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信物还在吗？”
二十三年后的深夜，我的猎屋门被踢开。
进来的不是我日思夜想的那个女人，而是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男人。
他抖落肩上的雪，眼神像看死人一样看着我。
我下意识地捂住胸口，那里藏着当年那个外国女飞行员留给我的唯一信物——一枚刻着双头鹰的银色打火机。
为了这个念想，我守在这座大山里孤身一人过了半辈子。
“那是她留给我的。”我护着胸口，声音在发抖。
男人笑了，可却把一把带血的匕首插在桌子上，凑到我面前：
“老东西，你真以为那是什么定情信物？你以为当年那场坠机是意外？你守了二十三年的不是爱情，是一道催命符。”
他猛地揪住我的衣领，死死盯着我的眼睛：
“跟我们走一趟吧。到了莫斯科你就会知道……当年你从雪窝子里刨出来的，究竟是个什么怪物！”
一九九一年的大兴安岭，雪下得像死人的骨灰，铺天盖地，把整个世界都埋得严严实实。
那时候我二十四岁，是个除了力气一无所有的猎人。
山里的风像刀子，专门往人的骨头缝里钻。
那天，我原本是去追一头白鹿的。
老猎人都说：“白鹿是山的魂，见了不能打，得磕头。”
但我饿，那时候大家都饿，我不信魂，我只信肚子。
白鹿没追到，我却在鬼见愁那边的山坳里，听见了一声闷响。不像雷，倒像是大山咳嗽了一声。
我循着声音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过蹚，雪没过了大腿根。
走近了，我才看清那不是什么野兽，是一架飞机。
它栽在雪窝子里，机翼折断了，像个被打断脊梁的鸟，冒着令人作呕的黑烟。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怪味，是航空煤油混合着松脂燃烧的味道，刺鼻，带着一股子焦香。
我爬上机身，驾驶舱的玻璃碎了一地。里面卡着一个人，是个女人。
她的脸贴在仪表盘上，金色的头发被血粘在脸颊上，像是一张诡异的面具。
“喂！”我拍了拍那变形的铁皮，喊了一声，“死透了没？”
里面没动静。我又喊了一声，这回加大了嗓门，顺手捡起块石头敲了敲玻璃框子。
那女人动了。
她极其缓慢地转过头，碧绿的眼珠子里全是红血丝，她嘴里吐出一串我听不懂的洋码子。
“说人话。”我骂了一句，伸手去拽那变形的舱门。
门卡死了。我把猎枪背在身后，两只脚蹬住机身，双手抠住门缝，憋足了一口气猛地一发力。嘎吱一声，铁皮被我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
冷风灌进去，那女人哆嗦了一下。她的腿被卡在方向舵下面，血把裤腿都浸透了，黑紫黑紫的。我探进半个身子，伸手去抓她的肩膀。
“别碰我！”她突然尖叫了一声，虽然是洋文，但我听懂了那个调子里的抗拒。
她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把匕首，虽然手抖得厉害，但刀尖是对着我的眼睛的。
“不想死就把刀放下。”我盯着她，指了指她在流血的腿，“再流半个小时，神仙也救不了你。”
她大概是看懂了我的手势，或者是失血让她没了力气，手里的刀“当啷”一声掉在脚边。
我把她往外拖，她疼得浑身抽搐，牙齿咬得咯咯响，硬是一声没吭。
把她弄出来的时候，她已经轻得像袋棉花。
我把她扛在肩上，她的血顺着我的脖子流进棉袄里，热乎乎的，带着一股子腥甜味。
“到了阎王殿别怪我手重，”我颠了颠肩膀上的分量，对着茫茫大雪吐了口唾沫，“是你自己掉下来的。”
我的猎屋是个只有十平米的木头盒子，四面漏风，全靠中间那个铁皮炉子吊着一口气。我把她扔在炕上，那是我平时睡觉的地方，铺着一张发硬的熊皮。
她昏过去了，脸色白得像雪。我得把她那身湿透的飞行服扒下来，不然她得冻死。那衣服全是拉链和扣子，我不耐烦地用刀割开。当最后一层衣服剥落时，她猛地醒了。
这种醒不是慢慢睁眼，是像诈尸一样弹起来。她一把推开我，缩到了墙角，双手护在胸前，眼睛里喷着火。
“我是救你，不是要睡你！”我把手里的湿衣服扔在地上，没好气地吼道，“看看你那腿！”
她低头看了一眼大腿，那里有一道半尺长的口子，皮肉翻卷着，还在往外渗血。她咬着嘴唇，脸色更白了。
我转身去炉子上端那锅鹿肉粥，顺便拿了瓶烧酒和一点止血的草药灰。等我转过身时，发现她手里又抓着那把不知道藏在哪的小匕首，死死盯着我。
“吃。”我把粥碗往桌上一墩，“吃了才有劲杀我。”
她不动，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声，像护食的野狗。
“这是中国，大兴安岭。”我指了指脚下，“不是你们苏联，也不是美国。这方圆五十里就我一个活人。你要是想爬出去，请便。”
她似乎听懂了“中国”两个字，眼神里的杀气稍微淡了一点，但警惕还在。
“水……”她嘴唇干裂，吐出一个生硬的音节。
我舀了一勺雪水烧开的温水，递过去。她没接碗，而是伸着脖子凑过来喝，眼睛却还盯着我的手，生怕我有什么动作。
喝完水，她似乎恢复了一点理智。她指了指我的猎枪，又指了指门口，做了一个开枪的手势。
“你想问有没有人追你？”我猜到了她的意思。
她点头。
“鬼都没有。”我冷笑一声，“这么大的雪，狼都不出门。除了我这种倒霉蛋，谁会来这鬼地方。”
她松了一口气，手里的刀终于垂了下来。
我走过去，一把夺过她的刀，插在桌子上。
她吓了一跳，想反抗，被我按住了肩膀。
“忍着点。”我把烧酒倒在她伤口上。
“啊——！”她终于叫出了声，凄厉得像鬼哭。
我没手软，把草药灰按上去，扯了条布条给她勒紧。
她疼得浑身冷汗，一口咬在我的胳膊上。我没躲，任她咬。
包扎完，我看了一眼胳膊上的牙印，都出血了。
“属狗的？”我推开她的头。
她虚弱地靠在墙上，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过了许久，她指了指那碗粥。
“饿了？”
她点头。
我把粥端给她。这一次，她没再拿刀，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吃相很难看，像是饿了三天三夜。
吃完，她把碗递给我，嘴里蹦出一个词：“斯巴西巴。”
“别整那些洋文。”我接过碗，“叫我国柱。李国柱。”
“李……”她学着我的发音，声音哑哑的，“李。”
到了半夜，她发烧了。
猎屋里冷得像冰窖，炉火忽明忽暗。
她缩在熊皮里，牙齿打颤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我摸了摸她的额头，烫得吓人。
“冷……好冷……”她开始说胡话，一会儿是俄语，一会儿是含糊不清的中文。
我把所有的被子都盖在她身上，又把炉火烧旺，可她还是抖个不停。
她是个洋人，大概受不了这大兴安岭的阴毒寒气。
“妈的，真是个祖宗。”我骂了一句，脱了大衣和棉裤，只剩个大裤衩，钻进了被窝。
那是我们第一次肌肤相亲。她的身体像块炭，烫得我浑身难受。
她本能地往热源上贴，像八爪鱼一样缠在我身上。
她的呼吸喷在我的脖子上，带着一股淡淡的腥味和奶香味。
“爸爸……别走……”她闭着眼，眼泪顺着眼角流进耳朵里，“别把代码给他……别……”
“什么代码？”我迷迷糊糊地问，“银行卡密码？”
她没回答，只是哭。那种哭声很压抑，像是被人捂住了嘴。
“别怕。”我拍着她的后背，像哄孩子一样，“老黑抓不着你，狼也进不来。这屋我说了算。”
她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慢慢安静下来。
她的头顶着我的下巴，一只手紧紧抓着我的背心。
这一夜我没睡着。
怀里抱着这么个要命的女人，窗外是呼啸的风雪。
我想了很多。我想这女人到底是谁？开飞机的，肯定不是一般人。
难道是女特务？那她身上咋没有发电报的机子？
天快亮的时候，她醒了。烧退了一些，眼神清明了不少。
她发现自己被我抱着，身体僵了一下，但没推开。
“醒了？”我松开手，坐起来穿衣服，“醒了就自己起。我不伺候了。”
她裹着被子坐起来，看着我穿裤子，突然问了一句：“你……为什么……救我？”
这次她的中文流利了一些，虽然调子怪，但能听懂。
“我缺个媳妇。”我系上腰带，回头看了她一眼，故意吓唬她，“救了你，你就得给我当媳妇。不然把你扔出去喂狼。”
她没生气，反而笑了。
那是她第一次笑，嘴角微微上扬，眼里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嘲弄。
“媳妇？”她重复了一遍这个词，摇了摇头，“我太贵了。你……买不起。”
“多贵？”我哼了一声，“一百张狐狸皮够不够？”
“一百个你的命，都不够。”她淡淡地说，然后指了指桌子上的水壶，“水，李。我要水。”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她变了。
昨天那个惊慌失措的女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冷漠。
她好像习惯了指使人，哪怕是落魄到这步田地。
雪停后的第一晚，狼群来了。
那一年的狼饿疯了，连树皮都啃。
半夜，我被一阵挠门声吵醒。那种爪子抓挠木板的声音，刺耳得让人头皮发麻。
我翻身下炕，抄起挂在墙上的老猎枪。
安娜（她让我这么叫她）也醒了。
她腿还没好利索，但反应极快，单腿跳到桌边，手里攥着那把剔骨刀。
“几只？”她问，声音冷静得可怕。
“听声音，不下七八只。”我透过门缝往外看，黑暗中全是绿幽幽的眼睛，“这是个狼群，有头狼。”
“枪给我。”她伸出手。
“你会使吗？”我怀疑地看着她，“这可是老汉阳造，后坐力能把你的肩膀撞碎。”
“给我。”她没废话，眼神锐利得像把刀，“你去守窗户。”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枪递给了她。
不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竟然觉得信她比信我自己还靠谱。
我抄起斧头守在窗户边。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整个屋子都震了一下。
安娜开枪了。她没有瞄准，只是把枪管伸出门缝，凭感觉就是一枪。
外面传来一声凄厉的哀嚎，紧接着是狼群骚动的声音。
她熟练地拉栓、退壳、上膛，动作快得像变魔术。又是“砰”的一声。
“两只。”她冷冷地报数。
我想看看她是不是在吹牛，透过窗户缝往外瞅。
好家伙，门口那两只最凶的公狼，脑袋都开了花，倒在雪地里抽搐。
狼群怕了。头狼仰天长啸了一声，剩下的狼夹着尾巴退进了林子里。
屋里充满了火药味。安娜把枪扔给我，揉了揉肩膀。
那一下肯定撞得不轻，她眉头皱都没皱一下。
“枪法不错。”我由衷地赞叹道，“练过？”
“杀过人。”她轻描淡写地说，仿佛在说杀过鸡。
她走到炉火边坐下，从怀里掏出一个银色的打火机，“啪”地一声点燃。火苗映着她的脸，半明半暗。那打火机很精致，上面刻着一只双头鹰。
“烟。”她伸出手。
我卷了一根旱烟递给她。她就着火苗吸了一口，被呛得剧烈咳嗽起来，眼泪都咳出来了，但她还是死命地吸，像是要用烟雾把肺里的恐惧都熏死。
“这东西给你。”她突然把打火机扔给我。
我接住，那是金属的，带着她的体温。
“定情信物？”我开了个玩笑。
“买命钱。”她看着火苗，眼神空洞，“如果有天有人来找我，你把这个给他，或许能保你一命。或者……让你死得更快。”
“什么意思？”我皱起眉，感觉手里的打火机变得烫手。
“别问，李。”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多了一丝柔和，或者是怜悯，“做个瞎子，做个聋子。这对你有好处。”
她说完，开始哼歌。那是一首我不曾听过的调子，凄凉、婉转，像是在哭诉。
“这是什么歌？”
“这是我的遗嘱。”她笑了笑，笑容在火光里显得格外破碎，“过来，李。我教你唱。你要学会每一个音符，一个都不能错。”
那天晚上，我们在满是狼尸和血腥味的木屋里，一遍又一遍地唱着那首怪歌。
我以为那是情调，其实那是她在往我脑子里刻下那个足以毁灭世界的秘密。
日子如果能一直这样过下去，我也许会真的娶了她，哪怕她是只喂不熟的狼。
但半个月后的那个清晨，山里的风突然变了向。
那天我起得很早，正要去收昨晚下的套子。
安娜突然拉住了我的袖子，她的手冰凉，指甲几乎陷进我的肉里。
“有人来了。”她盯着窗户缝，声音压得很低，像是一根绷紧的弦。
我趴在门缝往外看。白茫茫的雪地上，几个黑点正像虱子一样往这边蠕动。
那是隔壁村的老黑，这人是个二道贩子，也是这一带出了名的恶棍，专门干些偷猎和走私的勾当。
他手里拿着那种探测金属的长杆子，在雪地里戳来戳去。
“这帮狗日的。”我骂了一句，伸手去拿枪。
“别动枪！”安娜按住我的手，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决绝，“枪声会引来更多人。那是‘毒蛇’的人，那个带头的胖子只是条狗。”
她迅速拖出那个一直藏在炕洞里的黑色手提箱。那箱子我也见过几次，她平时睡觉都枕着。她打开箱子，里面没有什么金条美钞，只有一叠厚厚的文件和几个像硬盘一样的铁疙瘩。
她把文件一股脑塞进炉膛里。火苗“呼”地一下窜起来，映得她满脸通红。
纸张燃烧的味道里混着一种奇怪的塑料味。
“你在干什么？”我想去抢，“这可能是你的护身符！”
“这是催命符。”她头也不回，一边烧一边把那些铁疙瘩砸烂，扔进尿桶里，“李，听着。接下来我说的每一个字，你都要记在脑子里，刻在骨头上。”
她转过身，双手捧着我的脸。她的手掌粗糙，那是常年握操纵杆磨出的茧子。
“把那首歌唱一遍。现在。”她命令道。
“这时候唱什么歌？”我急了。
“唱！”她吼了一声，眼圈红了。
我硬着头皮哼起了那首怪调子。她死死盯着我的眼睛，像是在检查一件精密的仪器。
当我哼错一个音节时，她狠狠地掐了我一下：
“错了！重来！那个音要上扬，像狼嚎一样！”
我就这样被她逼着，在那个充满了焦糊味的早晨，把那首像哭丧一样的歌哼了十几遍。
直到最后一遍，她终于松开了手，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脊梁骨，瘫坐在地上。
“记住了吗？”她问。
“记住了。”我点点头，脑子里全是那该死的旋律。
“好。”她从怀里掏出那把勃朗宁手枪，那是她身上最后一件武器，“现在，你出去。去林子里躲着，天黑之前别回来。”
“那你呢？”
“我还有事要做。”她笑了笑，那是她第一次对我露出这种温柔的笑，像是在看一个傻子，“去吧，李。别回头。”
我被她推出了门。我走了几步，忍不住回头。她站在门口，穿着我不合身的棉袄，冲我挥了挥手。那一刻，我觉得她不像是个特工，就像个送丈夫出门的媳妇。
我在林子里躲了一天。傍晚回到猎屋时，门是大开着的。
屋里一片狼藉，桌子被掀翻了，炉子里的灰被刨得满地都是。安娜不见了。
地上有一滩血，还没干透。雪地上是一串杂乱的脚印，通向深山。老黑他们来过，又走了。
我发疯一样顺着脚印追，追到悬崖边。脚印消失了，只有那只我给她缝的鹿皮靴子孤零零地掉在崖边。
老黑带人把我堵在了悬崖边。他用枪托砸破了我的头，血流进眼睛里。
“那娘们给了你什么？”老黑踩着我的脸，恶狠狠地问，“那个黑箱子里的东西呢？”
“烧了。”我吐出一口血沫子，“全烧了。”
“放屁！”老黑又是一脚，“那是几百亿的东西，能让你烧了？”
“我不知道什么几百亿。”我死死攥着兜里的打火机，“我只知道她是个女人。”
老黑没弄死我，也没找到东西。他骂骂咧咧地走了，说我是个疯子。
那一晚，我坐在空荡荡的猎屋里，对着空气哼那首歌。
哼着哼着，我就哭了。
二十四岁的李国柱，第一次觉得这大兴安岭的雪，真他妈的冷。
时间这东西，有时候过得快，有时候过得慢。
安娜走后的日子，快得像流水。我没再打猎，老老实实当了个护林员。我没盖新房，也没娶媳妇。村里的媒婆来了几次，都被我用扫帚赶出去了。他们说李国柱魂丢了，被那个洋鬼子勾走了。
我不反驳。我确实丢了魂。
我每天守着那个破木屋，把那个双头鹰打火机擦得锃亮。每当夜深人静，我就哼那首歌。那是她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我觉得只要我还在唱，她就没死透。
这一唱，就是二十三年。
2014年的冬天，雪下得跟那年一样大。
一辆挂着领事馆牌照的黑色轿车，居然开进了林场。
车上下来个穿着黑西装的洋人，戴着墨镜，即便是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也板着个脸。
他径直走到我面前，用生硬的中文问：
“你是李国柱？”
我正在劈柴，斧头停在半空：“我是。”
他递给我一个信封。信封很厚，没有邮票，只印着一个红色的火漆印——还是那个双头鹰。
我的手抖了一下，斧头差点砸脚上。
撕开信封，里面是一张飞往莫斯科的机票，和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年轻时的我，站在雪地里，傻乎乎地笑着，背后是那个猎屋。
那是安娜拍的吗？我从来不知道她有照相机。
“谁让你来的？”我问。
“到了你就知道了。”那人面无表情，“有人想见你。她说，这是还债的时候。”
还债？还什么债？是情债，还是命债？
我二话没说，收拾了两件衣服，揣上那个打火机，跟着那人走了。
二十三年了，我就等这一天。
哪怕是去死，我也得问问她，当年为什么要把那只靴子扔在悬崖边，骗了我半辈子。
莫斯科没有雪，只有灰蒙蒙的天和冷冰冰的楼。
我像个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被人领着穿过那些宽阔得吓人的街道。
这里的人都不笑，行色匆匆。空气里没有松脂味，只有汽油和劣质香水的味道。
车子开进了一座位于郊外的疗养院。
这里说是疗养院，其实更像是个监狱。高墙电网，门口全是荷枪实弹的保镖。
我被带进了一间巨大的房间。
房间里铺着红地毯，墙上挂着油画，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
但我没看见安娜。
房间正中央停着一辆轮椅，上面坐着个老头。
他脸上全是老人斑，在那身棉服里缩成一团。
他正在咳嗽，咳得像是要把肺吐出来。
“你来了。”老头抬起头，那双眼睛虽然浑浊，但依然透着股狠劲，“大兴安岭的猎人，李。”
“你是谁？”我警惕地看着他，“安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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