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木才等：朱毛胜利会师因素分析及其红色基因
教育强国
摘要：朱毛胜利会师作为井冈山斗争伟大实践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对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极其伟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朱毛的胜利会师，是在坚定信仰的共同追求、建军精神的思想共鸣、忠诚于党的党性修养、精诚团结的共同品格、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促成的。深入分析其成功的多重因素及其积淀的红色基因，可以为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和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提供丰厚的精神营养，为新时代更好地把握井冈山精神、传承中国革命传统发掘出历史底蕴。
关键词：朱毛胜利会师；井冈山；革命精神；建军思想；红色基因
朱毛胜利会师即朱毛井冈山会师发生在1928年4月28日，由朱德、陈毅所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部队与毛泽东所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井冈山龙市镇进行胜利会师。在当时大革命刚刚失败的历史条件下，两支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无疑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在此之后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是我们党成功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上的第一把“星星之火”［1］。然而，当我们今天追忆朱毛胜利会师的时候，这一伟大壮举显然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而是在许多主客观因素尤其是某些巨大精神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完成的。历史地、深入地分析促成朱毛胜利会师的多重因素，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哪些因素对这一伟大壮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刻认识朱毛胜利会师的精神本质及其所蕴含的红色基因，尤其是这些红色基因在井冈山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坚定信仰的共同追求
促成朱毛胜利会师第一个因素，首先是信仰的力量。毛泽东和朱德都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信奉者，他们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把这一信仰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大地，扎根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之中。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理论自觉和信仰坚定，使得在早期革命斗争中，他们的革命斗争便体现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革命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定信仰的共鸣，从而促发毛泽东和朱德之间“婴其呜矣，求其友声”（《易·系辞上》），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两支部队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寻求胜利会师。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早在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之初，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创立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就曾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2］自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就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坚定信仰，把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不仅如此，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理论上就开始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在创办《湘江评论》的时候就呼唤“民众的大联合”，在实践上认识到要完成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首先必须研究中国的问题，对中国的具体实际要有深刻了解，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因此主动放弃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机会，留在国内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最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探索的第一人。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整个历程中可以发现其伟大信仰的两面：一是强烈地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二是强烈地体现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探索。信仰坚定意味着不惧怕任何艰难险阻，实践探索意味着开拓创新勇闯新路。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充满曲折的过程，而且是在起义队伍屡战屡败最终“被迫”走上井冈山的过程，在修水、浏阳和铜鼓三次战斗中全部失败，最终导致原本5000人的革命队伍只剩下不到1000人［3］。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党中央执行的是一条激进的路线。在军阀混战普通军人革命信念尚不清晰的年代，部队战败后发生哗变时常发生。同时，当时党的路线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对士兵、流民和收编土匪来说，也并不能成为他们改变自身处境和境遇的特效药。因此，整营、整连成建制的部队流失和整体士气低落，并非难以预料。尤其是1927年9月22日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的牺牲，给起义部队造成重大打击，整个起义队伍失去了坚定支持毛泽东的高层领导，而一些习惯了“成王败寇”逻辑的起义旧军官更是想着另谋出路，比如师长余洒度后来直接离开队伍，跑到上海向中央打了报告［4］。
如果按照我国传统文化关于天时、地利、人和的思维模式看，毛泽东所领导的这支秋收起义队伍似乎占不上一项：战斗不利不占天时、无险以据不占地利、路线不和不占人和，但对于坚信马克思主义并努力探求使之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而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似乎任何艰难危险都不能阻挡革命前行的脚步。当起义队伍走到永新县三湾村，也正是起义部队最困难的时刻，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全体指战员会议，提出了部队去留自由的政策，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将留下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这是军事上的精简提升；二是各个指挥层级建立起党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小组建在班上，这是政治上的指导引领；三是官兵平等，取消军官特权、彻底废止旧式军队的雇佣关系和经济关系，这是从根本上确立革命队伍的性质［5］。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可以说起义部队去留政策的提出和“三湾改编”的进行，既是毛泽东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无比坚定和对革命前途的无比自信，又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崭新建军思想采取的建军行动。从此，伟大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革命的军队里深深扎根并开花结果，起义队伍转变为彻底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工农红军，成为承载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人民军队。
朱德同志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朱德的革命经历虽然与毛泽东大不相同，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的坚强决心信心方面，却与毛泽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作为一名军人，朱德从军阀混战的一次次拉锯作战中，逐渐深刻认识到要寻找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必须离开旧军队，另寻他路。由于朱德读到过一些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让他明白了彻底革命的重要性，也逐渐明白了怎样的革命和怎样的军队才是自己所要追求的。为了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他放弃自己的高官厚禄和舒适生活，历尽艰辛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虽然历经挫折却仍初心不改，最终远涉重洋，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寻求革命真理，在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下才在国外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由衷服膺和坚定的信仰、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一片赤诚，一个成功的旧军队军官何必放弃已有的功成名就而投身于当时还处于艰难困苦之中、在许多人看来没有成功希望的中国革命洪流之中？即使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孙中山健在的时候甚至许诺给他10万块大洋，让他回到云南召集旧部，攻击陈炯明［6］，朱德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仍然无比坚定，不曾动摇。
旧军队的人生经历使朱德深刻认识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当时的中国虽然也是很先进的思想，但是并不能真正改变旧中国的社会面貌，为中国找到前途和社会进步的方向。而只有中国共产党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改变中国面貌，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南昌起义失败后，在这支队伍溃败官兵抉择去留的革命低潮时刻，为了稳定军心，克服悲观情绪，朱德以一个共产党员勇于担当的崇高精神主动振臂高呼，自我领命。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7］朱德以激情的演说稳定住了这支即将溃散的革命队伍，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南昌起义创建革命军队的火种。他还利用自己警察局长的身份和过去积累的人脉，帮助起义队伍“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8］。
尤其是当南昌起义部队到三河坝分兵的这一重要转折点，叶挺和贺龙带领的主力部队在南下途中遭遇挫折，周恩来、叶挺和聂荣臻等人只能撤退到香港，中央原定的攻占潮汕从而接收国际援助的任务也只能宣告失败。也就是说，南昌起义部队最后留下来的，就只剩下朱德带领的留守三河坝的部队。根据聂荣臻在1927年11月4日致中央军委的信中所说：“来人云，玉阶（朱德字）已曾向大众表示云‘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要革命的’，可见他掌握部队之难了。”［9］朱德关于部队士兵的去留政策，几乎与毛泽东在三湾对秋收起义部队提出的去留政策如出一辙，处境和困境可能千差万别，而排除万难坚持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却出奇一致———这就是来源于无比坚定的共同的革命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
“朱毛”之所以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和能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毛泽东和朱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汇合，是坚定信仰的共同追求所激发的感召力、凝聚力、吸引力的巨大精神作用的结果。朱毛胜利会师后，毛泽东又和朱德一道，把坚定信仰的共同追求转化为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实践，形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毛泽东、朱德坚定信仰的共同追求引领下，井冈山军民坚定地高举党的旗帜，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勇于探索中国革命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而胜利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二、建军精神的思想共鸣
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成就了朱毛胜利会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后来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毛泽东和朱德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而促成毛泽东和朱德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基础上达成革命实践的重要因素，则是对于建立革命军队的思想共识和思想共鸣。面对国民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和朱德都深刻认识到建立和保留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这一思想共鸣，不仅最终成为了两支起义部队得以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的精神桥梁和精神纽带，而且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和朱德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内主张建立革命军队的主要倡导者。大革命的失败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只有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而建立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就是“党指挥枪”。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创造，也是朱德军事思想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共同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虽然是在朱毛胜利会师后，于1929年12月毛泽东与朱德等共同主持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才得以根本确立的，但是其共同的思想认识却早在朱德的军事生涯中有所实践，说明朱德在党的建军思想认识上与毛泽东有着高度的思想共鸣，并高度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党指挥枪”。《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明确了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原则，并从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正是这种建军思想上的高度默契，使得“朱毛红军”能够顺利融为一体，毛泽东和朱德能够长期诚挚合作，化不同意见为精诚团结，共同为中国革命竭尽全力。也正是这一建军根本原则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能够最终成功地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如果没有这种建军精神的共同认识作为思想基础，即使胜利会师后也不可能长久。后来，在谈到军队必须接受党的领导时，毛泽东曾说：“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10］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一贯的共同的建军思想，是他们共同的深刻认识和思想共鸣。
“党指挥枪”的思想共鸣是毛泽东与朱德成为革命战友的认识基础。在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之后，尤其是在南昌起义及后来领导起义部队余部的过程中，朱德逐渐深刻认识到，只有始终坚持党领导军队、领导武装斗争，致力于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这支起义部队，才能建设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同时，他也努力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的建军之路。对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部队进行“赣南三整”（即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朱德建军思想与毛泽东建军思想的高度一致。针对起义部队中存在的成分复杂、组织涣散、悲观情绪蔓延等问题，朱德大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整顿党团组织，设立党支部，严正纪律，肃清旧军队影响，使部队明确了政治方向和发展方向，官兵觉悟获得提高，情绪实现稳定，纪律得以加强，为湘南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赣南三整”不仅与“三湾改编”在内容上有着许多相同之处，而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史上都有着同样的里程碑意义。
在发动和领导湘南起义的过程中，朱德和陈毅把一切行动都置于党的组织领导之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党中央的各项指示，一切重大行动都由军委会讨论决定。湘南起义还把武装斗争与工农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在更大范围内发动群众，组织大批工农武装，重视保存与发展工农革命军力量，并且注重探索将武装斗争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政权，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崭新局面。这与毛泽东主张的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不谋而合。实际上，早在1913年，时任滇军营长的朱德在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边界战争中，通过实战总结出了一套独创的游击战术。这套战术体现出这样一些特点：一是亲自处理官兵事务，加强与底层士兵的联系，以便了解部队情况；二是与驻地人民保持良好关系，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三是军队应该重视政治因素，部队的将领们也应该了解国内政治大势；四是部队应该敢于出击并善于作战，只有不断打胜仗，才能掌握战局的主动权［11］。当时的朱德不仅认识和掌握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而且开始认识到民众配合在部队作战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些历史素材中可以看到，朱德带领部队的这一系列特点，与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对旧军队的改造和要求几乎也是不谋而合的。这也为后来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部队，与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后能够顺利完成军队的合编和政治建设奠定了共同的认识基础。
朱毛胜利会师后，朱德和毛泽东立足于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共同探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的革命道路，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出和发展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系列建党建军思想，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成功实践。陈士渠曾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一文中回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纪律，早在1927年10月毛泽东便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后来这个规矩逐渐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演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2］。而通过朱德为部队创造“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这套军事训练的民主体制和教学方法，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十大军事原则”“游击十六字诀”等［13］军事斗争和治军作风的智慧结晶，作为每一个革命将士的行动指南和行为遵循。
毛泽东曾系统总结湘赣边界斗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经验。他说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如果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的成果也就无法保持。毛泽东指出，“边界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14］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这些探索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相关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现成经验，党内‘左’倾路线和教条主义不断干扰打压，殊为不易”［15］。
三、忠诚于党的党性修养
毛泽东和朱德不仅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而且都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和创造精神，勇于进行实践探索。忠诚于党的共同品格，使毛泽东与朱德能够共同认识到，无论是他们个人自己还是自己所领导的革命军队，都是党的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无论个人之间意见分歧有多大，都要以党的革命事业为重，只有对党忠诚才是至高无上的，个人必须服从党的革命事业，只要是为了党的革命事业就没有放不下的个人恩怨。毛泽东和朱德忠诚于党的这种党性修养和共同品格，成为他们走到一起的基石，也成为他们能够坚持在一起的共同价值取向，这在他们的革命生涯中得到鲜明写照。
在朱毛胜利会师前不久的1928年3月初，以湖南省委特派员兼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的周鲁来到井冈山，根据中共中央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和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在指责井冈山的斗争是右倾逃跑主义的同时，还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宣布撤销前委，撤销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16］。但是，这并没有让毛泽东丧失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坚定信念，后来湘南特委代表命令他将部队开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动时，毛泽东不仅积极响应，把队伍带到湖南酃县中村(位于井冈山边沿地区)，同时也积极整训军队，宣传党的政策和思想，在当地积极搞土改试点［17］。这为支援朱德完成湘南暴动后辗转来到井冈山创造了机会。
朱德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中国革命就无怨无悔，一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尽管是一名军人，但他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非常深刻，坚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才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由于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来到上海、北京等地寻找党组织，不论是被陈独秀以不接受“旧军阀”为由拒绝朱德入党，还是冒险去北京寻找党组织一无所获，都始终没有改变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样，在朱毛胜利会师之前，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部队一方面遭遇各种围追堵截，面临各种艰险困苦，另一方面由于堵截部队主官中并不少见朱德过往军阀同僚、讲武堂同学，对他而言，显然有更“舒适”的道路可供选择，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动摇过朱德对党的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
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和朱德都表现出了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无论是个人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坚定地支持和服从党的决策和领导。所以，在旁人看来的重大挫折，对他们而言都不过是革命道路上的一些插曲，从朱毛胜利会师后的“朱毛之争”和后来的毛泽东“三起三落”等历史事件中，都可以看到毛泽东和朱德身上这种忠诚于党的共同品格。《礼记·中庸》里说：“诚者，自成也。”正是因为他们有着这样一次次考验中练就出的坚定信仰和忠诚于党的革命品格，从而使他们成为凝聚全党、凝聚军队、凝聚革命干部的伟大人格力量，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坚实基础，推进中国革命事业稳步向前。
四、精诚团结的共同品格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无产阶级政党确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时候，十分强调“团结和协调”的极端重要性和共产党人的精诚合作品质。在《共产党宣言》中，则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8］的召唤结束全文，可见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团结奋斗的价值是需要刻进骨子里的精神品质和行为特质。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和坚持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艰难岁月里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在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党内也曾出现过因为各种路线、思想、观点的不同而产生的意见分歧，乃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他说：“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实践，学会了把自己做的事情加以分析，并且要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19］“团结—批评—团结”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党内关系、意见分歧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针。而毛泽东对朱德的一个重要评价就是“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20］，高度赞扬了朱德精诚团结的可贵品质。
可以说，朱毛胜利会师就是精诚团结精神和行动的会师。毛泽东和朱德两人在朱毛胜利会师前并未谋过面，也没有正常的信息沟通渠道。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胜利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队伍余部和湘南起义部队受到强大敌军的追击，遂向井冈山方向撤退。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刻开展部署，主动出击，组织部队阻击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掩护朱德率领起义部队撤退。1928年4月28日朱德和毛泽东分别领导的两支部队会合，毛泽东在见到朱德时说：“这次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竟没有整倒你们！”朱德回答道：“我们能够转移得如此之快，全靠你们的掩护。”［21］随后他们决定将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时组建第四军军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从此，“朱毛红军”正式诞生。从这一刻起，两人直至一生的紧密合作与革命生涯正式开启。
朱毛胜利会师后精诚团结的故事更是数不胜数。时任茶陵工农兵政府主席的谭震林回忆道：“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胜利会师后力量就大了……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22］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正是因为精诚团结、肝胆相照的革命情谊，使得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明知凶险的情况下果断出兵阻击，才使得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部队安然脱险，另一方面朱毛胜利会师后工农红军三下永新城，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也正是由于紧密团结和精诚分工，使得第四军在面对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够接连取得胜利。后来朱德在回忆井冈山会师时曾赋诗道：“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23］这首诗充分说明了精诚团结是红军取得战斗胜利的基础和前提。
毛泽东和朱德正是在精诚团结的基础上相辅相成相互支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张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从团结与分工的辩证关系看，毛泽东提出的理论和实践战略，为朱德的军事指挥提供了重要支持和保障，同时朱德的军事经验和战斗指挥也为毛泽东提供了具体的执行和操作路径。根据何长工的回忆，当时大家都意识到“在斗争过程中，朱德同志始终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同时“他（朱德）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高尚的政治品质，当时他的领导水平、指挥艺术还没有人能超过”［24］。因此，在具体战略战术的执行上，主要以朱德的方式执行。而在会师后，由于意识到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部队人员的复杂性，而“毛主席领导下政治工作很强”，所以“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向毛主席建议……特别是南昌起义的部队要强化政治工作”［25］。从中可见，正是由于在精诚团结前提下的分工合作，真正确保了两支部队“把特长溶为一体，互相取长补短”［26］，确保了两支部队胜利会师后革命力量的战斗力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
在中国革命征程中关于朱德和毛泽东精诚团结的经典故事是“朱毛不能分家”。自从1928年毛泽东和朱德各自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后，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围剿，扩大了红军，发展了根据地，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一时间“朱毛合力，天下无敌”的口号在全军叫响，民间还流传起了“八牛闯天下（朱德），反手定乾坤（毛泽东）”的说法。“朱毛”二字就被赋予了特殊意义，不仅成为国民党反动派最惧怕的名称，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符号，代表了中国革命的一段特殊时期，而且也是以毛泽东和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诚团结和战友情谊的历史见证。毛泽东常常对朱德说：“你是朱，我是毛，没有朱哪有毛。”［27］而毛泽东与朱德的精诚团结和情感支持，在几次关键时刻如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失落时期、尤其是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和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中对毛泽东的明确支持，在抗战初期对毛泽东对日作战方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对维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的明确支持等显得尤为突出。
1935年10月5日在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在四川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攻击党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公然宣布另立以他自己为首的“临时中央”。张国焘多次要朱德表明态度，反对党中央北上，并隔绝和毛泽东的一切联系。朱德明确表示：“你这种做法我不赞成，我们不能反对中央，要接受中央领导。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我是个共产党员,参加了中央的会议,举手赞成这一决定,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的决定。”［28］并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朱毛朱毛，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29］朱德字字铿锵，句句维护的都是党内的精诚团结、对正确路线的坚定支持和与毛泽东的深厚情感。基于朱德在党内和军内的威望，张国焘拿他没办法，最后也不得不跟着中央一起北上。毛泽东听说朱德铿锵有力的话语后深受感动,高度评价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五、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
从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从朱德带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与湘南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胜利会师，到后来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和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显示了毛泽东和朱德无比坚韧的意志力和革命情感。在当时处境极为艰难困苦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和朱德都以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力和忍耐力，坚定不移地带领两支部队来到井冈山，胜利会师后在井冈山带领军民艰苦奋斗、浴血奋战，铸就了井冈山军民不畏艰难、不畏强敌，不屈不挠、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奋斗精神，谱写出“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壮烈篇章。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具有无比坚强意志的革命家。自从他坚定地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无论是革命高潮、低谷，毛泽东都以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情感，使人们看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希望，鼓舞人们斗志，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领导中国革命一路前行。朱毛胜利会师后，毛泽东和朱德同井冈山军民在革命斗争中开辟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勇于探索，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成功实践，创造性地开展根据地各项建设，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胡乔木说：“第六次大会所没有正确解决的问题，随后就由毛泽东同志在实际上和理论上解决了。”［30］
朱德也是一个具有无比坚强意志的革命家。在艰难坎坷的革命过程中，朱德始终立场坚定，以革命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革命陷入低谷时，体现出了他的革命意志和领导能力。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主力在南下转移过程中被敌人打散，朱德所在的断后部队也元气大伤，成为了一队孤军。得知主力军失败，军心动摇，士气低迷。在“三河坝分兵”的关键时刻，朱德挺身而出，对将士们振臂高呼：“虽然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跟我走;不愿继续奋斗的可以回家！不勉强！”［31］许多人离开革命队伍，而朱德却不断地鼓舞众人：“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32］迷茫的队伍终于在朱德的坚强意志和革命精神感召下重新振作起来，忍受饥饿、寒冷、疲惫和病痛，跟随朱德继续前行，革命的火种终于保留了下来。南昌起义失败了，朱德却能将起义军们凝聚到一起，带上井冈山。在革命的至暗时刻，朱德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念，恰如毛泽东所评价的“意志坚如钢”。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深刻体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坚强革命意志。井冈山革命斗争以敢于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的创新精神，探索出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方向，铸造了标志中国革命从此走向正确道路的历史丰碑。在革命力量弱小、不少人为红军前途感到悲观渺茫的背景下，毛泽东从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政治状况和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科学地分析和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独特原因”和“相当条件”，预言全国各地星星点点的小块红色政权必将成燎原之势，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预言和战略判断，深刻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的坚定信仰和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灵活运用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和科学认识基础上的，从而也坚定了井冈山军民坚持革命斗争的信念、信心和革命意志。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到上海向中央报告红四军发展和主力出击湖南失败的情况时说：“（红四军负责的同志中）坚决的有计划把握奋斗精神的要算是润之同志，不知怎的，那种精神也是对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认识的结果吧。”［3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的共产党人依然高擎火炬前行，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毅然决然团结战斗在井冈山红旗下。”［34］
毛泽东和朱德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激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无处不在的困难无时不在考验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经济封锁，妄图把红军饿死、困死在山上。毛泽东描述：“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35］毛泽东的苦涩描述是井冈山时期红军官兵和工农群众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有时真是到了极度”无不考验每一个人的革命意志。1929年底出版的中央军委刊物《军事通讯》创刊号，曾刊发陈毅撰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陈毅描写道：“四军此时的经济脱离军官的影响，做到彻底公开，经济上最能表现红军的平等精神……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伕头，同时到现在伙伕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浑号。”［36］陈毅详细描述了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军官兵平等、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历史情景。周恩来则在这份报告上亲笔写了一段很长的编者按，指出这是“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一目了然。从他们几个时期的历史来看，已经很可以明了他们两年来是在怎样的艰苦斗争，在困苦到‘衣不得暖，饥不得饱’的时候，还不改勇往直前的精神，卒至造成今日‘有八十万武装工农拥护（见毛泽东来信）’的巩固基础……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的筹款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供给开支的原则（官兵经济平等，开支绝对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37］这份编者按实际上是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和采用朱毛红军的井冈山根据地革命经验。
六、结语
1962年1月，毛泽东在谈到民主革命的历程时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他还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38］毛泽东所谈到的这种“过程”，在朱毛胜利会师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中同样体现得非常明显，其中所遭遇的挫折和在面对挫折时迸发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革命精神，积淀为后来雄厚的“红色基因”，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宝贵精神财富。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在经过朱毛胜利会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锻炼的将士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中流砥柱。
显然，1928年4月28日朱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不是历史、老天和“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也不是看起来不言自明、逻辑在先或已“给定”的情境因素，比如当时党的组织安排、地理条件或者机缘巧合等造成的，在看似偶然因素的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必然性。毛泽东和朱德在会师之前本是两个并没有照过面的人，他们两个人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并最终成为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团结如一人”的两大领袖人物，不仅与两人的雄才伟略密切相关，更与两人的革命信仰、革命精神和革命品格密切相关。
从朱毛胜利会师以及后来毛泽东和朱德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可以看到，真正促成和最终促成在井冈山朱毛胜利会师的重要因素，主要是坚定信仰的共同追求、建军精神的思想共鸣、忠诚于党的党性修养、精诚团结的共同品格、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是这些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共同促成的结果。坚定信仰的共同追求，是朱毛胜利会师的灯塔，指引着他们前进的方向；建军精神的思想共鸣，是朱毛胜利会师的行动指南，指引着他们革命的道路；忠诚于党的党性修养，是朱毛胜利会师的基石，指引着他们共同的取向；精诚团结的共同品格，是朱毛胜利会师的风帆，提供了他们前行的动力；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是朱毛胜利会师的保障，指引着他们革命行稳致远。这些因素形成综合作用，推动着“朱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迸发出中国革命的奋斗精神和创造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斗争的伟大实践，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抉择，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成长具有关键意义。”［3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加需要把信仰、共识、忠诚、团结和意志作为强大精神力量，真正肩负起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使命与历史担当，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 戴木才、宋文弢。其中戴木才系 长安街读书会成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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