在撰写一篇论文，其中便引用了井头山遗址的材料。这是一处极为丰富的狩猎采集者遗址，正位于水稻驯化的萌芽阶段。该遗址沉积层深厚，尤其是那层覆盖其上的绝氧海相淤泥，使通常难以保存的有机质遗存得以完好留存。参观时，我们不仅看到了石器、贝壳制品，更有幸目睹了保存下来的木器、残席、织物与编织物——这类文物在绝大多数考古环境中早已消失。
正因为这些遗存极其珍贵且脆弱，中国政府为此实施了周密保护：整体覆盖、加建保护棚并在发掘区周围筑起厚实的水泥墙，以抵御洪水、坍塌或沉降等风险。这使得未来任何对此地历史感兴趣的人都能在多年后走入发掘区，亲身感受史前生活的现场。
另一处是河姆渡遗址，这里是早期的稻作农业定居村落。我曾于多年前参观过，此次是第二次到访。我注意到，正如在中国常见的那样，一座宏伟而精致的新博物馆已在原址上建成。这再次印证了我多年来在中国的观察：过去30年，我走访了中国许多地方，处处可见这类令人赞叹的博物馆。2024年12月，我们参观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2025年，我们又见到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中国政府一贯具备资源、决心与行动力来建造这些吸引海内外成千上万游客的世界级博物馆。
对我而言，走进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新馆是一次崭新的体验。馆内有一处虚拟现实展示令我尤为印象深刻：当你步入特定区域，便仿佛置身于数字重建的7000年前的村落之中。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博物馆的国际水准，更说明中国拥有足以惊艳世界的考古与文化遗产可供展示。
三星堆博物馆内的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 本报记者 龙豪/摄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近年来积极向世界展示其考古成果与文化遗产。从您的观察来看，这些努力如何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历史连续性与文明深度的认识？
海厄姆：在新西兰，我时常在本地报刊上看到前往中国旅游的宣传广告。行程图上常常标注着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以及西安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半坡博物馆。因此，对于国际游客而言，赴中国参观考古与文化遗产地不仅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旅行选择，还极具启发性与知识价值。
事实上，中华文明以其深厚的积淀和突出的连续性著称，形成了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演进序列。像中国这样朝代更迭清晰、文明脉络连贯的情形，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这种连续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文明本身有起伏与兴衰。
中国历来珍视悠久的历史传承，将深厚而连贯的文化遗产视作民族的根脉。中国政府在考古发掘与保护之间始终秉持审慎权衡的态度，既着力揭示历史真相，也致力于将文化遗产妥善留存给后世。同时，通过日益完善的博物馆体系与公众教育，中国生动地呈现出这份遗产的丰富内涵，引导公众深入理解与欣赏其中蕴含的智慧与价值。这一系列努力不仅根植于历史，更映照出中国立足传统、面向未来的创新视野。
回应人类挑战 传递文明薪火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在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我们正见证着从静态保存到主动适应气候变化、深化国际协同的范式演进。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及其背后的学术转向？
海厄姆：气候变化无疑是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若要深入理解气候变迁及其对人类社会的长远影响，考古学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视角。在我从事的东南亚研究中，气候波动对人类适应力与文明演进的影响尤为明显——该地区的农业系统与季风强弱、降雨模式紧密相连。季风并非恒定，它可能急剧发生且迅速变化，而降雨量直接关系到稻田灌溉与粮食生产。
我想强调，考古学的关键意义在于能够追溯整个文明的兴衰历程。以我主要研究的吴哥文明为例，该文明以柬埔寨为中心，其崛起与衰落都与季风强度的长期变化密切相关。这一版图曾覆盖东南亚大片区域、存续于9—14世纪的文明后来为何衰落，学术界曾提出多种解释，从森林砍伐到与敌对王国的冲突等不一而足。而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提出，几次严重的干旱与不稳定的季风降雨可能导致供水萎缩、农业受损，并动摇了以庞大灌溉系统为核心的经济基础。
考古工作使我们能够建立气候与文明动态之间的实证联系，这正是当前范式转变的核心价值之一：从单纯保护遗存转向在更广阔的环境与全球脉络中解读文明变迁。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内的展品 本报记者 龙豪/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时，考古学如何更有效地向公众传递准确的知识，并澄清关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常见误解？
海厄姆：这是一个关键议题。考古学不应局限于学术圈，而需主动走向公众。我认为，借助公共媒体尤其是电视，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方式。在我从事考古研究的岁月里，高质量的教育类节目始终深受观众欢迎。因此，我参与制作了约15部考古电视纪录片，通过生动的影像向大众展示我们的发现，以此回应那些关于人类历史的无稽之谈与阴谋论。
我们必须以严谨易懂的方式传递信息，阐释每一项考古发现如何拼合出人类共同的故事。这些纪录片中，超过半数是在中国拍摄的——我曾前往四川、甘肃等地参与制作关于乐山大佛、长城等主题的节目。品质精良的电视纪录片能够以视觉叙事的力量让考古学走出报告，走进千家万户。
此外，博物馆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桥梁。亲临考古遗址、走进博物馆，犹如踏入时光隧道——你可以站在古罗马的街道上，想象火山喷发前的瞬间；也可以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展厅里，触碰7000年前的稻作文明。这种沉浸式体验是任何文本都难以替代的公众教育，它不仅能让我们这一代，更能让下一代身临其境地感受史前祖先的智慧与创造，建立起对文明源流的深刻认知与情感联结。这不仅是一种教育方式，更是一场文明的延续——让过去不再沉睡于泥土，而是鲜活地走进今天、照亮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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