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快结束那会儿,也就是1945年8月,一份让所有人都把下巴惊掉的“家底清单”摆到了延安的案头。

这份沉甸甸的报告,源自两大抗日根据地:山东和晋察冀。

咱们先看山东那边,罗荣桓他们手里攥着27万正规军,外带50万民兵,地盘横跨127个县,管着两千四百多万老百姓。

再瞅瞅以五台山为大本营的晋察冀,那数据更吓人:正规部队足足32万,民兵更有90万之多,164个县城插上了红旗,四千万乡亲跟着党走。

俩地儿合一块,那是快60万的正规军加上140万民兵的钢铁洪流。

这组数字一出来,别说小日本傻眼,就连当时跟着咱们的盟军观察员都直挠头:当年八路军去敌后的时候,满打满算不就几万人吗?

这咋跟变戏法似的,越打越多,还越打越凶?

不少人觉得这是“发动群众”的功劳。

这话对,但不全对。

真正让八路军脱胎换骨的那个扣子,其实早在八年前就被解开了。

那是个看似挺“扫兴”的决定。

时间拨回1937年,平型关大捷刚打完。

那是咱八路军出山后的头彩,把日本人“不可战胜”的牛皮吹破了,全国老百姓乐开了花,贺电跟雪花片似的往里飞。

可偏偏这时候,延安那边,毛主席给大伙儿这股子热乎劲儿兜头浇了一盆冰水。

主席的话说得很重,意思就一个:这种仗,往后不能再打了。

这话乍一听,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既然打赢了,凭啥收手?

既然能吃掉鬼子,为啥不趁热打铁?

想要弄明白这事儿,咱们得把激动的心按下,学学当年的当家人,安安心心算笔细账。

这笔账,是开国上将陈士榘的儿子陈人康后来才透出来的。

老陈将军当年就在115师,那是亲历者。

先看进项:平型关一战,115师干掉了1000多个鬼子。

这战绩,提气,给中国军队长脸。

可再看那头的出项,也就是代价。

按照档案里的说法,115师伤亡在400到600人上下。

咱们折中算,500人。

乍一看,干掉一千,自损五百,一换二,在那会儿中日装备天差地别的情况下,这买卖做得简直太划算了。

但在毛主席心里,这账本可不是这么个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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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倒下的这500号人,那都不是一般的兵。

那会儿115师全师也就一万五千人。

这帮人是啥来头?

那是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二万五千里长征剩下的心头肉啊。

这500人里,随便拎出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那都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意志比铁还硬、打仗门儿清的老兵油子。

在红军这支队伍里,这样的人就是“火种”。

把他们撒出去,一个人就能带出一个班,一个班长就能拉起一个排,一个排长就能扩成一个连。

可在平型关那个山沟沟里,为了吃掉鬼子一支运辎重的队伍,这500颗比金子还贵的“种子”,就这么没了。

咱们不妨往下推演推演:

115师那一万五千家底,每打一仗折进去500。

只要再来30场这种所谓的“大胜仗”,115师就得把番号撤了。

没错,你也许能换掉日军三万人。

可对于手里攥着几百万兵力、工厂日夜不停造枪造炮的日本鬼子来说,死三万人也就是擦破点皮。

但对于刚改编、手里家伙什儿破烂、还没地方招兵的八路军来说,主力拼没了,那就是断了脊梁骨,连翻身的老本都没了。

所以,陈士榘不止一次听到上面打招呼:这种消耗战,八路军玩不起。

这种仗,干一两回,灭灭鬼子的威风,给中国人提提气,让大伙知道“八路军是真抗日”,这就齐活了,政治上的分也拿到了。

再硬着头皮打,就是拿自己的棺材本去碰人家的利息,咋算都是赔本赚吆喝。

其实,这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马后炮”。

早在抗战刚开始那会儿的洛川会议上,中央早就定了调子:八路军的路子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啥叫独立自主?

就是不给别人当炮灰,不打那种傻乎乎的配合战。

啥叫山地游击?

就是别跟鬼子死磕阵地,别打那种你一拳我一脚的对攻。

平型关虽说是伏击,占了地形便宜,但从激烈程度看,还是一场刺刀见红的“硬仗”。

就连在一线指挥的林彪,打完仗回头看,也琢磨出不对劲了。

他后来说过大概这么个意思:咱们现在的条件,主要还是得去鬼子屁股后面搞袭击,断了他们的后路,才是拖死鬼子的好办法。

连林彪这种打仗鬼才都承认,抄后路比正面硬刚管用得多。

既然不让打“平型关式”的大仗,那一万五千号人聚在一块儿干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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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都凑一堆,光是为了这一张张嘴的吃喝,还得防着鬼子大扫荡,部队手脚都被捆住了,只能在夹缝里求活路。

于是,一个胆子大破天的招数出来了:分家。

115师的主力直接被掰成了两半。

一半由陈光、罗荣桓带着,往东走,一头扎进山东。

另一半跟着聂荣臻,留在晋察冀,以五台山为家。

表面看这是“化整为零”,把拳头给拆散了,实际上这是把“守家业”变成了“创家业”。

那一万五千名老红军,不再是手里那杆要命的枪,而是成了撒向田野里的种子。

他们到了山东,到了五台山,头等大事不是找鬼子拼命,而是发动老乡、把政权立起来、把民兵拉起来。

一个老红军进村,那就是总教头,立马能拉起一支游击队。

一百支游击队凑一块,那就是正规军。

这种裂变式的暴涨,是日本鬼子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的。

鬼子打仗那是老一套:摆开阵势,主力决战,赢家通吃。

可八路军给他们端上来的,是另一盘菜。

在这盘菜里,哪还有什么前线后方,每个村子、每个山头都是战场;也没有什么绝对的主力,每个拿锄头的老农都可能是要你命的战士。

当日军还在地图上画圈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早就淹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了。

铁路断了,炮楼被端了,粮食运不进,伤员运不出。

这就是当年主席叫停平型关那种打法的根本原因:

别争那一城一地的得失,别盯着那几个鬼子的人头数。

要留着青山在,要去敌人后方,要去人多的地方。

只要人在,只要火种不灭,燎原大火早晚烧起来。

咱们再把视线拉回1945年。

当陈光、罗荣桓在山东拉出27万大军,当聂荣臻在晋察冀统领32万兵马时,历史终于把那个最公正的分数打出来了。

假如1937年,八路军为了所谓的“面子”或者一时冲动,非要在山西跟鬼子硬碰硬死磕几十场,那到了1945年,史书上估计也就留下一句“壮烈殉国”的悲惨记录,哪还会有这席卷半个中国的抗日狂潮。

很多时候,咬牙忍住不打,比硬着头皮去打,更需要胆量,也更需要长远的眼光。

所有的“抠门惜兵”,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最后那场彻底的胜利。

信息来源:

《八路军》,史料丛书。

《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陈人康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