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那声枪响划破了南昌城的寂静。

但这事儿的引线,得往回倒三个月,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圈套把他“逼”到了这一步。

周恩来这辈子很少看走眼,但这回却是例外。

好多年后提起来,他自己都说当时是“脑子不清醒”。

那年他才二十九,正当年轻。

上海滩那是出了名的凶险,曾经的盟友眼看就要翻脸。

怎么办?

是接着盘旋还是撕破脸?

这笔账,当年的周恩来没算对。

但也亏了这个跟头,让他后来变得无比清醒,虽然代价惨重。

1927年4月11日晚上,上海局势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

蒋介石要动手的风声早就传遍了。

老蒋对周恩来那是又爱又怕,爱他的才干和在黄埔的威望,恨的是这人不能为自己所用,那就只能除掉。

偏偏这时候,一封信送到了周恩来手里。

写信的是斯烈,国民党二十六军二师的头头。

信里话说得好听,请周总指挥去师部“聊聊”。

这不明摆着有诈吗?

如果是公事,派个参谋来就行,非要点名让大领导亲自去?

去,还是不去?

现在看,这就是个死局。

可身在局中的周恩来,想法不一样。

头一个,斯烈不算外人。

他亲弟弟斯励是黄埔生,算起来是周恩来的学生。

那时候军队里讲究师生情分,周恩来觉得既然有这层“香火情”,斯烈办事总得留一线,不至于把路堵死。

再一个,大方向走偏了。

周恩来后来说得实在:“其实这时候劲儿使错了,心思该放在保卫武装上。”

可那会儿,他们还想赌一把,觉得能谈,想利用斯烈这层关系,拉拢二十六军中立,或者哪怕拖延点时间也好。

于是,周恩来做出了那个让他懊悔一辈子的选择:去。

不光他去了,副指挥也跟着一块儿去了。

这一脚下去,正好踩进老蒋精心挖好的坑里。

脚刚迈进宝山路天主堂,也就是二师司令部,味道就不对了。

斯烈表面上客客气气,又是倒茶又是寒暄,可就两条:正事不提,人也不让走。

说白了,就是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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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周恩来被困住,那边外头已经乱套了。

没了主心骨的上海工人纠察队,像个没头苍蝇。

守在商务印书馆的队伍因为没人指挥,防备松垮,被早就埋伏好的二十六军冲上来,枪瞬间就被缴了。

后来周恩来痛心地说:“商务印书馆因为没人指挥,劲儿松了,一下子全完了。”

而在师部里,坏消息一传到,那层“客气”的窗户纸立马捅破。

据目击者黄澄镜回忆,那场面真是吓人。

屋里乱七八糟,桌子翻了,杯子碎了一地,显然刚吵完架。

他没求饶,更没慌神,直接站在道德高地上碾压对方。

他指着斯烈的鼻子骂:“你还算总理的信徒吗?

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全被你们扔脑后了,反共反人民,这么干没好下场!”

这话太重了。

那时候,“总理信徒”是国民党军官的脸面。

被曾经的老师、黄埔政治部主任指着鼻子骂,斯烈心理防线崩了。

这个手握重兵的师长,脑袋耷拉下去,憋出一句软话:“我也是听上面的。”

就在这时候,事儿有了转机。

不是有人来劫狱,是攻心战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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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代表赵舒瞅准斯烈动摇的机会,拉着他单聊。

斯烈本来心就虚,再加上周恩来的名望摆在那,真要背上“杀老师”的骂名,他不敢。

最后,斯烈松口了,连连赔不是,说是误会,“请您来就是聊聊,没别的意思。”

周恩来哪有功夫听他扯淡。

他坐上车,冲过重重关卡,直奔罗亦农的办公地。

人虽说是平安回来了,可大局已经烂透了。

回头看,这次被扣押虽然险,可真正的血光之灾还在后头。

4月12日,听说纠察队的枪被缴了,上海各厂的工人们炸了锅。

几万人夺回了总工会,南市的群众冒雨请愿。

这时候,周恩来面临第二个大难题:枪杆子没了,是忍气吞声保实力,还是领着大伙硬刚?

太难选了。

不吭声,那是默认反动派作恶,工人心气儿就散了;要是抗议,赤手空拳对着枪炮,后果不敢想。

年轻的共产党人选了后者——因为对蒋介石有多狠还没底,他们寄希望于“民意”。

13号上午,闸北青云路广场,十万人聚在一块儿。

周恩来、赵世炎这些人提着脑袋走在队伍里。

游行的人龙长达两里地,浩浩荡荡奔着宝山路二师师部去请愿。

等到队伍走到三德里附近,残酷的现实给大伙上了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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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伏在弄堂里的二十六军突然冲出来,不光有步枪,连机关枪都架上了。

对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机枪突突了足足一刻钟。

这哪是驱散,分明是屠杀。

大伙挤在一起没处躲,当场就倒下一百多,受伤的没数。

这就是那桩震惊中外的“宝山路血案”。

紧接着,蒋介石彻底露出了獠牙。

查封总工会,解散市政府,大肆抓捕革命者。

曾经的盟友,转眼就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这一连串的闷棍——被耍、被扣、缴械、屠杀,对29岁的周恩来来说,打击是毁灭性的,也是重生的开始。

他躲到了吴淞附近的一个小阁楼。

地方偏,巷子窄,倒成了最安全的避风港。

在这个破屋子里,周恩来开始琢磨。

怎么就输得这么难看?

光骂斯烈狡猾、骂老蒋狠毒,那是发牢骚,不是总结。

周恩来的复盘很冷酷,直戳要害:“工作是做了,但不深。

最要命的是没心理准备,没后手。”

啥叫“没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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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光想着政治怎么玩,民众怎么动员,压根没细想:万一敌人真动刀子,拿什么回敬?

“年轻人热情高,那时候总觉得天下大事容易搞,稍微有点成绩就翘尾巴,至少是脑子不清醒,结果被人家骗了。”

这话听着真让人心疼。

就在这阁楼里,周恩来跟赵世炎罗亦农他们,给中央拍了封电报——《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电报背后,是彻底的觉醒:

跟老蒋这种人打交道,讲道理没用,人多也没用,政治手段更是白搭。

得有枪。

得有工农自己的队伍。

这个理儿,是成千上万工人的血换回来的。

短短三个月后,觉醒变成了行动。

南昌城头,周恩来不再是那个轻信师生情的“说客”,摇身一变成了铁了心的起义带头人。

他打响了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特残酷。

它不管你年轻不年轻、热血不热血、占不占理。

它只认实力和决断。

1927年的春天,蒋介石用骗局和屠杀,想把共产党人杀绝。

但他万万没想到,是他亲手“教会”了周恩来最关键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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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学费,国民党方面后来花了几十年的代价才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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