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底，白市驿机场那个大清早，风挺凉。
C-47运输机的引擎声震耳欲聋，螺旋桨刮起的风让人站不稳。
机舱口，刚坐上保密局头把交椅才半个月的毛人凤，腰杆挺得笔直，对着眼前那个披着灰呢大衣的人，敬了个标准的礼。
他张嘴就是一句：“副座，多保重啊。”
那个被喊作“副座”的男人，站在登机梯上，回了一句：“你也是，保重。”
站在那儿的，正是少帅张学良。
要是光看这画面，你准得以为这是国民党那边老友之间的道别。
规矩讲究，平起平坐，甚至还能品出点依依不舍的味道。
可你要是把视角往后拉一拉，就能瞧出这事儿里透着一股子不对劲：张学良屁股后头跟着的是特务头子刘乙光，押车的还是军统赫赫有名的沈醉，就连这架飞机，也是特务机关专门调来的。
那所谓的“副座”，说白了，就是个被软禁了三千五百多天的阶下囚。
就在那句“保重”落地没多久，舱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飞机带着张学良，压根没去他朝思暮想的南京，而是一头扎向了东南方。
终点站：台湾。
这一去，半辈子就搭进去了。
如今回头咂摸这最后的十三天，你会发现，这哪是什么简单的犯人移交，分明就是一场做得天衣无缝的“攻心局”。
这中间，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毛人凤，每一步算盘都打得精刮响。
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就一个：怎么把这头昔日的“东北虎”，不吵不闹地关进笼子，再安安稳稳运过海峡去？
来硬的肯定不行，容易炸锅。
他们琢磨出的法子是：演戏。
咱们把时钟往回拨，瞅瞅这出大戏是怎么开锣的。
最绝的一出，发生在10月29号晚上，也就是上飞机的前一夜。
地标重庆歌乐山，以前戴笠住的那栋大别墅。
那天晚上，屋里亮堂堂的，场面看起来挺热乎。
毛人凤和沈醉专门陪着张学良喝大酒。
有个细节特别值得琢磨。
这俩特务头子见了张学良，左一个“副座”，右一个“副座”，叫得那叫一个亲热。
要知道，这时候张学良手里早没兵权了，这称呼还是十几年前的老黄历。
干嘛非得这么叫？
这笔账，特务们算得门儿清。
张学良被关了整整十年，心里的火气早就攒满了。
这时候你要是板着一张狱警的冷脸，公事公办，不光容易把他惹毛了，搞不好路上还不配合，给你来个绝食抗议，那就麻烦了。
喊一声“副座”，那是惠而不费，效果却奇好。
能让张学良产生一种错觉：蒋介石还念着旧情，国民党还没忘了他当年的地位。
为了把这场戏演真了，那天中午上的全是硬菜——锅包肉、溜肉段、酸菜白肉。
清一色的东北家乡味。
这一手真管用。
家乡菜勾起了张学良的酒瘾，几杯高粱酒下肚，他话匣子立马开了，开始滔滔不绝地讲当年在东北练兵的那些威风事儿。
这时候的张学良，心里其实也在打鼓，他在试探毛人凤的底线。
他寻思，既然大特务头子亲自作陪，还这么客客气气，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快熬出头了？
可他哪知道，就在他推杯换盏、酒酣耳热的时候，毛人凤心里盘算的，完全是另一码事。
这种“客气”，说穿了就是一种低成本的麻醉剂。
让你吃香喝辣听好话，就是为了让你脑子发木，在最要命的节骨眼上放松警惕。
直到那通电话铃声响起来。
毛人凤接完电话，转身走到客厅中间，嗓门压得极低：“老头子有令，明天直飞台湾。”
这就叫图穷匕见。
前一秒还是把酒言欢的“副座”，后一秒就成了听候发落的囚犯。
张学良当时的反应大得很，手里的茶杯“啪”地一声摔得粉碎，脸都气青了：“原来是这样，我又被耍了。”
这话算是说到了根子上。
因为这不仅仅是被耍了一回，而是被连环套路了足足半个月。
把日历再往前翻半个月，10月17号。
那会儿张学良还被关在贵州桐梓的大山沟里。
就这几个字，在张学良听来，那就是救命稻草。
为啥？
因为按当年的政治规矩，去重庆往往意味着下一步就是回南京，回了南京就有机会见蒋介石，见了面就有放出来的指望。
所以张学良配合得很，心里那个美啊。
他甚至让随从把自己养的两只黑猫装进竹笼子，打算带着宠物去迎接“新生活”。
说到这儿，你就不得不佩服蒋介石和郑介民的心机了。
当时南京那边对于把张学良往哪儿搁，是吵过好几轮的。
放回北方？
绝对不行。
那边仗打得正凶，万一让他跑了，或者被老部下抢回去，那就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
留在南京？
也不成。
京城人多嘴杂，报纸盯着，美国人也看着，舆论压力太大，搞不好就得被迫放人。
所以，必须找个既离战场十万八千里、又能让保密局一手遮天的地方。
郑介民拿着地图比划了半天，最后蒋介石拍了板：先弄到重庆，再转运台湾。
这背后的逻辑那是相当严密：
断了地缘念想：台湾孤悬海外，张学良在那儿两眼一抹黑，插翅也难飞。
留着当筹码：只要人在手里，就能牵制东北军那帮老人，还能在对美外交上当个隐形的人质。
消息封锁：这中间，绝不能让张学良知道终点站是台湾。
为啥不能说？
要是在贵州就告诉他“要把你流放到海岛上去”，他大概率得当场翻脸，甚至寻死觅活。
所以，刘乙光接到的死命令是“只准说去重庆”。
这一路上，张学良看着窗外景色变了，还在本子上写写画画，好奇地问这问那。
刘乙光还得假装轻松地忽悠：“委员长想见您，那不得先把行程安排妥当嘛。”
这就给了张学良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
从桐梓到重庆，再到歌乐山的大别墅，这一路的铺垫，都是为了让他这颗心悬在半空，保持着一种“虽不自由但有盼头”的微妙状态。
直到歌乐山那个电话打来，肥皂泡彻底破了。
还有个细节挺有意思。
到了歌乐山戴笠的旧宅子，张学良一进门就愣住了。
欧式的大柱子、大理石壁炉、亮晶晶的吊灯，对于一个在贵州穷山沟里住了十年草房的人来说，这视觉冲击力太大了。
他当时跟赵一荻嘀咕了一句：“这地方未免也太阔气了。”
这不光是感叹，更是一种心里没底的不安。
在这场博弈里，赵四小姐显然比张学良更早闻到了危险的气味。
当张学良在贵州以为要重获自由的时候，赵一荻就悄悄提醒过：“先别高兴得太早。”
事实证明，女人的直觉往往比男人的政治幻想更准。
这栋豪宅，其实就是个镀金的鸟笼子。
毛人凤对后面的安排一直是支支吾吾，说什么“飞南京的飞机还在调”，把日子拖了一天又一天。
张学良问急了，刘乙光就打太极：“您先安心歇着，空军那边得排队。”
他们在等啥？
他们在等蒋介石下最后的决心，也在等那架飞往绝海孤岛的专机到位。
对蒋介石来说，张学良这个筹码，杀不得，放不得。
杀了，他是抗日功臣，舆论能把国民党骂死，东北军心也得彻底崩盘；放了，这头老虎一旦出笼，对内战局势的影响谁也估不准。
所以，唯一的解法就是——养着。
不光要养，还要“富养”。
给你大房子住，给你“副座”的头衔，给你好酒好菜，但就是不给你一样东西——自由。
这是一种极高明的“软刀子”。
它一点点磨掉你的心气儿，让你在舒服日子里慢慢变老，直到你对现实再也没力气反抗。
10月30号那架C-47，最后还是飞起来了。
张学良坐在机舱里，瞅着窗户底下翻滚的云海。
那一刻，他心里那笔账估计也算明白了：
所谓的“去重庆”，不过是个中转站；所谓的“副座”，不过是块遮羞布。
从贵州桐梓到重庆歌乐山，再到台北，这是一条精心铺好的单行道。
那个在南京运筹帷幄的人，和在重庆执行命令的人，联手把他装进了箱子。
毛人凤在跑道尽头看着飞机变成黑点，他的活儿算是干漂亮了。
他不用管飞机上的人啥心情，他只需要跟南京汇报：货已发，一切平安。
至于张学良，当那两只装在竹笼里的黑猫陪着他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时，历史的大门已经悄悄关上了。
这一关，就是整整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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