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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光五年五月,敦煌郡效谷县的一名官吏丢了一枚传信。

御史大夫亲自签发了追查文书,从中央到地方,一层层往下传,最后连各个乡置都收到了通知。

这枚传信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丢了会惊动这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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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信丢了,为什么要全国通缉

传信就是汉代的通行证。

你要出远门办事,得先去官府申请,写清楚你是谁、去哪儿、干什么,官府审核通过了,给你发一枚传信,拿着它才能过关卡、住驿站。

永光五年五月庚申这天,御史大夫那边收到报告,说有人把传信弄丢了。

到了六月癸酉朔乙亥,御史大夫正式下令,要求全国各地追查这枚失亡的传信。

这道命令先到敦煌太守府,七月庚申,太守府把通知转发给下面的各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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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天,七月辛酉,效谷县把通知发到各个乡置。

你看这个传递速度,从中央到基层,前后不到两个月,在没有电话、没有网络的古代,这效率已经相当高了。

为什么一枚传信丢了,要搞这么大阵仗?说白了,传信就是汉代的身份证加通行证。

拿着它,你可以免费住驿站、吃官府提供的饭,过关卡也不用盘查。

要是被坏人捡到,拿去冒用,那问题就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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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秦墓竹简》里有条法律规定,客人没有传信就去做生意,要罚一甲。

这说明早在秦代,传信制度就已经很严格了。

到了汉代,这套制度更完善了。

二年律令》继承了秦代的做法,对传信的申请、使用、管理都有详细规定。

传信上面要写清楚申请时间、负责人是谁、申请人的个人情况、出行事由、要去的地方。

还有一句固定的话,"谒移过所津关毋苛留止",意思是请各个关卡不要刁难,让人顺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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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看着客气,其实是官府的命令,关卡必须执行。

传信为什么容易丢?西北地区的自然条件太恶劣了。

风沙大,一不小心东西就被吹跑了。

有些地方要过河,船翻了,东西掉水里也是常事。

更危险的是盗寇和野兽,西北汉简里有不少日书禁方,就是教人怎么防范盗寇、虎狼的。

出门在外,露宿野外,丢东西的风险本来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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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亡传信册》这份文书,完整记录了传信丢失后的处理流程。

第一部分是御史大夫签发的丢失记录,第二部分是全国追查的通告,第三部分是敦煌太守府的转发记录,第四部分是效谷县的转发记录。

这四个部分环环相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追讨机制。

通告里还特别强调,如果有人拾到传信,按照法律规定给予奖赏。

但要是有人明知道是丢失的传信还继续使用,那就要抓起来,把传信送到御史府。

这一奖一罚,把利害关系说得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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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舍和驿置机构也要注意,有人拿着传信来住宿、吃饭,要仔细核对,别让人用丢失的传信蒙混过关。

这条规定很有针对性,因为传舍是传信使用最频繁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丢了东西怎么办,汉代人有一套完整流程

传信丢了要上报,其他东西丢了也一样。

秦代的"行书律"就规定,公文在传递过程中丢失了,必须立即上报。

汉代继承了这个制度,而且更细化了。

西北汉简里记录了不少物品丢失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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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丢粮食的,有丢器具的,还有丢文书的。

每一起丢失事件,都要详细记录地点、时间、涉及的人员。

官府收到报告后,会派人去调查,核实情况是不是属实。

这个调查过程叫"验问",不是随便问问就完事。

要到现场查看,询问相关人员,收集证据。

多方核实之后,才能确定东西确实丢了,不是有人监守自盗或者故意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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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问结束,接下来就是发布追讨通告。

《失亡传信册》就是个典型例子,从中央到地方,一层层往下传,确保每个地方都知道有东西丢了,要注意查找。

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责任人,出了问题可以追责。

说到追责,汉代的法律规定得很清楚。

传递文书的人,不能是隶臣妾、老弱或者不可靠的人。

因为这些人要么身份低微,要么身体不好,要么品行有问题,容易出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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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传递过程中,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登记接收,记录时间。

这样一来,万一中间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马上就能查出来是谁的责任。

这种登记制度,在西北汉简里有大量记载,说明执行得很严格。

传信丢了,还有个补办的问题。

你人已经离开户籍所在地了,传信又丢了,总不能就这么干耗着吧?汉代在西北地区设了补办措施,可以申请补办新的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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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补办也不是随便就能办的,要说明丢失的原因,经过审批才行。

这个补办制度很人性化,既考虑到了实际需要,又防止有人钻空子。

毕竟出门在外,意外情况难免,不能因为丢了传信就把人困在半路上。

还有个特殊情况,就是"毋传"。

汉文帝时期,为了恢复经济,曾经下令"通关梁,不异远方",意思是开放关卡,不要区别对待外地人。

文帝十二年,甚至取消了关卡用传的规定,老百姓可以自由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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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这政策能一直执行下去,但后来发生了"七国之乱",汉景帝为了加强管控,又恢复了津关用传的制度。

到了汉宣帝本始四年,因为要救灾,规定老百姓用车船运粮食进关,可以不用传信。

《后汉书》里还记载,有些人凭功劳或者权势,可以免用传信。

王莽时期更奇葩,规定"持布钱以副符传",意思是拿着特定的货币,就能当传信用。

这些特殊情况,说明传信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很显然,"毋传"并不影响传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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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食律》规定,不同级别的官吏,传食标准不一样。

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可以吃精米、参食、酱、盐,随从人员的饮食也有供应限额。

悬泉置出土的食簿里,"有传"和"毋传"的人都有记录,说明即使不用传信,也能享受传食待遇。

研究西北汉简,不仅是为了了解历史,更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那些记录在简牍上的制度设计、管理经验、处理流程,对当代的文物保护、档案管理、行政效率提升,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们应该加强对出土简牍的整理和研究,深化对汉代社会制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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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埋藏在西北大地上的简牍,不仅是珍贵的文物,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记录的不仅是过去,也照亮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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