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5日深夜，罗布泊那边静得连风声都没有，可几千公里外的北京，气氛紧张得快要爆炸。
就在原子弹引爆的前一晚，几个便衣在北京郊区的一间破房子里，死死按住了一个浑身哆嗦的中年人。
房顶的瓦片底下，搜出了一把带高倍镜的步枪，旁边的笔记本里夹着张手绘地图。
这图画的不是什么军事禁区，而是一辆黑色轿车每天上下班必经的路口。
聂荣臻元帅拿着这份“猎杀清单”去找当事人，那个正在核对最后数据的科学家只是推了推眼镜，头都没抬：“他们越是急着想要我的命，说明我们离成功越近。”
这人就是钱学森。
也就是在那一刻，大家才明白，搞原子弹不仅是科学攻关，更是一场把脑袋别再裤腰带上的玩命。
把时间倒回去九年。
1955年钱学森刚回国那会儿，说实话，挺“愣”的。
他从美国带回来一辆天蓝色的克莱斯勒轿车，在满大街灰蓝中山装的北京，这车简直就是个移动的霓虹灯。
他习惯开着车去中科院，有时候还摇下车窗吹吹风。
这一下把负责安保的聂荣臻吓出一身冷汗。
那时候特务多猖狂啊，这不就是告诉人家“我在这，快来打我”吗？
聂帅直接下令：“老钱，这车必须换！”
那辆骚气的克莱斯勒立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全封闭防弹车，还有一个排的警卫。
现在很多人羡慕钱学森当时的待遇，月薪335.8元，外加100元神秘津贴。
那可是1950年代，这钱比部级干部都高。
但这钱你敢拿吗？
说难听点，这是“卖命钱”。
国家给的不是特权，是把他装进了一个金丝笼子般的保险柜里。
自从住进中关村那个特批的小楼，钱学森的生活就跟坐牢没两样。
负责他安全的警卫参谋叫刁九勃，是从朝鲜战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狠角色。
这位山东汉子把对付美国鬼子的那套全用上了：窗户糊上防弹膜，院墙拉上通电铁丝网，连送报纸的邮递员，都得查祖宗三代。
有个事儿特别逗，也特别真实。
大名鼎鼎的陈赓大将去串门，结果被门口那个二十出头的小战士给拦住了。
不管你是多大的官，没手续就是不让进，最后硬是逼着陈赓解下腰里的配枪，这才放行。
陈赓进门就乐了，冲钱学森嚷嚷：“好家伙，你这门槛比中南海都难进，我看这些兵比朝鲜战场上的美国人还难缠！”
玩笑归玩笑，陈赓心里跟明镜似的：这种看似不近人情的变态严苛，是因为对手真的无孔不入。
这绝对不是吓唬人。
最悬的一次发生在1962年，简直就是现实版的《谍影重重》。
当时的食品化验员段恩润，在检查送来的牛奶样本时，发现离心机里的沉淀物泛着一股诡异的蓝光。
职业直觉告诉他不对劲，立马叫停了早餐。
连夜化验结果出来，所有人都吓傻了：牛奶里掺了高浓度的放射性铊。
顺藤摸瓜一查，送奶工早就被台湾特务收买了。
这事儿之后，中科院直接搞了个“食品检验室”。
这待遇听着吓人：钱家的一日三餐，大米白面、蔬菜水果，必须经过光谱分析、生物测试七道关。
甚至孩子想吃串冰糖葫芦，都得先取样，放进培养皿观察48小时，确认没毒才能吃。
后来朱德去钱家做客，看着这一套流程都懵了，感叹说：“当年长征吃树皮草根都没这么讲究，但这比打仗难多了。”
当然了，国家给的不光是保护，还有读书人最看重的面子。
1956年春节国宴，原本钱学森被安排再第三桌。
这也没毛病，毕竟那是论资排辈的地方。
可毛泽东拿着座次表看了一眼，大笔一挥，直接把钱学森的名字勾到了第一桌，就在自己旁边。
宴会开始，钱学森有点拘束，毛泽东拍着身边的空位说：“学森同志，坐到这里来，我们好讨论一下怎么用火箭放个大炮仗！”
这一坐，坐的不是位子，是整个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敬意。
虽然享受着这种国宝级待遇，钱学森自己却清醒得可怕。
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他主动把工资捐了，每月拿出200块资助同事。
那套100平米的房子，被他改成了全是图纸的实验室。
秘书劝他注意身体，该享受就享受，他指着墙上的公式说：“美国人算准了我们搞不出原子弹，他们把我看作抵得上五个师，我就要让这五个师的价值再戈壁滩上开花。”
这种“开花”的代价，是无数无名英雄在暗处的守护。
直到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那朵蘑菇云腾空而起。
那一声巨响，不仅震碎了西方的核垄断，也彻底震碎了那些针对钱学森的暗杀阴谋。
消息传回北京，聂荣臻紧紧握住钱学森的手，俩人眼里都有泪花。
在那一刻，所有的防弹玻璃、通电铁丝网、试毒的银针，都值了。
如今回头看，那个把天蓝色克莱斯勒换成黑色防弹车的决定，那杯被拦截下来的“蓝光牛奶”，以及国宴上那个被临时更改的座位，才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注脚。
这不仅仅是因为钱学森值钱，而是那个新生的政权心里清楚——保住了他，就保住了这个民族挺直腰杆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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