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深秋，黄冈那片连绵的大山里，半夜三更闹出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乱子。
几十号新四军战士，一个个跟红了眼的公牛似的，吵吵把火要下山去劫法场。
拦在路中间的不是外人，恰恰是平日里最护犊子的大队长张体学。
就在大伙儿推推搡搡的时候，张体学做出了个让所有人心脏骤停的动作——“咔嚓”一声，他把驳壳枪上了膛，枪口直挺挺地对着这帮生死兄弟。
他咬着后槽牙吼出一句：“谁敢动一下，我立马让他见阎王！”
弟兄们拼了命想救的那个女人，身份太特殊了。
她既是队里的卫生干部，也是张体学明媒正娶的老婆，肚子里还揣着快足月的娃娃。
媳妇眼瞅着要掉脑袋，当男人的却拿枪逼着手下不准动。
乍一看，这心肠硬得像石头，绝情到了家。
可要是把你摆在当时那个位置，算清楚张体学心里的这笔账，你就不得不承认，这恐怕是他这辈子做得最对，也最剜心的一个决定。
这事儿还得把日历往前翻一年。
1938年10月，武汉那边仗打输了，正规军的大部队都在往大后方撤。
那会儿局势乱成了一锅粥，日本鬼子进来了，国民党军队为了保住自个儿那点家底，经常是还没看见敌人的影子就先跑没影了。
就好比黄冈县城丢的时候，守城的国军基本就是作鸟兽散。
可偏偏就在这股溃败的洪流里，有一支才几十人的小队伍，硬是顶着人流往回冲。
领头的两个汉子，一个叫罗厚福，另一个就是才23岁的张体学。
这两人胆子大得没边：手里没家伙，就去捡国军扔在路边的烂枪；没兵，就收拢那些被打散的伤号和甚至还没放下锄头的老乡。
他们把“新四军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的大旗一竖，就像一颗铜豌豆，死死地嵌在了麻城和黄冈交界的地界上。
这时候，怪事发生了。
那些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守不住的地盘，这支由残兵和庄稼汉凑起来的杂牌军不光站稳了，还像吹气球一样迅速膨胀。
也就是半年光景，队伍从最开始的一百来号人，猛地窜到了1300多。
他们不光敢去拔鬼子的据点，还顺手把当地那些给日本人当走狗的武装给收拾了。
这支队伍越打越强，直接让两拨人睡不着觉。
一拨自然是日本人，另一拨，则是当时驻在鄂东那一块的国民党顽固派。
在那个国民党专员程汝怀和保安团长王啸风眼里，日本人的威胁那是摆在面上的，可这支共产党队伍要是壮大起来，那才是插在心口的一把刀。
这帮人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既然日本人那块骨头难啃，那就先借着“合作抗日”的幌子，把这支游击队给连皮带骨吞了。
到了1939年9月1日，那张精心编织的大网终于收口了。
国民党方面集结了重兵，把张体学部队的驻地夏家山围了个水泄不通。
双方兵力悬殊到了什么程度？
咱们这边一个人，得对付他们十个人。
这简直就是个必死局。
在人家绝对的人数优势面前，游击队不管耍什么战术，都显得苍白无力。
这会儿，摆在张体学跟前的路，其实就剩两条。
头一条路：硬刚。
全队1300号人跟对面死磕到底，结局肯定是全军覆没，连个渣都不剩，顶多落个“壮烈”的好名声。
第二条路：丢车保帅。
主力部队分散突围，能跑出去多少是多少，保住革命的火种，但代价是必须扔下那些腿脚不灵便的后勤人员。
张体学咬碎了牙，选了第二条。
他领着警卫队和手枪队，硬是在铁桶般的包围圈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冲了出去。
可偏偏，包括他妻子戴醒群在内的后勤医务人员，因为行动太慢，被敌人给堵住了。
这其实是个特别残酷的“概率题”。
在那种环境下，要是拖家带口带着伤员和孕妇跑，结果往往是谁也跑不掉。
戴醒群被抓的消息传过去，敌人那边乐得嘴都合不拢。
他们觉得这回抓到的不光是一条大鱼，更是捏住了张体学的七寸。
戴醒群可不是一般的柔弱女子。
她家里世代行医，老爹还是参加过黄麻起义的老革命；她自己十五岁就瞒着爹妈参加了红军，那是走过长征、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战士。
更要命的是，她是张体学的结发妻子，肚子里还有他的亲骨肉。
敌人以为手里攥着这张王牌，张体学肯定得服软，或者至少能逼得戴醒群低头认输。
他们先是假惺惺地劝降，结果被戴醒群骂了个狗血淋头；转头又换了一招，说只要戴醒群在报纸上登个声明，跟张体学断绝夫妻关系，就放她一条生路。
这笔买卖听着挺划算：签个字，换两条命——她自己的，还有肚里孩子的。
谁知道戴醒群回绝得更干脆。
她指着那个敌军团长的鼻子骂道：“你们这帮人不去打鬼子，把枪口对准抗日游击队，还配叫中国人吗？”
既然软磨硬泡都不行，敌人就露出了獠牙。
老虎凳、辣椒水，能用的酷刑全用上了。
戴醒群愣是一声没吭，始终没松口。
恼羞成怒的敌人最后决定，公开处决她。
这消息传回游击队临时的落脚点，营地里瞬间炸了锅。
战士们气得浑身发抖，那不光是嫂子，那是大家的战友，是平日里给大家包扎伤口的救命恩人。
“咱们还有一千多号弟兄，手里还有枪，凭什么不能去救人？”
这是大头兵们的逻辑：哪怕全拼光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嫂子被杀。
这叫江湖义气，叫血性。
但张体学心里的那笔账，算得比谁都透彻，也比谁都痛苦。
敌人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搞处决？
甚至故意把风声放得满天飞？
说白了，这就是个典型的“围点打援”的毒计。
那个刑场就是个巨大的口袋阵，张开口子就等着游击队往里钻。
要是真的一时冲动去劫法场，这一千多号好不容易才突围出来的火种，就会彻底熄灭在刑场边上。
救，就是所有人一起死；不救，就是看着老婆孩子惨死。
作为一个丈夫，他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去；可作为一个指挥官，他绝不能去。
于是他拔出了枪，用最凶狠、最不近人情的态度把这次救援行动给压了下去。
他冲着战士们喊：“我也想救啊！
难道我不心疼吗？
可那边全是敌人，防守严得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去了就是送死！”
看着战士们还是不服气，他才撂下了那句狠话：“谁再提这事，一律按军法处置！”
等到大伙儿终于被镇住，慢慢安静下来的时候。
那个刚才还举着枪、一脸杀气的大队长，突然像被抽走了脊梁骨，把枪往地上一扔，蹲在泥地里，抱着脑袋嚎啕大哭。
那一刻，他哪还是什么威风凛凛的大队长，不过就是个保不住妻儿的窝囊男人。
没过几天，在贾庙村的一棵大树底下。
刽子手的屠刀还是挥了下来。
为了制造恐怖气氛，敌人残忍到了极点，先是砍断了戴醒群的双臂和双腿，最后才砍下了她的头颅。
跟着戴醒群一起走的，还有那个没来得及看一眼世界的孩子。
以及那天在“夏家山惨案”里遇难的一百多名战友。
这场惨案，把国民党顽固派那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恶嘴脸暴露得一览无余。
他们以为用这种吓人的手段能把张体学吓趴下，能把这支游击队给打散。
可他们这回算是彻底算错了。
擦干眼泪的张体学，把剩下的弟兄重新拢了起来，带着满腔的仇恨和比铁还硬的意志，投奔了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
这支队伍后来扎根在大别山，像野草一样，火烧不尽，风吹又生。
到了解放后，张体学当上了湖北省省长。
毛主席后来评价他说，他是“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的一面旗帜”。
很多年后，当我们再回头看这段历史，才会明白那个暴雨倾盆的下午，张体学蹲在地上的那一哭，分量到底有多沉。
那是个人情感不得不向革命理智低头，也是一个指挥官为了大局必须付出的血淋淋的代价。
有些胜利，真的是拿亲人的血肉换回来的。
咱们常说的“大局观”，说穿了，有时候就是你得眼睁睁看着最爱的人去死，还得咬碎了牙，把剩下的路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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