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江昭的学术贡献不仅仅在于提出了关于美国外交史，特别是美国与东亚关系史诸多新解释，更在于他领导推动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范式转变。
作为国际关系史学家，入江昭一直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战争与和平是他极为关心的问题。他致力于寻找“一种可能的解决世界动荡混乱的办法”。在历史叙事上，入江昭曾明确提出，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实际发生的”历史与历史学家所认定的、已发生的历史，产生了观念上的断裂。他们中大多数人仍持有传统的历史欧洲中心论，在这个思维框架下，全球与跨国的视角很难融入进去。
然而世界已经发生变化。在入江昭看来，人们必须接纳一种更包容性的历史观，理解人类经历的普适性和多元性，而不是把欧美的历史经验盲目嫁接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2018年出版的《全球史与跨国史》一书中，入江昭详细论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世界变化，以及为何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沿袭历史研究的固有套路，而却始终对这些新时代的发展动向置若罔闻。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本书的第二章，篇幅原因，较原文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全球史与跨国史》，[美]入江昭 著，邢承吉、滕凯炜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版。
入江昭。（图源：西北大学。2016年，入江昭与夫人入江光子曾应邀专程访问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历史发展”与“历史写作”之间严重脱节
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就已经明显落后于现实世界的变化。这一时期冷战已经不再是塑造世界事务的唯一力量。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剧，美国的经济霸权也开始受到来自欧洲、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挑战和削弱。诸如环境问题、能源危机、人权问题等跨国议程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也逐渐被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日益削减，人们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建立现代福利国家。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可尽管如此，历史学家却对这些新变化反应迟钝。为何20年后，历史学家才开始在他们的研究中讨论、应对这些时代的新变化？历史学界对时代变化的迟滞反应，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者对民族国家和地缘政治议题的持续关注，另一方面是受学术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西方因素影响。
在我们开始讨论近二十多年的全球史和跨国史方面的著作时，我们应当看到“历史发展”与“历史写作”之间曾经有过严重脱节。20世纪60 年代以来，全球化与跨国事务这股浪潮日趋明显，然而一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多数历史学家仍未能摆脱传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框架。
今天大多数学者都会同意这一事实，即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塑造世界的新力量。虽说两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打破了这种世界一体化的趋势，并在很长时间里经历了“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阶段，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贸易、投资、交通和信息网络的共享，却日益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使我们的世界比两次世界大战以前更紧密地相互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国家的权威在世界各地开始萎缩，各式各样非国家行为体和群众运动更是进一步对民族国家的权力发起挑战，削弱其固有的权威。即便我们只把目光止于当代史：自70年代以来，全球化已成为人们无可回避的事实，然而历史学家却迟迟未能承认这些现实，更未能在研究中反映出自己对这些新变化的理解。换言之，“实际发生的”历史与历史学家所认定的、已发生的历史，产生了观念上的断裂。
“事实真相”与人类认知之间的差异，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固有命题，然而历史学界居然对这些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的时代变化无动于衷，这一点至今想来仍旧十分有趣。事实上，一直到90年代，才有历史学家开始在其写作中重新发掘新的解释框架和研究视角，严肃地应对这些新出现的问题。简单说来，相较于历史发展的潮流，史学写作滞后了二三十年。下文将简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的变化和发展，继而讨论为何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沿袭历史研究的固有套路，而却始终对这些新时代的发展动向置若罔闻。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世界
60年代中期抗议越战的呼声和反对种族隔离与歧视的民权运动，在欧美各国开始逐渐兴起和蔓延，最终在世界各地形成了对当权者的抗议和冲击。不过当时很少有观察者认识到这些现象的本质，也并不认为这些现象预示着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历史叙事将日渐受到全人类和全球性议程的挑战。最初，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仍旧是在各个民族国家的语境中认识60年代兴起的这些现象，并没有从中看到一种新的世界和人类共同体的崛起。即便当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于1969年7月成功登月，成为第一个在月球留下足迹的人类，当时的人们也经常探讨关于“地球和行星”或“地球和宇宙飞船”之类的话题，然而，这些新现象并没有使人们超出民族国家的框架看待世界和当代历史。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政治动荡也都阻碍了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认识到60年代更显著的发展趋势，亦即由外贸出口的扩张所致的“发达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的异军突起，以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大范围扩张。这一时期，西欧各国和日本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而全世界公认的经济霸主——美国——却有了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贸易赤字，从而失去了其经济霸权的地位。此消彼长的经济状况导致美元的大规模贬值以及一段时期内各个主要经济体的汇率浮动，而以美元为基本货币的世界经济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也就此终结；而一个以商品与资本跨境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生产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关系网络。
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在70年代仍旧得以延续，而其他发展也接连产生，共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就是在这十年间，环境问题和人权问题都开始在世界各地受到广泛关注。在此之前，这类问题都被归于国家内部事务，由世界各国动用自己的政治力量和社会机制加以解决。可现在，全世界都开始关注空气和水资源的污染，对人权的践踏这些问题。人们也愈发达成共识，试图以国家间合作的方式解决这些跨国性的问题。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已经有数以万计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地开展类似的工作，它们迅速在不同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分支，并茁壮地发展起来。这类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同样也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威。60年代的一系列运动已经给“当权者”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而70年代更是如此；在很多国家，政府的权威被明显削减，“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的影响力却不断上升。
80年代以来更是如此。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使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这十年间，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而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在这一时期也纳入了更多的成员国，最终在 90 年代组织成立了欧盟。
电视剧《切尔诺贝利》（2019）画面。
与此同时，1986年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电站发生的核泄漏事故，更表明灾害不为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边界所阻。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不仅是苏联的悲剧，也是整个人类世界的悲剧，它更给周围的动物和植物带来了可怕的灾难。也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教育与文化交流日益增强。同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一样，摇滚乐穿梭于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两端，跨越了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阻隔。
这些简要的介绍已经勾勒出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整个世界所经历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世界秩序已经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极格局的延续。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从经济大萧条、民主制面临集权制度的挑战，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美苏冷战意识形态的对抗，整个世界见证了一系列最可怕的事件。那个时代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曾应对这些危机，然而，当战后“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成长起来，并试图以全新的方式界定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之时，老一辈的影响力就逐渐开始淡去，这大概也是为何90年代与60年代的时代差异要比60年代和30年代间的时代差异更为明显。
全球史与跨国史视角的出现
随着时代发展的这些变化，新的研究视角理当应运而生。然而当时大部分历史学家并未重视这些新现象，在当代史的写作中也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国际史的研究尤其如此。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者仍旧沿用传统的冷战史和地缘政治的框架讨论60年代、70 年代甚至80年代的世界史。他们会先讨论冷战在50年代或60年代紧张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然后再讨论70年代以后美苏之间的缓和与禁止核扩散的条约。当70年代末苏联入侵阿富汗、中越边境发生冲突之时，冷战似乎又重新成为世界的主题，于是历史学家开始讨论“缓和”（détente）的结束与“第二次冷战”（the second Cold War）的到来。
的确，这种冷战对立的思维可以解释一些现象，但面对1989年至1991年之间冷战的终结时，它却显得苍白无力。当时的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一样，完全没有预料到柏林墙的倒塌和两德统一，却只有以“冷战的终结”匆匆为冷战叙事收尾。既然意识形态的对立如此严峻，又为何会有冷战的“缓和”？既已有了“第二次冷战”，紧随其后的为何还是“冷战的终结”？这些历史解释根本没有逻辑，而且也缺乏一定的说服力。学者就像新闻记者一样，他们的研究与国际事务的变化趋势紧密相连。由于缺乏民族国家以外的解释框架，他们只有不断把目光聚焦在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之上。
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当时有一些国际史和国别史的学者已经开始朝全球史和跨国史的方向努力。从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选取一些例子，比如菲利克斯·吉尔伯特的《告别演说》（Felix Gilbert，To the Farewell Address，1961 ），该书指出在18世纪末大西洋两岸的决策者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与思想上的联系等。美国与东亚关系领域涌现出许多重要的作品，它们关注的是美国个人或非政府组织如何介入太平洋彼岸人们的生活与事务之中的。值得注意的作品有柯文的《中国与基督教》（Paul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1963）、孔华润的《中国联系》 （Warren Cohen，The Chinese Connection，1978）和简·亨特的《优雅的福音》（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1984）。所有这些研究，包括没有提到的很多作品，一起表明，至少有一些美国对外关系史学者正在向全球史或跨国史方向转变，而在其他国家，这样的学者也有很多。
《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美]简·亨特 著，李娟 译，杨志 审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9月版。
尽管有这些优秀的先锋作品涌现出来，然而，当这些作者出版他们的作品时，很少有人接受了全球史或跨国史的概念。
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绝大部分国际史学者或民族国家史学者不能果断地用这些新的分析框架来重新考察历史？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很明显的一点是，大部分国际关系史学者仍然把研究重心放在与他们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冷战方面，即使他们关注了非政府行为体或跨国力量，也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非地缘政治的学术路径，或者重点去关注全球化、环境和人权这类题目。但这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当代史学者还一直承受着20世纪所发生过的战争、暴行和经济危机之痛，以至于他们不敢相信这个饱受苦难的时代正在被一个全新的、不那么悲剧的时代所取代。
然而现实发展的速度远远超出这批学者们的预料。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这20多年间，历史学家研究、考察现代历史的核心单位——民族国家——其权威在逐步消减，而与之相应的“小政府”（small government）的时代仿佛已经到来。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迅速增长，并且开始在国家社会经济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此情况下，继续把国家视为核心的分析单位当然已经是不够的了。但是在90年代之前，历史学家还是没有很明显地改变他们的观念，民族国家史和国际史仍旧是书写和教授历史的最普遍的路径。考虑到极权主义国家——德国、日本、苏联等——给20世纪带来了怎样的悲剧，一系列的可怕战争以及将民主国家也卷入其中的军备（尤其是核武器）竞赛给世界带来了怎样的灾难，无怪乎近现代史的研究者依旧为“某国如何对待它的人民”“某些国家如何残忍地试图摧毁其他国家”这类叙事着迷。
至于冷战中心观或20世纪历史悲观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让位于更广阔的主题、不同的概念框架的，我们很难给出准确的时间。如果直接说大部分学者（包括历史学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才真正接受一个全新的替代的视角和观点的，这样的结论也未免太过草率，仿佛这些学者不过是当代事务的被动记录者，而非全球事务和跨国发展的深度观察者。
历史学家为何会“落伍”？
经济学家似乎是第一批注意到60年代后凸显出来的经济全球化这类新的发展变化，并对此加以总结的学者。外汇的自由化，或者，由于亚洲国家参与到“离岸生产”、全球市场和消费的体系中所带来的出口贸易的增长与经济产能的提高，都可以用经济全球化来解释。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很快开始研究相关题目。经济变化和技术创新将世界各地的距离前所未有地拉近，这点让学者们着迷不已。
然而，历史学家算是变革潮流中的落伍者，在90年代之前很少有人研究非地缘政治主题。换言之，即使全球化已经成为众人皆知的事实超过20年了，但历史学家仍然在犹豫要不要以全球化为主题来研究现代史，或者利用它作为解释20世纪历史的概念框架。最早探讨全球化现象之一的学者是霍布斯鲍姆，然而他的那部广受赞誉的关于20世纪史—— 《极端的年代》 ——所讨论的时段并没有超出1991年。不过，到了90年代早期，很明显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对全球化及其相关现象感兴趣，并试图将相关主题融入他们对现当代史的研究之中。
《极端的年代：1914-1991》，[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郑明萱 译，中信出版社 2017年8月版。
1993年，当参加过1983年日本会议的部分学者与新一批学者一道重新审视20世纪历史的时候，可以从他们的观点中看出重要的变化。仅仅十年之间，此前还几乎一致地对20世纪史抱有一种悲观的传统见解的学者们，现在已经着迷于新的观点和视角。比如，在1993年会议中，大量的讨论是围绕着十年之前几乎没有触碰过的主题：全球化、人权、环境灾害。粗略浏览下两次会议论文集的索引，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差别。
在承认非地缘政治现象和主题的重要性方面，历史学家为何行动迟缓？
除了冷战的影响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至少到90年代，他们还持有传统的历史欧洲中心论，在这个思维框架下，全球与跨国的视角很难融入进去。甚至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也不例外。在该书中，他所描述的大部分事件发生在欧洲或北美的国家，抑或这些国家的势力范围，它们在军事和经济上发挥着主导性影响。特别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作者将1945年至70年代这段时期概括为“黄金年代”。二战后的西欧复兴、战后美国领导地位的确立、西方世界经济与社会机会的稳固提升，所有这些都让霍布斯鲍姆印象深刻，欢欣鼓舞。
但是，如果从生活在东欧、中东、东南亚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的立场上出发，很难将这段时期定义为“黄金年代”。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尤其是中国），“黄金年代”在70年代以前并未到来，而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七八十年代“大衰退”（long slide）时期，却反而见证了世界大部分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人权革命”以及其他保护地球环境的国际和跨国行动，都发生在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黄金年代”之后。换句话说，《极端的年代》一书的受欢迎程度和广泛的影响表明，一直到90年代初，历史学家仍旧完全被西方中心论的基本观点所主导。
几乎世界各地的专业历史学家都是透过欧洲历史的视角来理解世界史，并试图把他们本国的历史融入西方历史的概念框架中去。比如，古代、中世纪、早期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分期就是起源于欧洲，并作为描述西方社会演进的一个宏观的历史框架。但是，它并不适用于所有地区。我们不仅需要一个较少欧洲中心观的历史分期，也需要一个较少国家中心观的历史分期，历史学家只有到20世纪末才开始真正关心这些事情。
因而，在历史学家们开始拥抱更全球化、跨国性的研究范式以前，他们首先面临着为西方的历史叙事去中心化（decentering）、去国家化（denationalizing）的过程。人们必须接纳一种更包容性的历史观，理解人类经历的普适性和多元性，而不是把欧美的历史经验盲目嫁接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当时世界的经济、社会、文化已经朝着这些方向变化，然而史学编纂方面真正明显的变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欢迎世界历史的研究。职业历史学家开始将世界历史视为一种用来诠释各个国家和社会的可行的，甚至是理想的解释框架。他们开始将世界历史嵌入这种研究概念中，并使之更有效适应各自的研究日程。
当然，人们自然会问，为何历史学家需要花那么长时间，才开始解构西方中心论。毕竟20世纪60年代末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浪潮，已然使从前欧洲的殖民地摆脱了西方的殖民影响，而自70年代以来，一些亚洲国家更是逐渐开始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愈发核心的角色。也是在70年代，人权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愈发受到广泛关注。即便如此，历史讨论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日程仍旧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或许最重要的是，历史学家首先要就跨国性的人口流动、观念变化和文化传播进行严肃的讨论。换句话说，在真正从概念层面解构西方中心论以前，我们应该首先严肃对待跨国性的研究主题。
无论如何，自90年代以来，那些致力于研究全球史的历史学家已经有了自己的阵地。当他们探讨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时，人们对这类言论的接纳已经要比以往友好得多。他们所面对的听众，不是已经成为全球史的信徒，就是早已准备好应对这些新视角所带来的挑战了，这些都反映出历史编纂所经历的重大变化。
原文作者/入江昭
摘编/申璐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穆祥桐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