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常熟地方志、军统苏州站档案、江苏抗战史料及相关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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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的苏州，梧桐树叶在初夏的风中沙沙作响。
观前街上依然热闹，只是少了往日的欢声笑语。
日军占领这座江南名城已经三年了，街头巷尾到处是日本兵和伪警察的身影。
百姓们低着头匆匆而过，生怕惹上什么麻烦。
临街有一家叫"裕丰"的绸缎庄，铺面不大，却生意不错。
老板娘姓蒋，二十出头的年纪，长得秀气，为人和善。
街坊邻居都知道，这位蒋老板娘是本地人，丈夫早年病故，一个人守着这家铺子过日子。
她做的旗袍远近闻名，裁剪精致，版型极好。
就连一些日本军官的太太，也会特意到她这里来做衣裳。
蒋老板娘总是笑脸相迎，量尺寸、挑布料、谈价钱，一切都办得妥妥当当。
可谁也不知道，这个看起来温柔贤淑的女裁缝，真实身份是军统苏州站常熟组组长。
而她手里，正在策划一个惊天的刺杀计划。
目标，是日军驻常熟宪兵队长藤田久雄——那个被当地百姓私下里称为"常熟之狼"的恶魔。
这个计划已经筹备了整整六个月。
蒋履苹知道，她只有一次机会。
成功了，能为死去的父亲报仇，能为千千万万惨死的同胞出一口气。
失败了，等待她的只有死亡。
可她从来没想过退缩。
从1937年父亲死在日军的炸弹下那一刻起，她就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一】火车站的血泊
1937年秋天，苏州沦陷前夕。
苏州火车站挤满了逃难的百姓。
背着包袱的、抱着孩子的、推着独轮车的，所有人都想赶在日军进城前逃出去。
站台上人声鼎沸，哭喊声、叫骂声、小孩的啼哭声混成一片。
十九岁的蒋履苹跟着父母和弟弟，在人群中艰难地挪动着。
父亲是常熟的一位教书先生，一辈子清贫，这次逃难连车票钱都是东拼西凑才够的。
母亲紧紧拉着她和弟弟的手，生怕在人群中走散。
"快，车来了！"人群中有人喊。
所有人都朝站台涌去。
蒋履苹被人流推搡着，差点摔倒。
父亲在前面开路，用身体护着家人往前挤。
眼看着就要上车了，突然，空中传来了刺耳的呼啸声。
"是飞机！日本人的飞机！"
人群顿时炸开了锅。
有人往车上冲，有人往回跑，还有人吓得蹲在地上抱头。
蒋履苹抬头看去，只见三架日本飞机正朝火车站俯冲下来。
"快趴下！"父亲大喊一声，用身体护住了妻子和儿女。
炸弹落下来了。
第一颗炸弹落在站台北侧，巨大的爆炸声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
紧接着是第二颗、第三颗……
整个火车站变成了火海。
蒋履苹被爆炸的冲击波掀翻在地，后脑勺重重地磕在地上，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她醒来时，眼前是一片血红。
四周到处是尸体，断臂残肢，血肉模糊。
空气中弥漫着焦糊的味道和血腥味。
她挣扎着爬起来，看到母亲坐在不远处，抱着一个人失声痛哭。
那是父亲。
他的身体被炸弹的弹片击中，胸口破了一个大洞，鲜血已经流干了。
他的眼睛还睁着，似乎在看着什么，可已经没了神采。
"爹！爹！"蒋履苹扑过去，抱住父亲的身体。
可父亲再也不会回应她了。
弟弟站在一旁，吓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
母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不断地呼唤着丈夫的名字。
那一天，死在苏州火车站的百姓有一千多人。
蒋履苹的父亲，只是其中之一。
葬礼很简单。
家里没钱，只能买一口薄棺材。
下葬那天，母亲哭得几次昏厥，弟弟跪在坟前一言不发。
蒋履苹跪在那里，眼泪早已流干，心里只剩下滔天的恨意。
她发誓，一定要亲手杀鬼子，为父亲报仇。
【二】从闺秀到特工
父亲下葬后，蒋履苹就变了个人。
这个原本温柔恬静、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大家闺秀，突然变得沉默寡言。
她不再读书，不再刺绣，整天待在房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母亲看着心疼，却也不知道该如何劝慰。
半个月后，蒋履苹突然跟母亲说，她想出去做点事。
母亲以为她是想找份工作补贴家用，就同意了。
可蒋履苹真正要做的，是找门路加入抗日队伍。
她托了好几个关系，辗转打听了两个多月，终于联系上了一个叫刘先生的人。
这位刘先生是军统在苏州的联络员，专门物色合适的人选加入特工队伍。
见面那天，刘先生仔细打量了蒋履苹。
他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瘦弱的女子，脸色苍白，眼神却格外坚定。
"你知道加入我们意味着什么吗？"刘先生问。
"知道。"蒋履苹说，"我父亲死在日本人的炸弹下，我要亲手杀鬼子为他报仇。"
"你一个弱女子，拿什么杀鬼子？"
"你们教我。"蒋履苹盯着刘先生的眼睛，"我什么都不怕，只要能杀鬼子，让我做什么都行。"
刘先生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
一个星期后，蒋履苹被秘密送到了重庆。
她进入了军统设在那里的特训班，开始接受系统的特工训练。
训练营在重庆郊外的一座山上，四周荒无人烟。
训练班里有三十多个学员，大部分是男的，女学员只有五个。
教官都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兵，训练方法严格到近乎残酷。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先跑十公里。
然后是射击、格斗、爆破、化装、跟踪、反跟踪……
各种课程排得满满当当。
晚上还要学习密码、情报分析、如何在审讯中保守秘密。
最难熬的是格斗训练。
教官让学员们互相对打，不准留手。
蒋履苹一个女子，力气哪里比得上那些男学员。
第一次对练，她被一个男学员一拳打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来。
可她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每次被打倒，她就爬起来继续打。
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她也不吭声。
教官看在眼里，暗暗点头。
射击训练更是艰苦。
手枪的后坐力很大，蒋履苹第一次开枪，虎口都震裂了。
可她包扎好伤口，继续练。
一天打几百发子弹，手臂酸得抬都抬不起来，她也咬牙坚持。
三个月后，训练结束。
教官在结业典礼上说："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随时牺牲。可你们的牺牲不会白费，你们的名字会被历史记住。"
蒋履苹站在队伍里，默默握紧了拳头。
结业后，她被分配到军统苏州站，代号"杜鹃"。
站长顾伟给她安排的任务，是回苏州开一家绸缎庄，作为情报站的掩护点。
就这样，蒋履苹成了裕丰绸缎庄的老板娘。
【三】常熟之狼的罪恶
要说藤田久雄是个什么样的人，得先从1938年说起。
那年春天，藤田久雄被派到常熟担任宪兵队长。
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精通汉语，懂得中国文化，看起来斯文有礼。
他最喜欢穿中式长衫，到茶馆里听评弹，一副热爱中国文化的样子。
可这副斯文外表下，藏着的是一颗极其残忍的心。
藤田久雄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常熟、太仓一带建立庞大的特务网络。
他的手下潜入茶馆、戏院、店铺、码头，到处刺探情报。
只要发现有人参与抗日活动，或者跟新四军有联系，立刻就会被抓进宪兵队。
常熟宪兵队在藤田久雄的管理下，成了当地百姓最恐惧的地方。
宪兵队里有地下监牢，阴暗潮湿，常年不见阳光。
被抓进去的人，很少能活着出来。
藤田久雄发明了各种刑法。
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火烙、竹签钉指甲……
他甚至把这些刑具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边喝茶一边"指导"手下如何用刑。
有人说，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山水画，画的旁边就是血迹斑斑的刑具架子，那种反差让人毛骨悚然。
有一次，宪兵队抓到了一个给新四军送情报的年轻人，姓张，是常熟本地的教书先生。
藤田久雄亲自审问，用了整整三天三夜的刑。
第一天，老虎凳。
把人绑在凳子上，在脚下一块一块垫砖头，膝盖骨被活活顶碎。
张先生疼得几次昏死过去，被冷水泼醒后继续用刑。
第二天，灌辣椒水。
把人按在地上，撬开嘴巴，往里面灌掺了辣椒的水。
张先生被灌得肚子鼓得像鼓，肠胃像被火烧一样，可他始终不肯开口。
第三天，竹签钉指甲。
藤田久雄亲自动手，一根一根竹签钉进张先生的手指甲缝里。
钉到第七根的时候，张先生咬舌自尽了。
类似的事情，在常熟宪兵队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0年，死在藤田久雄手里的中国人至少有两百多人。
这还不包括那些被折磨疯了、生不如死的人。
当地百姓私下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常熟之狼"。
狼是狡猾而凶残的，这个外号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军统苏州站早就想除掉这个人。
站长顾伟曾经派人策划过三次行动。
第一次，在藤田久雄回家的路上埋伏，准备开枪射击。
可藤田久雄那天临时改变了路线，行动失败。
第二次，在他常去的茶馆里下毒。
可藤田久雄那天点的茶不是下了毒的那壶，又失败了。
第三次，在他的车子底下装炸弹。
这次眼看就要成功了，可藤田久雄出门前临时换了车，炸死的是他的副官。
连续三次失败，让顾伟意识到，藤田久雄警惕性极高，想要接近他太难了。
后来，这个任务落到了蒋履苹的肩上。
顾伟对她说："藤田久雄狡猾得很，想杀他必须找到他的破绽。你是女的，不容易引起怀疑。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有没有信心？"
蒋履苹毫不犹豫地说："有。"
她没有告诉顾伟，其实她早就想接这个任务了。
虽然父亲不是直接死在藤田久雄手里，可都是日本人的罪。
能亲手杀一个日本军官，她觉得总算能替父亲出一口气。
【四】六个月的等待与布局
1939年12月，蒋履苹正式接下了刺杀藤田久雄的任务。
这是她梦寐以求的机会，可她也清楚，这个任务有多难。
藤田久雄警惕性极高，身边总是带着保镖，出行路线经常变换，想接近他几乎不可能。
蒋履苹花了整整六个月时间，一点一点地研究藤田久雄的生活习惯。
她打听到，藤田久雄虽然警惕，却有个致命的弱点：他太爱显摆自己"热爱中国文化"了。
他喜欢穿中式长衫，喜欢听评弹，尤其喜欢《珍珠塔》这一段。
他经常到苏州来，跟伪政府的官员碰头，商量如何"维持治安"。
每次见面，那些伪官员都对他点头哈腰，毕恭毕敬。
这让藤田久雄觉得自己在江南只手遮天，没人敢动他。
他的警惕性也就越来越低。
蒋履苹抓住了这个破绽。
她开始频繁出入藤田久雄常去的几家茶馆。
观前街的春和茶馆、十全街的听雨轩、平江路的吴韵阁……
这几家都是藤田久雄喜欢去的地方。
蒋履苹每次去茶馆，都是一个人。
她穿着素净的旗袍，提着小皮包，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喝茶看书。
她从不跟任何人搭话，更不会朝藤田久雄的方向看。
她要让所有人习惯她的存在，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茶客。
就这样过了三个月，茶馆的伙计都认识她了。
他们知道这位蒋小姐喜欢坐靠门的位置，喜欢喝茉莉花茶，喜欢看《红楼梦》。
她每次来都很安静，从不惹事，是个好客人。
藤田久雄的保镖也见过她好几次。
在他们眼里，这就是个爱好安静的大家闺秀，喜欢到茶馆里看书消磨时间。
完全没有任何威胁。
蒋履苹每次坐在茶馆里，表面上在看书，实际上都在观察。
她记下了藤田久雄每次坐的位置。
她记下了他身边有几个保镖。
她记下了保镖站的位置。
她记下了从自己的座位到藤田久雄的座位有多少步。
十三步。
她在心里演练了无数次。
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十三步到藤田久雄身边，掏出枪，瞄准心脏，扣动扳机，丢枪，转身逃跑。
整个过程不能超过三秒钟。
除了在茶馆里观察，蒋履苹还计算好了逃跑的路线。
春和茶馆出来，往左走二十七步，有一条小巷。
小巷里会有一辆黄包车在等她，那是军统安排好的退路。
黄包车会带她穿过几条小巷，到城郊的一处安全屋。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一个合适的时机。
蒋履苹知道，她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失败，不但任务完不成,她自己也活不了。
可她从来没想过后果。
1940年6月初，机会终于来了。
蒋履苹通过军统的情报网得知：6月13日下午，藤田久雄会到苏州观前街的春和茶馆喝茶。
他约了几个伪政府的官员在那里见面，要商量一些"公务"。
这是最好的机会，也可能是唯一的机会。
6月13日这天早上，蒋履苹起得很早。
她站在镜子前，仔细地梳理头发，化了淡妆。
她从衣柜里拿出那件月白色的旗袍——这是她亲手做的，用的是店里最好的杭州绸。
她裁剪得特别仔细，开衩的位置处理得恰到好处，既显得端庄优雅，又方便快速行动。
旗袍的里侧，她特意缝制了一个暗袋，可以藏东西。
她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小木盒。
盒子里放着一把勃朗宁M1906袖珍手枪。
这把枪是军统配发给她的，枪管被锯短了一截，只有巴掌大小，便于隐藏。
她检查了弹夹，里面装着七发子弹。
她只需要一发，可为了保险起见，她把弹夹装满了。
然后她把枪塞进了旗袍开衩里侧，藏在丝袜和大腿之间。
镜子里的女子看起来优雅端庄，身姿婀娜，完全看不出身上藏着致命的武器。
出门前，她在抽屉里放了一封信。
信是写给母亲的："娘，女儿今日去为父亲报仇。若是回不来，您不必悲伤，这是女儿的选择。女儿不孝，来生再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下午两点五十分，蒋履苹提着小皮包，离开了裕丰绸缎庄。
街上依然是那副景象：日本兵在街角站岗，伪警察在巡逻，百姓们低着头匆匆而过。
她走得不紧不慢，神态自然，像是要去赴一个普通的下午茶约会。
可她的心跳在一点点加快，手心微微出汗。
她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
三点整，她到了春和茶馆门口。
透过窗户，她看到藤田久雄已经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身边站着两个日本士兵。
三个穿西装的中国男人正围着他点头哈腰，满脸堆笑。
蒋履苹的手伸向了旗袍的开衩……
就在蒋履苹准备推开茶馆的门时，一个日本兵突然走到了门口，点燃了一支烟。
他就站在门边，挡住了进门的路。
蒋履苹停下了脚步。
她装作在整理衣服，实际上在观察那个日本兵的动向。
一分钟过去了，日本兵还站在那里抽烟。
两分钟过去了，日本兵抽完了一支烟，又点燃了第二支。
蒋履苹的手心全是汗。
她知道，再等下去，藤田久雄可能就要离开了。
可那个日本兵堵在门口，她无法进去。
就在这时，茶馆里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
似乎是有客人起了争执，声音越来越大。
那个日本兵扔掉烟头，推门进去查看情况。
蒋履苹深吸一口气，推开了茶馆的门，她知道，接下来的三秒钟，将决定她的生死，也将决定这个恶魔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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