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州在短短一个月内接连发生两起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开枪致死的事件，这并不是孤立的治安案件，而是一场高度政治化、制度性张力不断积累后的集中爆发。
它所引发的全国性抗议，本质上并不是针对某一次具体执法行动的不满，而是针对一个正在发生质变的美国。
一个联邦政府不断扩张执法权力、地方政府治理空间被不断挤压、暴力垄断权开始出现模糊边界，而政治极化又将一切制度问题进一步情绪化和阵营化的美国。
如果从技术层面看，美国的暴力执法问题并非新鲜事。但此次冲突之所以显得格外激烈，在于它同时叠加了三个维度的张力：
第一，联邦执法力量选择性进入民主党控制区，本身就高度政治化；
第二，移民议题已经从政策争议升级为制度正当性之争；
第三，执法过程中出现的严重误判和明显不成比例的暴力，使“合法执法”与“国家暴力滥用”的界限变得前所未有地模糊。
过去一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的重点执法区域从洛杉矶、华盛顿特区、孟菲斯等地不断转移，而进入2026年初，这一重点突然集中到了明尼阿波利斯。这个转移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
美国无证移民数量最多的州从来不是明尼苏达，而是德克萨斯、佛罗里达、亚利桑那等传统红州，但这些地方却很少看到同等规模、同等强度、同等“军事化”的联邦执法行动。换句话说，执法资源的投放并不是单纯依据“问题严重性”，而是明显叠加了选区政治与党派博弈逻辑。
当执法行为被高度政治化，它就不再只是行政问题，而自动进入对抗模式。暴力执法会激发抗议，而抗议又反过来为更强硬的执法提供“正当性”。更关键的是，这种循环并不是意外结果，而是双方在政治逻辑上都“乐见其成”的结构性产物。
抗议者希望通过冲突证明联邦执法的违法性和残暴性，而执法者则希望抗议升级，从而为更高强度的武力使用提供理由。结果是，摩擦本身变成了政治工具，冲突不再是需要避免的风险，而是可以被“利用”的资源。
明州之所以成为爆点，还与此前Renee Good被射杀所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有关。那次事件已经将地方社会推入一种高度紧张、对联邦执法极端不信任的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发生第二起枪击，本质上就不再是“新事件”，而是“结构性爆雷”。社会心理已经处于临界点，任何新的刺激都会引发连锁反应。
特朗普对明州局势的态度转变，恰恰说明了这一点。最初他将责任完全推给民主党地方政府，指责州长沃尔兹“纵容混乱”“煽动叛乱”，强调联邦执法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但在第二起枪击案发生、并且视频证据清晰呈现之后，他却突然转向，声称与州长沟通顺利，并愿意考虑减少当地联邦特工规模。这并不是立场上的根本转变，而是政治成本计算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共和党内部的风险感显著上升。中期选举临近，任何持续发酵的“联邦杀害本国公民”叙事都会对摇摆选区极为不利。
更现实的是，如果共和党失去众议院，特朗普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将几乎丧失政策推动能力，同时重新面临弹劾风险。换言之，明州事件不仅是执法危机，更是权力存续危机。
其次是民调数据已经开始反噬特朗普的移民政策。Politico的最新调查显示，49%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的大规模驱逐行动“过于激进”，其中甚至包括五分之一曾在2024年支持他的选民。
更关键的是，超过三分之一的特朗普选民认为目标可以接受，但执行方式不可接受。这意味着“强硬移民”正在从政治资产转化为政治负债。
而最致命的一点在于Pretti案件本身的象征性。37岁的Pretti是一名护士，口碑良好，在现场的行为明显具有见义勇为性质。他并非对执法人员构成威胁，而是试图帮助一名被喷胡椒并被推倒的女性。
从事后信息来看，执法者极可能是将他手中的手机误认为枪支而开火。这使案件瞬间脱离“灰色地带”，进入“明显误杀”的范畴。特朗普若继续强硬护航，将直接背负“纵容杀害无辜公民”的政治标签。
因此，他不得不软化立场。这不是价值转变，而是政治生存逻辑。
特朗普选择派遣美国边境事务主管“边境沙皇”汤姆·霍曼（Homan）处理明州局势，也常被误解为进一步强硬。但实际上，这是一次相对“温和化”的调整。
因为此前更激进的美国边境巡逻队指挥官格雷戈里·波维诺（Bovino）甚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指控Pretti计划“大屠杀”，这种说法已经完全脱离事实与理性边界。霍曼至少更具官僚体系所带来的可控性。
更重要的是，霍曼是直接向特朗普汇报的。这意味着现场并不是真正由霍曼决策，而是由特朗普本人通过他进行“政治接管”。这是一种典型的总统责任收回机制：当局势过于危险，不能再让激进派自由发挥，而必须由总统亲自控制风险敞口。
从更宏观的制度层面看，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移民政策本身，而触及联邦与地方权力平衡的根基。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定义，国家是“垄断正当暴力使用权的实体”。但现在的问题是，在美国，谁在垄断暴力？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
最初，这一问题体现在国民警卫队的使用上。理论上，除华盛顿特区外，联邦政府调动国民警卫队必须获得州长同意；而法院后来甚至裁定，特朗普在华盛顿特区都无法以“打击犯罪”为名随意动用国民警卫队。这意味着传统“合法暴力工具”被制度性约束。
在这种背景下，ICE被推上了替代角色。但问题是，ICE本来是一个专业性极强、规模有限的机构，如今却被迅速扩张为准军事力量。人员来源审查松散、训练不足、职责边界模糊，甚至连公开反对政府执法方式的记者提交申请都能被录用，这本身就说明其招募机制已处于失控状态。
当一支并不专业的力量被赋予“暴力正当性”，它对地方政府的专业警察体系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羞辱。地方警察会自然认为，自己才是合法暴力的正当垄断者，而联邦执法人员是在“越权行使暴力”。这种冲突一旦叠加党派和意识形态对立，就几乎不可调和。
而Pretti案在共和党内部制造的撕裂尤为具有讽刺意味。共和党长期标榜“法律与秩序”，却出现未经审判即被击毙的案件；共和党推崇“小政府”，却看到联邦力量不断侵入地方；共和党捍卫第二修正案，却面对一个合法持枪、合法携枪、却被误杀的白人男性公民。
第二修正案写道：“人民持有与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而现实却是，这项权利在“执法紧张状态”下变成了风险标签。这对共和党内的拥枪派而言几乎是观念层面的崩塌。
更尴尬的是，MAGA阵营长期将“非法移民”与特定少数族裔形象绑定，而如今被连续枪杀的却是美国公民，且其中一位还是典型的“正面形象白人男性”。这让整个叙事系统发生短路。
因此，移民议题很可能从共和党的“加分项”变成“扣分项”。按照当前趋势，中期选举中能做到“不掉分”已经算是成功。
最后，明州事件还为联邦政府停摆风险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民主党已明确反对任何包含国土安全部经费的拨款法案，而ICE正隶属于该系统。原本双方已意识到“停摆捞不到好处”，但如今移民执法的合法性争议使妥协空间再度缩小。
更关键的是，一部分共和党议员开始意识到，在摇摆选区继续无条件追随特朗普反而可能自毁选情，这使他们更有理由对强硬拨款立场说“不”。
这意味着，美国正进入一个新的政治阶段：总统的意志不再天然等同于党的意志；移民不再是安全共识，而是制度裂解源；联邦执法权的扩张不再被视为国家能力提升，而越来越被看作国家正当性的侵蚀。
明州不是偶然，它是一个制度张力集中释放的节点。如果未来摩擦缓和，那不是因为制度修复，而是因为联邦政府选择降低摩擦强度；如果摩擦升级，也不是因为地方失控，而是因为联邦再次选择“让局势复杂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明州不是移民危机的终点，而是美国政治进入“暴力正当性危机”的起点。
文｜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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