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两个人的长征》、新浪网、人民网、《北京日报》等相关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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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16日清晨，江西于都河畔，两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年轻人背起行囊，站在河边久久凝视。
李爱德和马普安，一个是历史学博士，一个是新闻学硕士。
这两个在北京生活多年的英国人，在这一天做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近乎疯狂的决定——重走红军长征路。
不过他们的目的很特殊。
作为严谨的历史学者，李爱德和马普安想用最科学的方式，亲自验证长征的真实距离。
当时西方一些媒体对"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数字提出了质疑。
他们拿出地图，用尺子量了量，从江西于都到陕西吴起，点对点的直线距离不过6000多公里。
有人甚至在报纸上发文章，标题赫然写着："中国的长征没有那么长"。
这些质疑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雅虎新闻将相关报道列入点击率前5名，世界各种报纸上关于这一问题的报道很快达到100多篇。
李爱德和马普安看到这些报道后，决定用最原始也最准确的方法——用双脚去丈量这段历史。
他们要带着测量仪器，记录下每一公里的行程，然后用科学数据说话。
两人在出发前就对媒体表示："我们要以历史学者特有的严谨，通过点对点的连线，用双脚去丈量我们所走的里程，得出真实的结论。"
这话听起来客观中立，但其实也透着几分怀疑。
为了保证测量的准确性，李爱德和马普安为这次行走制定了严格的"三大纪律"：第一，绝不坐车；第二，如果因某种原因必须坐车，事后必须回到坐车起始点继续步行前进；第三，不必两次走同一条路线。
这三条纪律看起来很科学。
他们觉得，只有制定了纪律，才能约束自己的行动，确保测量的准确性。
两人为这次行走付出了巨大代价。
他们放弃了在北京收入丰厚的工作，倾尽所有积蓄，还向银行申请了高息贷款。
这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赌注。
身边的朋友都劝他们放弃。
李爱德和马普安都没有任何远足和野外生存经验，也没有获得官方支持。
更麻烦的是，马普安患有慢性胃病，在艰苦的行程中随时可能发作。
可两人依然坚持。
李爱德说："我们要通过走访曾经历过长征的老人，走他们曾经走过的路线，对长征有更多的理解。"
马普安则表示："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激励起其他人对历史的兴趣。"
2002年10月16日上午，两个英国人背起行囊，踏上了这段未知的旅程。
他们带着笔记本，带着测量仪器，带着一颗想要"揭开真相"的心。
那时候的他们，眼中满是自信，觉得用不了一年，就能给世界一个准确的答案。
然而384天后，当这两个英国学者走到陕北吴起镇时，李爱德看着手中那本被汗水浸透、被泥土弄脏的记录本，看着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的数据和经历，突然跪在地上放声大哭。
那一刻，他终于明白，自己当初的想法有多么幼稚，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
【一】出发：科学测量的开始
2002年10月，李爱德36岁，马普安也正值壮年。
两人在北京的生活本来安逸舒适，李爱德在一家研究机构工作，马普安则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收入都很不错。
可他们突然决定放弃这一切，进行这次"疯狂"的旅行。
周围的人都不理解，有人甚至说他们是"疯子"。
在出发前的准备会上，两人拿出了详细的计划。
他们准备沿着红一方面军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的长征路线行走，从江西于都出发，经过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等地，最终到达陕西吴起镇。
李爱德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从于都到吴起，用尺子量了量，点对点测量，直线距离大约6000公里。
他指着地图对马普安说："你看，如果我们沿着这条直线走，最多也就是6000多公里。"
"二万五千里，那可是12500公里，整整是直线距离的两倍多。"
马普安点点头："这就是我们要验证的。"
"我们要记录下每一公里，每一个转弯，每一次爬坡。"
"到时候，我们用数据说话。"
那时候的他们，眼中满是自信。
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西方学者，他们相信科学，相信数据，相信用双脚丈量出来的距离才是最准确的。
他们甚至准备了GPS定位仪，打算精确记录每一段行程。
2002年10月16日，两人从江西于都出发。
这里是当年中央红军集结出发的地方。
1934年10月，8万多中央红军从这里渡过于都河，开始了漫长的征程。
于都河宽约600米，水流湍急。
当地人告诉他们，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红军主力8.6万余人就是从这里的8个渡口渡河的。
老百姓拆下门板做成浮桥，帮助红军过河。
李爱德和马普安在河边站了很久。
他们试图想象当年的情景：8万多人，浩浩荡荡，渡过这条河，走向未知的远方。
那时候的红军，并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头几天走得还算轻松。
十月的江西，秋高气爽，气温适宜。
两个年轻人背着不算太重的行囊，每天能走三四十公里。
他们一边走，一边用GPS记录，一边在笔记本上做标记。
每走一段，就在地图上画一条线，标注里程数。
马普安负责记录，李爱德负责拍照和采访。
按照他们的计划，如果每天走40公里，大约150天就能走完全程。
李爱德盘算着：就算遇到困难，速度慢一些，最多也就是200多天。
第一周，他们走得很顺利。
虽然山路崎岖，但两人毕竟年轻力壮，体力还跟得上。
晚上，他们住在路边的小旅馆或者农家，吃着热腾腾的饭菜，记录着一天的行程。
马普安在笔记本上写道："第一周，行程约250公里，平均每天35公里。"
"按这个速度，我们大约需要170天左右走完全程。"
"这个数字，和我们预计的'二万五千里'相差甚远。"
可很快，事情就开始变得不对劲了。
【二】第一道封锁线：复杂的路线
进入福建和广东边境后，李爱德和马普安遇到了第一个意外。
他们本以为，从江西往西走，应该是比较直的一条路。
可实际上，红军在这一带的行军路线远比想象中复杂。
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信丰河，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
之后，红军继续西进，但路线并不是笔直的。
当地一位80多岁的老人告诉他们："1934年10月那会儿，国民党的军队到处都是。"
"红军不能走大路，只能走小路，翻山越岭。"
"有时候往南走一段，有时候又往北绕一圈，就是为了避开敌人的主力。"
李爱德听了有些不解："可是，这样不是走了很多冤枉路吗？"
老人笑了笑："小伙子，那时候红军要是直着走，早就被包围了。"
"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几十万大军，不绕着走能行吗？"
这话让李爱德愣住了。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用和平时期的思维去理解战争年代的行军。
红军不是去旅游，不是去散步，而是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突围。
马普安翻开随身带的历史资料，上面写着：1934年10月，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周围构筑了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消灭在突围路上。
红军为了突破这些封锁线，不得不采取迂回的战术。
"但这也不会增加太多距离吧？"
马普安在笔记本上写道。
他依然觉得，即使有些迂回，总体上还是向西前进的，不会偏离太远。
两人继续前行。
他们穿过福建的崇山峻岭，进入广东北部。
这一带山路更加崎岖，有时候要爬很陡的山坡，有时候要蹚过小溪。
每天晚上，他们都会总结当天的行程。
李爱德负责在地图上标注路线，马普安负责记录里程和感受。
"今天走了38公里，但实际上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25公里左右。"
马普安记录道，"山路崎岖，上上下下，确实比直线距离要长一些。"
11月初，两人进入湖南境内。
这时候天气开始转凉，早晚温差变大。
马普安的胃病开始隐隐作痛，但他咬牙坚持。
进入湖南后，他们遇到了更多关于长征的故事。
当地的老人讲述着1934年11月红军经过这里时的情景。
一位老人说："那年11月，红军从我们村子经过。"
"队伍可长了，走了好几天都没走完。"
"我爷爷那时候还帮红军带过路，说红军对老百姓可好了，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李爱德问："红军走的是什么路线？"
老人指着远处的山："那边，翻过那座山，再往西走。"
"红军走的是小路，不走大路。"
"大路上都是国民党的军队。"
"翻山？"李爱德看着那座山，海拔至少有七八百米，"为什么不绕过去？"
老人笑了："绕过去更远，而且容易遇到敌人。"
"翻山虽然累，但安全。"
马普安在笔记本上记录着这些细节。
他开始意识到，长征的路线远比地图上的一条线复杂得多。
【三】湘江战役：血染的征程
2002年11月下旬，李爱德和马普安来到了湘江一带。
这里是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两岸与国民党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这场战役，后来被称为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战。
在湘江边，李爱德和马普安遇到了几位当地的老人。
老人们讲述着70年前那场惨烈的战斗。
"那几天，枪炮声响个不停。"
一位85岁的老人回忆道，"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后来听大人说，湘江的水都被染红了。"
另一位老人说："红军为了突围，打得很惨烈。"
"很多战士倒在江边，再也没能站起来。"
李爱德和马普安查阅了大量资料。
湘江战役中，国民党军调集了几十万兵力，在湘江东岸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红军为了突破封锁，在新圩、觉山、光华铺等地与敌人展开激战。
战役历时7天，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战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大部分指战员牺牲。
站在湘江边，李爱德和马普安沉默了很久。
他们在湘江边停留了三天，走访了新圩、觉山铺、脚山铺等当年的战场。
这些地方如今已是宁静的村庄，但70年前，这里曾是血与火的战场。
在觉山铺，当地建有一座红军烈士墓。
墓碑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那些都是牺牲在这里的红军战士。
很多墓碑上只写着"无名烈士"，连名字都没能留下。
李爱德在墓前站了很久。
他想象着70年前的那个冬天，那些年轻的战士，为了突围，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湘江。
有的倒在江边，有的倒在水中，却依然前仆后继。
马普安在笔记本上写道："湘江战役让我们看到了长征的残酷。"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行军，而是一场生死突围。"
"红军走的每一步，都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步。"
离开湘江后，两人继续西行。
他们的行程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但他们开始发现，实际走过的距离，和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似乎有些出入。
"我们已经走了50多天，行程大约1800公里。"
李爱德看着地图说，"可按照直线距离，我们才走了不到1200公里。"
马普安说："可能是因为山路崎岖，走的路比直线距离长。"
"这很正常。"
两人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出入"，只是一个开始。
12月底，李爱德和马普安进入贵州境内。
这时候已经是冬天，天气寒冷。
贵州的山更多更高,路更加难走。
进入贵州后，他们的行进速度明显变慢了。
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有时候遇到特别难走的山路，一天只能走十几公里。
马普安的胃病开始频繁发作。
有时候疼得他直不起腰，只能坐在路边休息。
李爱德就陪着他，等他缓过来再继续走。
尽管艰难，两人还是坚持记录着每天的行程。
他们采访沿途的村民，记录红军经过时的故事。
他们拍了上百卷胶卷，记录了上千页笔记。
这一路走来，李爱德和马普安越来越感受到长征的艰辛。
可他们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科学测量"计划，依然记录着每一公里的行程，准备最后用数据说话。
【四】遵义：历史的转折
2003年1月，李爱德和马普安抵达贵州遵义。
这里是他们此行的一个重要节点。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在这里召开。
这次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在遵义，两人受到了当地的欢迎。
他们参加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会议室里挂着红色横幅，写着"庆祝遵义会议胜利召开68周年两英国学者重走长征路新闻发布会"。
来自贵州省内外的100多名记者、旅游界人士和官员参加了这场发布会。
现场还有一位88岁的老红军王道金，老人戴着棒球帽，穿着红军军装，精神矍铄。
李爱德看着这位真正经历过长征的老人，内心涌起复杂的情绪。
他走上前去，和老人握手。
老人的手很粗糙，满是岁月的痕迹。
"您当年几岁参加长征的？"李爱德问。
"15岁。"老人说，"我是1934年跟着部队从江西出发的，那年我才15岁。"
"您走完了全程吗？"老人点点头："走完了。"
"一路走来，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
"有的饿死在草地里，有的冻死在雪山上，有的牺牲在战场上。"
"我算是运气好，活了下来。"
李爱德听着，眼眶有些湿润。
眼前这位老人，70年前还是个少年，就走完了那段艰难的征程。
新闻发布会上，李爱德和马普安介绍了他们的行程。
从2002年10月16日出发，到现在已经走了近三个月，行程2000多公里。
有记者问："你们觉得长征真的有二万五千里吗？"
李爱德看了看马普安，两人都没有立刻回答。
停顿了几秒后，李爱德说："我们还在走，等走完全程，我们会给出答案。"
那时候的他们，心里其实已经有些动摇了。
他们发现，实际走过的路程，比地图上的直线距离长得多。
但他们还不确定，这种差距到底有多大。
离开遵义后，两人继续西行。
接下来的路程，是他们此行最艰难的阶段。
1月下旬，李爱德和马普安进入川贵滇交界地带。
这里的地形更加复杂，山高路险，天气寒冷。
他们查阅资料发现，1935年1月29日，红军从遵义地区出发，在土城与国民党军发生战斗。
战斗失利后,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
之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红军在赤水河两岸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
站在赤水河边，李爱德和马普安拿出地图，试图在地图上标注红军的行军路线。
可他们很快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红军在这一带的行军路线太复杂了。
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北，一会儿向南，来回穿插，迂回前进。
地图上画不出这样的路线图。
"这...这要怎么走？"马普安看着地图，皱起了眉头。
李爱德也有些困惑。
他们本来计划按照红军的路线行走，可现在发现，这个路线根本画不出来。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李爱德和马普安在川贵滇边境艰难行进。
他们翻过一座又一座山，渡过一条又一条河。
有时候走到一个地方，发现红军曾经在这里走过两次、三次，甚至更多次。
3月初，两人走到了一个叫做土城的地方。
这里是红军一渡赤水的地点。
当地老人告诉他们，1935年1月29日，红军在这里与国民党军激战后，从这里渡过赤水河。
可资料显示，2月18日至21日，红军又二渡赤水，回师贵州。
3月16日至17日，红军三渡赤水。
3月21日至22日，红军四渡赤水。
"也就是说，红军在这一带来回走了好几次？"马普安问。
当地的向导点点头："对，红军在这一带转了好几个月。"
"有时候往东走，有时候往西走，把国民党的军队耍得团团转。"
李爱德和马普安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
他们开始意识到，长征的路线，远远不是地图上的一条直线那么简单。
可到底复杂到什么程度，他们还没有完全理解。
3月底，两人离开了川贵滇边境，继续北上。
这时候，他们已经走了5个多月，行程超过3000公里。
按照最初的计划，他们应该快要到达终点了。
可实际上，他们才走了一半多一点。
马普安的胃病越来越严重，有时候疼得他在地上打滚。
李爱德劝他休息几天，可马普安咬着牙坚持："不行，我们说好了要走完全程，不能半途而废。"
4月，两人进入四川西部。
这里是红军长征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在懋功，李爱德和马普安又遇到了几位老红军。
这些老人都已经八九十岁，但说起当年的事，依然记忆犹新。
一位老人说："1935年6月，我们在这里和中央红军会师。"
"那时候中央红军只剩下两三万人了，从江西出发时可是有8万多人啊。"
另一位老人说:"会师后，两支部队一起北上。"
"我们翻过了夹金山，穿过了草地，那段路，真是太难走了。"
李爱德问："翻雪山，过草地，大概有多远？"
老人摇摇头："这个没法说。"
"雪山一座接一座，草地走了好几天。"
"有的战友倒在雪山上，有的战友陷在草地里，再也没能起来。"
听着老人的讲述，李爱德和马普安心情沉重。
他们即将面对的，就是当年红军走过的雪山和草地。
那将是他们此行最艰难的阶段，也是他们最终彻底改变认知的阶段...
2003年5月，李爱德和马普安来到了四川懋功。
他们在这里休整了几天，准备迎接接下来最艰难的挑战——翻越雪山，穿越草地。
这是长征途中最艰险的路段。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从懋功出发，翻越夹金山，进入川西北。
之后，红军又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仓德山、打古山等多座雪山，穿越了茫茫草地，最终到达陕北。
站在夹金山脚下，李爱德和马普安抬头望去。
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山顶终年积雪，云雾缭绕。
当地藏族同胞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
可就是这样一座山，红军翻过去了。
而且不止一次，有的部队甚至翻越了两次、三次。
李爱德和马普安准备了充足的装备。
他们穿着现代化的冲锋衣，带着羽绒睡袋，背着氧气罐，还有充足的食物和水。
即便如此，两人心里还是没有底。
5月中旬的一个清晨，两人开始攀登夹金山。
向导告诉他们，现在这个季节，天气还算可以，但山上依然很冷，而且容易起雾。
刚开始，山路还算平缓。
可越往上走，路就越陡，空气也越来越稀薄。
走到海拔3000米左右时，两人就感到呼吸困难。
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
马普安的脸色变得煞白，额头上冒出冷汗。
他的慢性胃病在高原反应的作用下发作了，疼得他弯下腰。
"我...我走不动了..."马普安坐在一块石头上，大口喘着气。
李爱德拿出氧气罐，让马普安吸了几口。
休息了十几分钟后，两人继续往上爬。
海拔3500米，风开始变大了。
尽管穿着厚厚的冲锋衣，两人还是感到寒冷。
李爱德的手冻得发麻，握不住登山杖。
海拔3800米，开始下雪了。
雪花打在脸上，又冷又疼。
脚下的山路被雪覆盖，变得湿滑。
马普安一个不小心，脚下一滑，差点摔下山坡。
李爱德赶紧拉住他。
两人相互搀扶着，艰难地往上爬。
这时候，马普安的高原反应更严重了。
他开始呕吐，吐出来的全是黄水。
"不行...我真的走不动了..."马普安瘫坐在雪地里，脸色惨白如纸。
李爱德看着他，又看看远处的山顶，心里开始动摇。
要不要放弃？要不要下山？可如果现在放弃，他们这几个月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就在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位当地的藏族老人。
老人赶着几头牦牛，从山上下来。
老人看到两个外国人坐在雪地里，走过来问："你们这是要上山？"
李爱德点点头："我们在重走红军长征路。"
老人听了，沉默了一会儿，指着山顶说："当年红军翻这座山的时候，穿的是草鞋，有的连鞋都没有。"
"没有棉衣，没有氧气，很多人就倒在山上，再也没起来。"
老人顿了顿，又说:"我爷爷那时候还是个孩子，看到红军翻山。"
"他说，那些红军战士一个挨着一个，相互搀扶着往上爬。"
"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后面的人就把他抬到路边，继续往前走。"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拼命？"马普安喘着气问。
老人看着他，认真地说:"因为他们要活下去，要走出去，要去完成他们的使命。"
说完，老人从怀里掏出一块糌粑，递给马普安："吃点东西，补充点体力。"
"你们年轻人，要坚持下去。"马普安接过糌粑，眼泪突然流了下来。
他想起了出发前的那些豪言壮语，想起了自己要"科学验证"的计划。
可现在，面对这座4000多米的雪山，他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艰难。
李爱德扶起马普安，两人咬着牙继续往上爬。
一步，两步，三步...
每一步都是那么艰难。
终于，在下午3点多，两人爬到了夹金山顶。
他们瘫坐在山顶的雪地里，看着眼前的雪山连绵不绝，看着脚下的云海翻滚，心中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李爱德拿出笔记本，想记录这一刻。
可他的手冻得僵硬，根本握不住笔。
他放下笔记本，突然跪在雪地里，放声大哭起来。
马普安问："你怎么了？"
李爱德指着远处，哽咽着说："你看，前面还有那么多雪山。"
"红军当年翻过了一座又一座。"
"我们只翻一座就这么难，他们...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马普安也沉默了。
他看着远处连绵的雪山，看着脚下来时的路，心中开始动摇。
他们之前的那些判断，那些计算，那些"科学测量"，在这一刻，似乎都变得苍白无力。
从夹金山下来后，马普安病倒了。
他的胃病加上高原反应，让他躺在懋功的一家小旅馆里，三天三夜起不来床。
李爱德守在他身边，心里开始盘算：要不要继续？
如果继续，前面还有草地，还有更多的雪山。
以马普安现在的身体状况，很可能挺不过去。
可如果现在放弃，他们这大半年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他们答应要走完全程，要用科学的方式验证长征的距离。
5月底，马普安的病情稍有好转。
他坚持要继续前进。
李爱德劝他休息几天，可马普安说："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不能半途而废。"
6月初，两人继续北上，准备穿越川西北草地。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比翻雪山更加艰难的考验。
而正是这段草地之行，让他们彻底推翻了之前所有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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