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悦与不甘
“计划有变，准备夺冠。”
1月24日，一则词条登上了微博热搜，让人们将目光久违地投向了让我们失望过无数次的中国国足。
（图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赛前并不被看好的U23国足（全称为中国国家奥林匹克男子足球队），以五战零失球的成绩进军亚洲杯决赛。据数据统计，仅在央视频平台上，赛前预约收看人数就超过30万人，而直播收视率就高达1.63%。许多不曾关注过足球，更不可能关注中国国足的观众，都在当晚北京时间23点，选择守在电视机旁。
这样比赛之所以会万众瞩目，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U23国家队此前五次曾五次参加亚洲杯，但是均未能晋级。此次能够进军决赛就已经刷新纪录，而此刻他们距离冠军也只有一步之遥；另一方面，决赛的对手日本，无论是出于历史情结还是出于足球情结，都可谓与中国有着“血海深仇”。中国国家足球队曾经是日本足球队的“克星”，但是在1998年后，就再也没有在国际正式比赛上赢过日本。U23足球队对日本的战绩稍好，但是也仅仅取得两场胜利，其中一场还需要追溯到1991年。
无论是出于对冠军的渴望，还是对民族尊严的捍卫，我们都渴望能够取得胜利，尤其是在中日关系如此紧张的国际局势之下。
然而，结果却不尽人愿。0比4的大比分碾压，宣判了本届U23国足征程的结束。这场故事就好像一位漫画家的经典名言，“青春本就充满遗憾。”
在以往，国足的失利总是伴随着粉丝们的失望与心碎，但是这一场比赛，粉丝们心情却是喜悦中伴随着些许不甘。喜悦，是因为超出预料的发挥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足球的希望；不甘，是因为我们拼尽全力却仍然无法战胜对手。
球员能力的差距
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次失败反倒是意义非凡。
输给日本并没有给中国观众们的头上浇冷水，反而点燃了球迷们的激情，也让我们得以客观地审视与日本之间在足球领域的差距。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足球世界，每场比赛后面，是以周为单位的重复训练；而一支夺冠球队的建设，在有足球文化土壤的欧洲，需要3~5年。在没有足球文化，或者足球文化已经衰落的国度，则需要二十年到三十年。
如果认真看完整场比赛，并且抛开对于日本政治家们的厌恶，应该会大方承认中日两国在整体足球事业的建设上，仍然存在差距。
历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将王朝的兴衰归因于两个维度：人事与制度。人事，是指人才的能力、素质与品性；制度，则是用来组织、约束和激励人才，并且能长期复制下去的一整套规则与流程。
在足球的世界里，同样存在着“人事”与“制度”：一名足球运动员是否脚法精湛和技术全面，在比赛中能否严格执行队伍的纪律和教练的命令，在赛场之外能否严于律己，这些是“人事”的部分。而国家的培训与选拔体制是否能够公正高效地为队伍输送人才，文化氛围能否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足球活动，这些是“制度”的部分。
在这两个方面，我们与日本U23的差距暴露无疑。
在之前的比赛中，U23国足凭借着“532”阵型（即五后卫，三中场和二前锋）取得了无败零丢分的佳绩，但是“532”阵型本身更侧重于“摆大巴”防御，通常是实力较弱、打法较为保守队伍的选择。在决赛之夜，由于我们中路缺少一个能把球稳住、把节奏理顺的“发动机”，进攻就显得十分松散。到头来只能频繁选择长传去“碰运气”。但是，多数时间里球要么落不住，要么很快被回收，要么就只能被迫回传，始终难以把球输送到日本队的腹地。反观日本队，则精准地拿捏住“532”阵型的短板，频繁用边路的穿插来拉扯中国队的防线，在比赛第12分钟率先进球后，就已经在心态上取得绝对优势。
在赛后，某著名球评人指出，“这场决赛对未来的指导意义是，以后不管哪个教练，只要是在中国，只要是国字号，谁打532阵型我就要跟他说不要打。”原因是这个阵型对于球员的要求太高。而日本网友在雅虎论坛上的回复则更耐人寻味：“与其纠结于阵型，首先不是应该提高‘停球、踢球’的基本功水平吗？”无论是哪一种批评思路，都直指中国队球员个人水平仍有进步空间的现状。在对这些评论咬牙切齿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球员个人能力上仍然存在差距。
还有一项数据值得我们关注。在日本的U23适龄球员中，效力于欧洲顶级联赛的球员就有五人，而中国队阵中只有效力过荷兰乙级联赛的王博豪。更令人不甘的是，上述的五名日本球员并没有入选本届亚洲杯大名单，也就是说，日本足球队是以第二梯队的阵容大比分将我们战胜。
足球体制的差距
曼联功勋教练弗格森爵士曾将麾下的球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天赋异禀的先天型球员，另一类则是靠纪律培养出的后天型球员。对于前者，公平合理的足球体制可以让足球天才不被埋没；而对于后者，足球体制可以体系化和批量化地“造血”，培养出国家和球队所需要的选手。对于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而言，体制更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而中国足球体制的问题，主要暴露在青训体制和管理体制两个方面。
在青训体制方面，虽然近年来国家投入资金建立了大量青训基地，但是在青少年注册球员人数上仍然与足球强国存在较大差距。根据中国足协主席宋凯在中国足协会员大会上的介绍，我国目前注册人数为10.92万人，而日本青少年的踢球人口在31年间就增长了62万。别忘了，中日两国在人口基数上就存在着天壤之别。
而且，哪怕建设了不少青训基地，但是家长们对于青少年的足球教育并没有太大的热情，因为选择足球道路往往上升空间有限，青少年所面临的课业压力已经占据了生活中大部分时间。而在日本，踢足球就和学钢琴、学美术一样，既被家长们视为可以培养精神品格，也不影响学历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像重野弘三郎和卷诚一郎这样的选手，都是在名校大学毕业后才选择加入职业联赛。这与欧洲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在欧洲接受青训的选手虽然也需要上文化课，但通常也只是浅尝辄止，不过他们凭借足球这个赛道就能取得极高的工资和社会地位。这在中国显然也做不到。
（图源：AI制作）
在管理体制方面，中国足协曾经出现过严重的腐败现象。2022年末的反腐风暴让18位足协相关人士锒铛入狱，其中还包括原主教练李铁。伴随腐败现象的是中国足协的管理失能和财务危机，根据2022年披露的数据，中国足协因为联赛收入下降和赞助商撤资等原因，负债高达12亿，直到2025年也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反观日本，很早就将国内联赛（J联赛）与日本足协完全切割，从根源上杜绝“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失范现象。在J联赛理事会的成员中，有三分之一的成员来自于社会，包括媒体人、作家、艺术家等等。社会人士的存在既可以避免官僚主义作风，也可以让联赛主办方能够听到民众呼声。而尽量避免利益纠葛的日本足协，则更像一个公益组织，会帮助整理历任国家队教练的经验与心得，也会每年开设总经理培训课程，帮助各俱乐部总经理作出更好的财政决策。恰当的权力分配，让足球联赛和足球协会可以各司其事：前者按照商业化的逻辑赚取收益和流量，也可以用来磨练选手；而后者则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去统筹和协调。
搭建一套合理完善的青训体制和管理体制，培养出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展露头角的队伍，这条道路日本人走了多久？如果以1996年时任日本足协主席川源三郎提出的“日本足球百年计划”为分水岭，日本足球已经沉淀了长达30年。
而这支U23中国足球队，如果以主教练安东尼奥·普切的接棒作为起点，也才刚刚磨砺了六年。但是，在这六年间，他看着这些球员们从少年步入青年，熟悉他们每一个人的技术特点和性格特点。这也是为什么在决赛之前，我们能够坚如磐石般地执行“532”阵型攻克敌人，却又能在面对越南时大幅改变阵型，以“小快灵”的方式轻取对手。如果不是对于每一位球员的能力和球员之间会产生的化学反应心知肚明，主教练安东尼奥·普切不可能做出这样精巧的调度。
而在六年期间，伴随的是国家对于足球体制的改革。去年1月份推出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将职业联赛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监管权与运营权分开，厘清中国足协与中足联的职责定位。近两年，我国青少年注册球员增长高达24.88%。去年11月份国家足球青训中心挂牌运转和五级青训体系建设的推进，都预示着中国足球前景方兴未艾。“苏超”等民间足球联赛的兴起，也唤起了中国球迷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与血性。
六年时间，对于曾经浮躁的中国足球而言，已经是一种难得的坚持。但对于一个国家的足球事业，还远远不够。我们仍然有许多路要走，也仍然需要怀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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