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腊月二十二,年味儿已经裹着北方的寒风,钻透了北京城的每一条胡同。我叫张和平,二十二岁,从河北农村来北京打零工快两年,在木樨园的服装批发市场帮人搬货、理货,干的都是最累的活,挣的是最干净的辛苦钱。

这一年攥了点积蓄,咬着牙买了张从北京西到石家庄的绿皮火车硬座票,再转汽车回邢台老家,心里就盼着能早点见到爹娘,吃上一口娘煮的红薯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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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春运,哪有什么舒适可言,火车站的广场上挤得水泄不通,扛着蛇皮袋的、抱着孩子的、背着铺盖卷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疲惫,却又藏着回家的急切。

我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装着给爹娘买的北京果脯,还有一件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藏青色外套,挤在人流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登上了那趟绿皮火车。

火车里的味道混杂得很,烟味、泡面味、汗味,还有孩子的哭闹声、大人的说话声,吵吵嚷嚷,却又透着一股子人间烟火气。

我的硬座票在车厢连接处,挨着厕所,脚都伸不开,站着的人比坐着的还多,连过道都被塞得满满当当。我挤到自己的位置,刚想把帆布包塞到座位底下,就瞥见斜对面的下铺,站着一个姑娘,正蹙着眉,扶着腰,脸色有些苍白。

那姑娘看着和我年纪相仿,穿着一件浅粉色的棉袄,头发扎成一个马尾,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贴在额头上。

她手里拎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还有一个布包,看着很单薄,和周围拥挤的人群格格不入。她的下铺,被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占着,汉子翘着二郎腿,嗑着瓜子,瓜子皮吐了一地,姑娘跟他说这是自己的铺位,汉子却眼皮都不抬,嘟囔着“站票的还想抢卧铺,小姑娘家家的不懂事”。

我看着姑娘委屈的样子,心里揪了一下。我从农村出来,见不得人受欺负,更何况是一个看着弱不禁风的姑娘。

我攥了攥拳头,走过去,对着那汉子说:“大哥,这铺位是这位姑娘的,车票上写得明明白白,你咋能占着呢?”

汉子斜睨了我一眼,上下打量我一番,见我穿着洗得褪色的工装,个子不算高,也没什么气势,冷哼一声:“关你屁事?小子,少管闲事,小心挨揍。”

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却没人敢说话,春运里的火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是萍水相逢,谁也不想惹麻烦。

姑娘拉了拉我的胳膊,小声说:“算了算了,大哥,我站着就行,不麻烦你了。”我却摇了摇头,看着那汉子:“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回家过年,图的是顺心,你占了别人的铺位,自己睡得踏实吗?”

汉子被我噎了一下,站起身,想跟我动手,旁边一个老大爷看不下去,说了句:“小伙子,人家姑娘的票,你就别占了,都是回家的,互相让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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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也有人跟着附和,汉子见寡不敌众,骂骂咧咧地拎着东西走了,临走前还瞪了我一眼,放了句狠话。我没往心里去,只转头对姑娘笑了笑:“姑娘,你坐吧,没事了。”

姑娘红了眼眶,连声道谢,她的声音软软的,像江南的春水,和北方的粗粝截然不同。

我这才知道,她叫胡莉颖,武汉人,在北京读大学,大四了,这次是回老家过年,买的是硬卧下铺,没想到被人占了。她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张和平,邢台农村的,在北京打工。

她看着我站在连接处,挤得动弹不得,过了一会儿,轻声说:“和平哥,要不你坐会儿吧,我站着歇歇。”

我赶紧摆手:“不用不用,我年轻,扛得住,你身子弱,还晕车,快坐着吧。”她却执意要让,推来推去,我还是没坐,只靠在栏杆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夜色。

火车一路向南,越往南走,人越多,每到一个站,就涌上来一大批人,车厢里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我站在连接处,腿麻了,就换个姿势,脚肿了,就踮踮脚,厕所旁边的味道越来越浓,我却不敢离开,怕姑娘再有什么麻烦。

胡莉颖看我站得辛苦,时不时递给我一瓶水,一块面包,我都推辞了,实在拗不过,就接了水,拧开喝了一口,心里暖暖的。

她跟我聊起北京的大学,聊起她学的会计专业,聊起她对未来的规划,说毕业后想留在北京工作,考个注册会计师。

我听着,心里既羡慕又自卑,我没读过多少书,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在北京的两年,见惯了城市的繁华,也尝够了底层的辛酸,搬货搬得胳膊肿,熬夜理货熬得眼睛红,被老板骂,被顾客嫌,却只能咬着牙忍着。

我跟她聊起我的老家,聊起老家的黄土坡,聊起爹娘的辛苦,聊起我来北京的初衷,就是想多挣点钱,盖个房子,让爹娘过上好日子。

她听得很认真,眼神里没有丝毫的嫌弃,只有理解和心疼,她说:“和平哥,你真不容易,你很孝顺,也很能干。”

这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不是因为我干活快,不是因为我能吃苦,而是因为我这个人。在北京的两年,我被人当成廉价的劳动力,没人在乎我叫什么,没人在乎我想什么,只有无尽的劳累和委屈,可在这趟拥挤的绿皮火车上,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却看到了我的不易,给了我最温暖的认可。

夜色越来越深,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地跑着,车厢里的嘈杂声渐渐小了,很多人靠在座位上、过道里睡着了,呼噜声此起彼伏。

胡莉颖靠在下铺的床头,也有些昏昏欲睡,她时不时抬头看我,见我还站着,就说:“和平哥,你过来躺会儿吧,下铺够宽,我们挤一挤。”

我赶紧拒绝:“不行不行,男女授受不亲,我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能跟你挤一个铺位。”

她脸一红,小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讲这些,你站了这么久,肯定累坏了,再站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的。”

我还是摇了摇头,说:“我真的没事,你睡吧,我守着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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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拗不过我,只好躺下,却翻来覆去睡不着,时不时跟我说几句话,怕我无聊。我就站在旁边,跟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从北京的天气,聊到老家的年俗,从打工的经历,聊到上学的趣事,不知不觉,就到了后半夜。

北方的腊月,夜里格外冷,火车的窗户漏风,寒风钻进来,吹得我瑟瑟发抖。我裹紧了身上的工装,还是觉得冷,脚已经麻得没有了知觉,腰也疼得直不起来,可我不敢动,怕影响到胡莉颖休息。

她似乎察觉到了,从包里拿出一件米色的围巾,扔给我:“和平哥,你把围巾围上吧,别冻着了。”

那围巾带着淡淡的香味,像是栀子花香,围在脖子上,暖暖的,不仅暖了身子,更暖了心。

我看着熟睡的胡莉颖,她的眉头舒展着,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像个孩子一样,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情愫,说不清道不明,只是觉得,这趟通宵的站立,一点都不亏。

这一夜,我就那样站着,靠着冰冷的栏杆,看着窗外的夜色,偶尔瞥一眼熟睡的胡莉颖,心里满是安稳。

累吗?当然累,腿麻了,脚肿了,腰像要断了一样,可心里却觉得很踏实,好像自己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我想,这就是爹娘教我的,做人要善良,要懂得帮助别人,出门在外,互相帮衬,才能走得更远。

天快亮的时候,火车到了石家庄站,这是我的下车站,也是胡莉颖转车的站。我揉了揉麻木的腿,活动了一下腰,拎起帆布包,准备下车。胡莉颖也醒了,她赶紧坐起来,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感激和不舍。

她翻遍了自己的包,找出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一支钢笔,快速地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串数字,然后撕下来,递给我:“和平哥,这是我的传呼机号码,还有我家里的固定电话,到了老家,要是方便的话,给我打个电话,让我知道你平安到家了。”

我愣了一下,接过那张纸条,纸条上的字迹娟秀工整,一串数字清晰地写在上面,旁边还有她的名字:胡莉颖。

那时候,传呼机还是稀罕物,我连手机都没见过,更别说传呼机了,我攥着那张纸条,心里扑通扑通地跳,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傻傻地说:“好,好,我一定给你打电话。”

“还有,”胡莉颖看着我,认真地说,“和平哥,你在北京打工,别太拼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要是有什么难处,或者想换个工作,就给我打传呼,我在北京认识一些人,或许能帮上你。”

我点了点头,眼睛有些湿润,这一路,我只是做了一件自己该做的事,把铺位让给了她,自己站了一个通宵,可她却记在了心里,还给了我一个能联系到她的号码,还说要帮我找工作。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在这趟拥挤的绿皮火车上,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让我这个在外漂泊的农村孩子,心里满是感动。

火车的鸣笛声响起,车门开了,我跟胡莉颖说了声“再见”,就转身挤下了火车。走到站台,我回头看,胡莉颖还站在车窗边,对着我挥手,我也对着她挥手,直到火车缓缓开动,她的身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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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攥着那张写着号码的纸条,站在石家庄的站台上,寒风刮在脸上,却一点都不觉得冷。我低头看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折起来,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像揣着一件稀世珍宝。

回到邢台老家,爹娘见我平安回来,高兴得合不拢嘴,娘赶紧端上热腾腾的红薯粥,还有我最爱吃的贴饼子,爹坐在旁边,问我在北京的情况,我一一跟他们说了,也跟他们说了火车上遇到胡莉颖的事,说了我把铺位让给她,站了一个通宵,她给了我一个传呼机号码的事。

爹娘听了,都笑了,娘说:“和平,你做得对,做人就是要善良,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这个姑娘心善,你要好好记着人家的情。”

爹点了点头:“出门在外,能遇到一个真心对你的人不容易,要是以后有机会,要好好报答人家。”

过年的时候,村里没有传呼台,也没有能打长途的电话,我只能把那张纸条好好收着,每天都拿出来看一眼,心里想着,等过完年,回到北京,一定要找个有传呼机的地方,给胡莉颖打个传呼,跟她说我平安到家了。

正月十五一过,我就告别了爹娘,返回了北京。还是回到木樨园的服装批发市场,还是干着搬货理货的活,只是心里多了一份念想,多了一个牵挂。

回到北京的第一天,我就找了批发市场旁边的一个小卖部,小卖部里有一部传呼机,是老板的,我跟老板说了好话,给了他一块钱,让他帮我给胡莉颖打了个传呼,内容很简单:和平已平安返京,一切安好,多谢关照。

发完传呼,我就在小卖部等着,心里既紧张又期待,怕她收不到,又怕她收到了不回。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小卖部的传呼机响了,老板看了一眼,跟我说:“小伙子,有人回你传呼了,说让你打这个固定电话。”

我赶紧接过老板手里的笔,记下了那个电话号码,然后又给了老板两块钱,让他帮我拨通了电话。电话响了几声,就被接起来了,那边传来了胡莉颖熟悉的声音,软软的,甜甜的:“喂,是和平哥吗?”

听到她的声音,我一下子就慌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傻傻地说:“是我,莉颖,是我,我返京了,一切都好。”

她在那边笑了,笑声像银铃一样:“和平哥,我就知道你会给我打传呼,听到你平安返京,我就放心了。你现在还在木樨园搬货吗?累不累?”

我跟她说了自己的工作,说还是老样子,不累,能扛得住。她听了,说:“和平哥,你别在那里干了,太辛苦了,还挣不到多少钱,我有个舅舅,在北京开了一家建材公司,最近在招仓库管理员,管吃管住,工资比你现在高,还不用干那么重的活,你要不要去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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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愣了一下,心里满是惊喜,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真的能得到她的帮助,能有一个换工作的机会。

木樨园的活,确实太累了,每天搬货搬得胳膊都抬不起来,工资还低,老板还特别苛刻,我早就想换工作了,只是没门路,没熟人,只能硬扛着。

我赶紧说:“去,我去,莉颖,太谢谢你了,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她在那边说:“不用谢,和平哥,这都是小事,我跟我舅舅说一声,你明天直接过去面试就行,我把地址和电话告诉你,你记一下。”

我赶紧拿出笔和纸,认真地记下了地址和电话,生怕记错一个字。挂了电话,我站在小卖部,激动得手都在抖,心里像开了花一样。我想,这就是善良的回报吧,只是一个小小的善举,却让我得到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第二天,我特意换上了那件给爹娘买的藏青色外套,洗了脸,梳了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按照胡莉颖给的地址,找到了她舅舅的建材公司。公司在丰台区,规模不算小,有自己的仓库,还有办公室,比木樨园的批发市场干净整洁多了。

胡莉颖的舅舅姓王,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看着很和蔼,他见了我,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又问了我在北京打工的经历,我都一一如实回答,没有隐瞒。

王舅舅听了,点了点头,说:“莉颖跟我说了,你是个实在人,心地善良,在火车上帮了她,我就喜欢跟实在人打交道,仓库管理员这个活,不需要多少文化,只要勤快、认真、负责就行,我看你行,你明天就来上班吧。”

就这样,我顺利地换了工作,成了建材公司的仓库管理员,管吃管住,工资比在木樨园翻了一倍,还不用干重活,只是负责整理仓库的货物,登记出入库,清点数量,轻松多了。

我心里对胡莉颖充满了感激,如果不是她,我可能还在木樨园搬货,干着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看不到一点希望。

上班后,我更加努力,每天早早地来到仓库,把货物整理得整整齐齐,登记得清清楚楚,从来不出错。

王舅舅看我干活认真负责,很器重我,慢慢把一些重要的活交给我做,让我负责跟客户对接,清点货物,安排发货。

我也珍惜这个机会,努力学习,不懂的就问,慢慢地,我熟悉了建材行业的门道,认识了很多客户,也学会了怎么跟人打交道。

我和胡莉颖也一直保持着联系,她那时候还在学校准备毕业论文,偶尔会给我打传呼,问我工作的情况,生活得怎么样。

我也会给她打传呼,跟她说我在公司的情况,说王舅舅很器重我,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有时候,她周末有空,会来公司看我,给我带一些水果和零食,我们会一起在公司附近的小饭馆吃顿饭,聊聊天,像朋友一样。

她还教我认字,教我写自己的名字,教我看简单的账本,她说:“和平哥,你不能一辈子只做仓库管理员,你要多学东西,多认字,以后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我听了她的话,每天下班之后,就拿出她给我的笔记本,认真地练字,认字,看她给我找的会计入门的书,一点点地学,一点点地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