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9年,怀着我骨肉的女飞行员刘玉被押上吉普车,我以为这段云泥之别的孽缘就此画上句号。

二十六年后,一个气质冷艳的女人坐进我的出租车,报出的目的地竟是我那早已破败的老家。

“赵小贵,你是不是觉得她回省城后打了胎,嫁了高干子弟,这辈子过得比你好?”

女人冷笑着把一张泛黄的私密旧照甩在我脸上,那是我以为早在那个清晨就被销毁的罪证。

我看着照片背景里熟悉的芦苇荡浑身冰凉,当年她含泪离开后的二十六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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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西南边陲的山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生疼,带着一股子还没化开的雪腥味。

我叫赵小贵,那年刚满二十二岁。

我是公社派驻到空军场站的一名临时工,名义上是支前民兵,其实就是干些修修补补、烧锅炉打杂的活计。

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场站里,我的身份很尴尬。

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装,每天灰头土脸地穿梭在那些穿着笔挺军装、走路带风的人中间,像只误入天鹅群的土鸭子。

场站里最让人眼馋的,不是食堂里偶尔供应的红烧肉,也不是周末操场上放映的露天电影。

而是飞行大队的那几个女飞行员。

她们被称为“天之骄女”,是那个年代最耀眼的存在。

无论走到哪,下巴永远抬得高高的,眼神里透着股让人不敢直视的英气,仿佛她们天生就属于云端,而我们只配烂在泥里。

刘玉就是其中最扎眼的一个。

听说她是省城来的,家里是书香门第,还是个大学生,气质清冷得像山顶的一捧雪。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刘玉,是在那条通往靶场的烂泥路上。

那天我背着沉重的工具包,正准备去检修那台老掉牙的柴油发电机,满脑子想的都是晚上能不能混个肉包子吃。

一辆墨绿色的吉普车横在路中间,引擎盖缝隙里正突突地冒着白烟。

刘玉站在车旁,在那身宽大的飞行服衬托下,显得格外纤细单薄,正对着那冒烟的铁疙瘩发愁。

她急得团团转,白皙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几缕头发贴在鬓角。

看见我走过来,她像看见了救星,原本有些焦急黯淡的眼神瞬间亮了一下。

“同志,能不能帮个忙?车抛锚了,我有急任务要去靶场。”

她的声音很好听,脆生生的,不像咱村里大老娘们那种大嗓门,倒像山涧里碰着石头的泉水。

我没说话,只是闷着头走了过去。

放下工具包,我熟练地用袖子垫着手,掀开了滚烫的引擎盖。

一股刺鼻的焦糊味扑面而来。

一看就是水箱开锅了,加上分电器受潮,这破车能在这种烂泥路上跑到这也算是个奇迹。

我二话不说,跳下路边的水沟,用随身带的搪瓷缸子打了两缸凉水,小心翼翼地浇在水箱上。

“呲啦”一声,白色的蒸气腾地一下冒起来,把我们俩都罩在了一片迷蒙的雾气里。

我看不太清她的脸,只闻到一股淡淡的雪花膏香味,混杂在汽油味里,怪好闻的。

我用衣角擦了擦分电器上的水珠,又从工具包里掏出扳手,紧了紧那根松松垮垮的皮带。

“试试火。”我直起腰,拍了拍手上的铁锈。

刘玉赶紧钻进驾驶室,那双原本握操纵杆的手有些笨拙地拧动钥匙。

随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声,老吉普车猛地抖动了两下,终于轰隆隆地活过来了。

她高兴坏了,从车窗探出头来,脸上洋溢着一种我从未在那些严肃的飞行员脸上见过的笑容。

那种笑,没有任何架子,纯粹得像个得到了糖果的孩子。

“谢谢你啊,小同志!你手艺真好,我都急死了!”

她说着,手忙脚乱地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把东西递给我。

我下意识地用满是油污的手接住。

是两颗大白兔奶糖。

在那年头,这可是只有过年才能见着的稀罕物,还带着她掌心温热的体温。

我愣在原地,傻乎乎地看着吉普车卷起一路黄尘,消失在道路尽头。

手里那两颗糖,烫得我掌心发热,心里像是有只小老鼠在抓挠。

我剥开一颗放进嘴里。

那甜味瞬间在舌尖炸开,一直甜到了心里,也苦到了后来的命里。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甜的糖。

也是我这辈子犯下最大错误的开始。

有了第一次,心里的野草就疯长了起来。

年轻人的心一旦动了,就像春天的藤蔓,只要有一点阳光,就拼了命地往上爬。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往飞行大队的生活区凑。

今天借口修水管,明天说是换灯泡,哪怕只是路过,也要伸长脖子往那扇铁门里瞅两眼,盼着能看见那个身影。

刘玉似乎也记住了我这个“手艺好”的小木匠。

偶尔碰面,她不再像对别人那样冷冰冰的,而是会主动停下来,笑着跟我打个招呼,叫我一声“小贵同志”。

这简单的四个字,能让我兴奋得一整宿睡不着觉,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地傻笑。

我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每天把那身破工装洗得干干净净,胡子也刮得铁青,甚至偷着用凉水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我们的关系真正突破,是因为一封家信。

那时候场站管理严得吓人,尤其是她们这种重点培养对象,信件往来都要经过政审,连只苍蝇飞出去都得登记公母。

有一天傍晚,我在锅炉房烧水,正对着炉膛里的火苗发呆。

刘玉突然急匆匆地跑进来,手里紧紧攥着一个信封,神色慌张,像只受惊的小鹿。

“小贵,能不能……帮我个忙?”

她咬着嘴唇,眼神里带着祈求,声音压得很低。

原来,她是想给省里的家里寄封信,但这信里有些不想让队里知道的私事,不敢走收发室。

具体什么事她没说,我也没问,我只觉得这是天大的信任。

这是她第一次求我。

我看着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只觉得脑子一热,哪怕是让我去炸碉堡我都敢去。

我二话没说,把信封揣进贴身衬衣里,趁着夜色翻过两道带刺的铁丝网,像个野猴子一样跑了十几里山路去了镇上的邮局。

那一晚月黑风高,我跑得肺都要炸了,回来的时候裤腿被荆棘挂得稀烂,腿上也全是血道子。

但我心里美滋滋的。

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只能在地上仰望她的战友不一样了,我和她之间,有了秘密。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就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她常让我帮她带些私人物品,有时候是紧俏的雪花膏、发卡,有时候是想看的闲书。

作为回报,她会偷偷塞给我食堂里的肉包子,或者是一些在这个偏僻山沟里见都没见过的新奇玩意儿。

我们见面的地点,也从充满煤灰味的锅炉房,转移到了更加隐蔽的地方。

有时候是废弃的机库后面,有时候是那片茂密得连风都吹不透的芦苇荡。

我们谈天说地,谈她的梦想,谈我的家乡。

她说她想飞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不想被困在这个山沟沟里,也不想嫁给家里安排的那个从未见过面的高干子弟。

她说她羡慕我,虽然是个临时工,虽然穷,但活得自由自在,脚踩在泥土里是踏实的。

我听着她的倾诉,看着她那双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的眼睛。

心里那种因身份差距而产生的自卑感,慢慢被一种强烈的、想要保护她的冲动所取代。

我觉得她虽然高高在上,但其实活得很孤独。

像一只被关在金笼子里的鸟,羽毛虽美,却飞不出那四方天。

而我,就是那个能在笼子外面陪她说话的人。

这种错觉,让我忘乎所以,忘了我们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那是云和泥的差别。

是一个将来要翱翔九天的凤凰,和一个注定要在地里刨食一辈子的土狗之间的差别。

可那时候年轻啊,血气方刚。

总觉得只要两个人看对眼了,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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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年的夏天,雨水特别多,像是要把天河都倒下来。

整个场站都笼罩在一片湿漉漉的水汽里,空气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身上总是黏糊糊的。

那天刘玉的状态很不对劲。

听说是在考核中因为一个小失误,差点摔了飞机,被教导员狠狠批了一顿,还被勒令停飞反省一周。

对于一个飞行员来说,停飞简直比杀了她还难受。

晚上,她约我在瓜棚见面。

那个瓜棚在场站的最边缘,平时几乎没人来,只有几个看瓜的老农偶尔路过,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我赶到的时候,外面已经雷声滚滚,黑云压城。

刘玉一个人缩在瓜棚的角落里,抱着膝盖,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个被遗弃的孩子。

我走过去,轻轻叫了她一声:“小玉。”

她猛地抬起头,满脸都是泪水,那双平时傲气的眼睛此刻红肿不堪,看得我心都要碎了。

“小贵,我不想飞了,太累了……我想回家,我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她哭着扑进我怀里,双手紧紧抓着我的后背,力气大得像是要嵌进我的肉里。

我僵硬地张着手,一时间不知所措。

她的身体软软的,带着一股好闻的香皂味,在这个充满霉味的瓜棚里显得格格不入,直往我鼻子里钻。

外面的雨终于落了下来。

豆大的雨点砸在瓜棚的茅草顶上,噼里啪啦响成一片,像是要把这天地都砸穿,也把这世俗的规矩都砸烂。

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惨白的光照亮了狭窄逼仄的瓜棚。

也照亮了刘玉那张挂满泪痕却依然动人心魄的脸,还有她起伏剧烈的胸口。

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那种眼神里,有脆弱,有依赖,还有一种让我浑身血液瞬间沸腾的火热。

“小贵,你带我走吧,好不好?去哪里都行。”

她呢喃着,滚烫的嘴唇毫无征兆地贴上了我的脖子。

我脑子里最后一根名为理智的弦,就在那一刻,“崩”的一声断了。

什么纪律,什么前途,什么身份悬殊,统统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猛地抱紧了她,像是要把她揉进我的骨血里。

在这狂风暴雨的荒野瓜棚里,在这破旧潮湿的草席上。

我们像两只绝望的小兽,互相撕咬,互相取暖,试图用彼此的体温来对抗这冰冷的世界。

那种冲动是原始的,是野蛮的,也是致命的。

雨下了一整夜。

我们就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抵死缠绵,直到精疲力尽,直到外面的雷声都听不见了。

天快亮的时候,雨停了。

刘玉缩在我怀里,睡得像只猫,眉头依然微微皱着。

我看着她熟睡的侧脸,看着她裸露在外的白皙肩膀。

心里并没有丝毫占有后的满足感。

取而代之的,是铺天盖地的恐惧。

像是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冷得我直打哆嗦。

我知道,我闯祸了。

闯了弥天大祸。

在这个年代,这种事叫“乱搞男女关系”,严重的叫“流氓罪”。

更何况,她是部队的飞行员,是国家的宝贝疙瘩,是重点保护对象。

而我,只是个一无所有的临时工,是个连编制都没有的泥腿子。

我颤抖着手,从兜里摸出一根压扁了的烟,想点上压压惊。

可火柴划了好几根,都断了,手抖得根本握不住。

我看着外面的晨曦一点点亮起来。

那光不像希望,倒像是审判的利剑,悬在了我的头顶,随时都会落下来要了我的命。

那之后的一段日子,我过得提心吊胆,像是走在悬崖边上。

每次看见穿军装的人走过来,我的腿肚子都忍不住打转,生怕下一秒就被抓起来。

刘玉也变得小心翼翼。

我们不敢再频繁见面,只能在人多的时候,隔着人群靠眼神偷偷交流。

每次看到她,她的脸色似乎都比上次更苍白一些,人也越来越瘦。

我以为她是吓的,心里充满了愧疚,觉得自己不是个东西,却又无能为力。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大概过了两个月,场站里开始有些风言风语,像是阴沟里的老鼠,怎么堵都堵不住。

说是刘玉在例行体检的时候晕倒了。

还说医生查出了大问题。

那天中午,我正在食堂打饭,端着铝饭盒的手一直在抖。

几个地勤的小战士在旁边排队,压低了声音嘀嘀咕咕,声音不大,却像炸雷一样钻进我耳朵里。

“哎,听说了吗?那个刘玉,好像怀孕了。”

“真的假的?她不是没对象吗?也没听说谈恋爱啊。”

“谁知道呢,作风问题呗,听说上面震怒了,这下可完喽,这只金凤凰算是折了。”

我手里的铝饭盒“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饭菜洒了一地,滚烫的热汤溅在脚面上,烫起了一串燎泡,但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在回荡:完了。

彻底完了。

我像个丢了魂的木偶,不知道怎么走回宿舍的。

我想去找她,想问问她怎么样了,想告诉她别怕有我在。

可我走到一半又退了回来。

我不敢。

我是个懦夫。

那天下午,场站的广播里一直在播报纪律条令,一遍又一遍。

那严厉的声音,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念我的判决书,要把我钉在耻辱柱上。

我躲在被窝里,浑身发抖,冷汗把床单都浸湿了。

我想想刘玉现在的处境,她一定在被隔离审查,被那些严厉的保卫干事逼问那个男人是谁。

她会说吗?

如果她说了,我就死定了,这辈子就毁了,还会连累家里的爹娘。

如果她不说,她所有的前途,所有的荣誉,甚至她这一辈子,就全完了。

在生死和前途面前,我那点可怜的爱情,变得一文不值。

我甚至开始偷偷收拾行李,把几件破衣服塞进包里,做好了随时跑路的准备。

那几天,我度日如年。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油锅里煎熬。

我没敢去见她最后一面。

甚至连靠近那个禁闭室的勇气都没有。

直到三天后的一个清晨,雾气还没散尽。

一辆墨绿色的吉普车停在了飞行大队的门口,引擎轰鸣着。

我躲在远处的一棵老槐树后面,把自己缩在阴影里,像个见不得光的老鼠,远远地看着。

刘玉出来了。

她没有穿那身平时最爱惜的、英姿飒爽的飞行服。

而是换上了一件普通的、有些发皱的便装。

手里提着一个简单的网兜,里面装着脸盆和几件换洗衣服,显得那么寒酸。

她瘦了,瘦得脱了相。

原本合身的衣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脸色惨白得像一张纸,眼睛肿得像桃子。

两个保卫干事一左一右地跟着她,面无表情。

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又像是踩在我的心尖上。

在上车前的那一刻。

她突然停住了脚步,转过头,朝着我藏身的方向看了一眼。

那个眼神,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成了我无数个噩梦的源头。

没有怨恨,没有愤怒,甚至没有责备。

只有无尽的绝望、空洞,还有一种深深的、让人窒息的死寂。

像是在看我,又像是在看这片埋葬了她青春、梦想和爱情的土地。

那一瞬间,我想冲出去,想大喊一声“是我干的,别带她走”。

可是我的脚像生了根一样,死死地钉在泥地里,动弹不得。

喉咙里像是塞了一团湿棉花,发不出一点声音。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上了车。

看着沉重的车门“砰”的一声关上,把我们隔绝在了两个世界。

吉普车发动了,卷起漫天的尘土。

带着那个怀了我孩子的女人,带着那个曾经想飞上蓝天的骄傲姑娘,永远地离开了。

我瘫坐在树后的泥坑里。

狠狠地抽了自己两个耳光。

下手很重,嘴角都流血了,脸火辣辣地疼。

可心里的疼,比这要疼上一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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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走后,场站里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大地震。

似乎有人刻意把这件事压下去了,毕竟这是丑闻,传出去谁都不好看。

或者是刘玉一口咬定没有什么男人,只是她自己的错,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罪。

反正,那把悬在我头顶的剑,没有落下来。

我活下来了。

像个卑鄙的窃贼一样,偷来了一条命,却丢了魂。

没过多久,场站的扩建工程结束了。

我也被一纸通知遣散回了原籍。

回到赵家沟的那天,村口的大喇叭里正放着欢快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阳光明媚,鸡犬相闻,炊烟袅袅。爹娘看见我回来,高兴得直抹眼泪,拉着我的手看个不停。他们张罗着给我杀鸡宰鸭,把家里过年才舍得吃的腊肉都拿了出来,庆祝我平安归来。我看着碗里油汪汪的鸡腿,突然觉得一阵反胃。胃里像是有一只手在狠狠地搅动,酸水直往喉咙口涌。我一把推开饭桌,跌跌撞撞地冲出去。跑到院墙角,吐得昏天黑地,把苦胆水都吐出来了。

娘吓坏了,扔下筷子就跑过来给我拍背。“小贵,这是咋了?是不是路上遭罪了?”我摆摆手,想说话,眼前却一黑,直挺挺地栽倒在地上。

那段时间,我大病了一场。高烧烧了好几天,浑身滚烫,嘴里一直说着胡话。村里的赤脚医生老刘来了好几趟,又是扎针又是灌草药,可那烧就是不退。爹急得在院子里转圈,一根接一根地抽旱烟。娘则是跪在灶王爷画像前磕头,还在半夜偷偷去十字路口烧黄纸叫魂。

“小贵回来哟……魂儿回来哟……”娘凄厉的叫魂声在夜里飘荡,听得人心里发毛。我在昏迷中却只觉得吵,拼命想挣脱那只看不见的手。我抓住爹的胳膊,指甲都陷进他的肉里。“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嘶哑地喊着,眼泪顺着眼角流进耳朵里。

娘后来跟我说,我一直在喊什么“飞”、“对不起”、“别走”。爹当时脸色铁青,把所有人都赶了出去,死死捂住我的嘴。“闭嘴!不想死就闭嘴!”他在我耳边低吼。好在没人听得懂,只当我是干活累着了,或是撞了什么邪祟。

病好以后,我变得沉默寡言。以前那个爱说爱笑、胆大包天、总想着往外跑的赵小贵死了。活下来的,只是一个只会干活的行尸走肉。我整天坐在村口的石磨盘上发呆,看着天上的云卷云舒。村里人路过跟我打招呼,我理都不理。没过多久,村里就开始有了闲话。“赵家那小子是不是在外面受刺激了?怎么跟个傻子似的。”“八成是犯了错被撵回来的,你看他那魂不守舍的样。”

爹听不下去了,有一天吃饭时把碗重重往桌子上一摔。“你要是还想当个带把的爷们,就给我像个人样!”“你要死要活给谁看?想把我和你娘都气死是不是?”我依旧低头扒饭,像是没听见。

爹气急了,抄起扫帚就要打我,结果动作太猛,闪了老腰,哎哟一声瘫在椅子上。看着爹痛苦的样子,那一刻,我心里的某根弦断了。我放下碗,冷冷地说:“别闹了,我听你们的。”

为了让我收心,爹娘托媒人给我说了门亲事。对方是邻村的王桂花。媒人把桂花夸得天花乱坠,说她是那十里八乡最能干的姑娘。相亲那天,我故意穿了件脏背心,胡子拉碴地蹲在门口劈柴。桂花跟着媒人进了院子,穿着件大红碎花的上衣,两只手粗糙得像树皮。

我连正眼都没瞧她,手里的斧头把木头劈得震天响。“我脾气不好,还会打人,你跟了我没好日子过。”我吐掉嘴里的烟头,恶狠狠地对她说。我想把她吓跑,把这门亲事搅黄。

谁知桂花只是愣了一下,随即卷起袖子,走过来一把夺过我手里的斧头。“打人犯法,你不敢。”她说话很冲,手上的动作却利索,咔嚓一声,木头应声而开。“这院子乱得像猪窝,以后我收拾。你只管下地干活,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她说完,自顾自地拿起扫帚就开始扫院子,比在自己家还自在。

我看傻了眼。这女人不按常理出牌。“你图啥?我不稀罕你。”我盯着她的背影问。桂花头也没回,一边扫地一边大声说:“图你是个壮劳力,图这一砖到顶的大瓦房。过日子不是唱大戏,哪来那么多稀罕不稀罕。”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没劲。真的没劲透了。连这样一个没文化的村姑都活得比我明白。我木然地点了头。对我来说,娶谁都一样,反正不是那个人。

结婚那天,村里很热闹。大红的喜字贴满了窗棂,唢呐声吹得震天响,吵得人头疼。流水席摆了十几桌,全村老少都来了。大家推杯换盏,划拳猜令,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白酒和旱烟的味道。我被一群发小围在中间灌酒。“小贵,听说城里的姑娘都水灵,你咋没带一个回来?”二狗子喝得满脸通红,搂着我的肩膀大着舌头问。

我手里的酒杯顿了一下,酒洒出来一半。“城里……哪有什么城里。”我惨笑一声,仰头把那半杯烈酒灌进喉咙。喉咙像被火烧了一样,火辣辣地疼,一直烧到心里。“喝!今天谁不醉谁是孙子!”我大声吼着,抓起酒瓶子就开始对着嘴吹。我想把自己彻底灌死,哪怕醉死在今天,也比清醒着面对明天强。我喝了很多酒,醉得人事不省,最后是被几个人抬进洞房的。

洞房花烛夜,我把桂花压在身下。

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脑子里闪过的,却是那个暴雨夜的瓜棚,是那个有着好闻香皂味、身体柔软得像云一样的女人。

我哭了。

哭得像个傻子,泪水打湿了红色的枕巾。

桂花以为我是高兴的,一边给我擦泪,一边温柔地抱着我,像哄孩子一样。

“小贵哥,以后咱俩好好过日子,我一定给你生个大胖小子,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我听着她的承诺,心里却像坠进了一个无底的黑洞。

我知道,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那个离天空最近的梦,碎了。

日子就像指缝里的沙,不知不觉就漏光了。

八零年,分田到户,日子有了奔头。

我凭着在部队学的一点机械手艺,凑钱买了辆手扶拖拉机,帮人拉砖搞运输。

那时候只要肯干,遍地都是黄金。

我也算是村里最早富起来的一批人,盖了红砖瓦房,买了彩电,成了村里的能人。

桂花给我生了个儿子,虎头虎脑的,大家都说长得像我。

我也尽力扮演着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角色,努力赚钱养家。

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空虚感就像毒蛇一样缠绕着我,勒得我喘不过气。

我常常做一个梦。

梦见一架银色的飞机在云端飞翔,划出一道长长的白线。

刘玉坐在驾驶舱里,回过头冲我笑,笑得那么好看。

然后飞机突然失控,坠落,变成一团火球。

我就在那个梦里惊醒,一身冷汗,再也睡不着。

为了麻痹自己,我染上了赌博。

一开始是打扑克,后来是推牌九,越玩越大。

输赢越来越大,心也越来越野,好像只有那种刺激感能让我觉得我还活着。

九十年代中期,我输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

那帮要债的人堵在门口骂,桂花哭着跟我闹,拿着农药瓶子要喝药。

看着满屋子的狼藉,看着儿子惊恐无助的眼神。

我终于清醒了一点。

我卖了拖拉机,东拼西凑还了债。

为了生计,我借钱考了驾照,去县城开起了出租车。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个在这个城市里游荡的幽灵。

每天握着方向盘,穿梭在大街小巷,看着霓虹灯闪烁。

看过无数人的悲欢离合,听过无数人的家长里短。

我的心慢慢变得麻木,变得坚硬,像一块石头。

我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

刘玉这个名字,已经被我埋进了心底最深最阴暗的角落,上面长满了荒草,没人能看见。

我以为她回省城后,肯定已经打掉了孩子。

凭她的家庭条件,肯定能重新开始。

说不定嫁了个门当户对的高干子弟,当了官太太,过着我无法想象的富足生活。

我甚至在心里暗暗庆幸,庆幸自己当年的懦弱。

庆幸当年没有不管不顾地冲出去。

那样只会毁了她,也毁了我。

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支撑着我度过了漫长的二十六年。

直到那个深秋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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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秋天,来得格外萧瑟。

县城的街道上落满了梧桐叶,风一吹,卷起一阵阵枯黄的波浪,像是满地的碎金子,却透着股凄凉。

那天我运气不好,一整天没拉几个活儿。

到了傍晚,我把车停在火车站的出口,打算碰碰运气,拉个最后的一单就收车回家。

我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早就凉透了的浓茶。

茶渍苦涩,顺着喉咙流下去,正如我现在的生活,没什么滋味。

这时候,副驾驶的车门被拉开了。

一阵冷风灌了进来,夹杂着一股淡淡的、高级的香水味,和这出租车里的烟草味格格不入。

我下意识地转过头。

那一瞬间,我手里的保温杯差点没拿稳,滚烫的茶水洒了一裤子。

坐进来的,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

她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卡其色风衣,领口竖着,遮住了半个下巴,显得很神秘。

头发烫着时髦的大波浪,随意地披散在肩头。

虽然脸上戴着大大的墨镜,遮住了眼睛。

但那露出来的鼻子和嘴唇,还有那股子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清冷劲儿。

太像了。

真的太像了。

像极了当年的刘玉。

尤其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质,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我愣愣地看着她,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起来,像是要撞断肋骨冲出来。

是不是我老眼昏花了?

还是我又在做那个该死的梦?

女人摘下墨镜,露出一双清澈却冰冷的眼睛。

她转过头,透过后视镜冷冷地瞥了我一眼。

那眼神,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瞬间剖开了我那一层层伪装的皮囊,把那个懦弱的赵小贵揪了出来。

看得我浑身发冷,头皮发麻,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

“师傅,去赵家沟。”

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感,听不出任何情绪。

赵家沟?

我愣住了。

那是我的老家,一个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穷山沟。

这几年村里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些留守的老人和荒废的院子。

这样一个一看就是大城市来的、浑身透着贵气的女人,去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干什么?

我张了张嘴,想问点什么。

想问问她是哪里人,去那找谁。

可是喉咙里像是卡了一块鱼刺,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只能机械地点点头,发动了车子。

一路上,车厢里安静得让人窒息。

只有发动机苍老的轰鸣声,和轮胎碾过路面的沙沙声。

天色越来越暗,路边的树影像是张牙舞爪的鬼怪,不断地向后倒退。

我透过后视镜,偷偷观察着那个女人。

她一直看着窗外,侧脸的轮廓在路灯忽明忽暗的光影里,显得格外立体。

偶尔,她会微微蹙起眉头,那个神态,简直和当年的刘玉一模一样。

我的心里翻江倒海,七上八下。

无数个念头在脑海里乱撞。

她是刘玉吗?

不可能,刘玉如果活着,现在也该五十岁了,不可能这么年轻。

那是她的亲戚?

还是……

我不敢往下想。

那是一个我连做梦都不敢触碰的禁区,藏着我这辈子最大的罪孽。

车子驶离了县城,拐上了通往赵家沟的土路。

路面坑坑洼洼,车身剧烈地颠簸着,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女人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她的身体随着车身晃动,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僵直的姿态。

那是极度紧张,或者是极度压抑的表现。

终于,到了村口那棵老槐树下。

二十六年前,我就躲在这棵树后面,看着那辆吉普车带走了刘玉。

如今,我又把这辆载着谜团的车,停在了同一个地方。

这就是命吗?

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逃都逃不掉。

“到了,四十五块。”

我把车停稳,声音有些发颤,不敢回头看她,只想赶紧让她下车。

身后没有传来掏钱的声音。

只有一阵悉悉索索的摩擦声,像是皮具打开的声音。

紧接着,一只修长白皙的手伸了过来。

并没有拿着钱。

而是拿着一张黑白照片。

那手轻轻地把照片放在了副驾驶座那满是灰尘的仪表台上。

指尖在照片上点了点,发出“笃笃”两声轻响。

这声音不大,却像两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口上。

我僵硬地转过头,视线落在那张照片上。

只一眼,我的脑子里就“轰”的一声炸开了。

全身的血液仿佛在一瞬间凝固,又在一瞬间沸腾。

那是一张有些发黄、边角已经磨损起毛的老照片。

背景是一片茂密的芦苇荡,那是当年场站后面我们幽会的地方。

照片上,年轻时的我光着膀子,裤腿卷到膝盖,手里举着刚从水泡子里抓上来的两条草鱼。

笑得满脸褶子,露出一口大白牙,傻气冲天。

而在我的旁边,只露出了半个肩膀。

那是一件飞行服的袖子,袖口上还沾着一点机油。

虽然没有拍到脸,但那个肩膀的线条,那个站姿。

化成灰我都认识。

那是刘玉。

这张照片,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是我们最快乐的一天。

刘玉偷偷带了照相机出来,说要给我留个影。

后来她说胶卷曝光了,没洗出来。

我也就信了,以为那段时光连个影子都没留下。

原来……她一直留着。

留了整整二十六年。

巨大的冲击让我瞬间破防。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模糊了视线。

我颤抖着伸出手,想要触碰那张照片,却又不敢,生怕一碰它就碎了。

我猛地抬起头,死死地盯着身边的女人。

此刻,她的脸和记忆中那张年轻的脸庞完美地重叠在了一起。

我的嘴唇剧烈地哆嗦着,声音颤抖:

“你是……我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