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美国，日子过得并不太平。
2008年金融危机把经济打了个趔趄，制造业大量外流让不少工人丢了饭碗。
更何况，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接连暴露出一个尴尬的事实，美国的产业结构出了问题，供应链脆得像张纸。
工厂搬到海外，留下的是锈带上的空厂房。
产业越来越依赖金融，科技创新反而没了后劲。
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中产阶级眼看着要撑不住了。
这些问题摆在那儿，谁都看得见。
拜登政府上台后，推出了“现代美国产业战略”。
说白了，就是要把国内产业重新搞起来，让中产阶级有活路，在国际竞争中不能输。
这套打法听起来新鲜，其实翻翻历史就会发现，美国政府干预产业这事儿，从建国开始就没停过。
1791年，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写了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他在报告里说得很明白，美国要搞工业，政府得出钱补贴，还得设关税保护本国企业。
这份报告成了美国产业政策的起点。
19世纪的美国学派接过了汉密尔顿的思路，继续推动政府支持工业发展。
1861年林肯当总统后，关税保护政策更是用得顺手。
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完成了产业革命，从种地的农业国变成了开工厂的工业国。
这个过程中，政府投资基础设施起了大作用。
先是修驿道，坎伯兰国道连通了东西部。
接着挖运河，伊利运河让货物运输成本大降。
最后是铁路时代，钢铁产业跟着火了起来。
每一步都离不开政府的钱和政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公司垄断成了新问题。
政府这时候又出手了，搞反垄断立法，成立州际商务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
表面上是限制垄断，实际上也是在调节产业格局。
1929年经济大萧条来了，市场彻底失灵。
罗斯福推出新政，采纳凯恩斯主义，联邦政府开始大规模干预经济。
政府花钱刺激需求，投资修路建桥，直接创造就业机会。
二战期间，政府干预达到了顶峰。
紧急管理局、生产管理局、战时动员局，一个接一个的机构成立起来。
战略物资管制，军工生产扩张，政府把经济调度得明明白白。
这段时期的经验，让美国尝到了政府强力干预的甜头。
战后美国放弃了保护主义，转而推动国际自由贸易。
但在国内，产业政策并没有停。
冷战开始后，安全成了头等大事。
1958年NASA成立，1958年DARPA也建起来了。
“阿波罗登月计划”这些大项目，表面上是科研，实际上带动了航空航天、电子、计算机等一大批产业。
之后美国搞出了一套军民融合的产业政策。
军事科技研发出来，转手就能民用。
互联网最早就是军方项目，后来变成了改变世界的技术。
这种模式效果好，政府也乐意投钱。
军工复合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对美国政治经济影响深远。
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后，保守主义抬头。
里根上台推行“里根经济学”，嘴上说要减少政府干预，实际上换了个说法继续干预。
“产业政策”这个词不提了，改叫各种“计划”或“战略”。
1982年，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启动。
1992年，小型企业技术转移计划也来了。
这些计划名义上是支持小企业，本质上还是政府在引导产业方向。
日本半导体产业崛起后，美国坐不住了。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直接介入，支持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
国家制造科学中心成立，联邦资金投进去支持新技术开发。
说是市场主导，政府的手其实一直在。
20世纪40年代起，美国推动贸易自由化，平均关税大幅降低。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出来后，关税保护更不好使了。
政府换了工具，改用政府采购、出口支持、贸易协定这些手段。
70年代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美国的策略是提升出口商竞争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高科技产业一直是重点，星球大战计划、大学和大公司联合研发、军事科技民用化，政府支持从没断过。
公共风险资本计划也搞起来了，英凯特基金就是个例子。
政府出钱投资早期技术项目，成功了企业赚钱，失败了政府担风险。
这种模式对产业技术创新促进很大。
石油危机后，能源政策成了重点。
政府支持页岩气开采技术研发，最终让美国变成了石油生产大国。
传统能源利益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能源规范也确立下来。
这些都是政府主导的结果。
翻看历史会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现象。
一是政策制定者和主流经济学家想的不一样。
马修·凯里、希西家·奈尔斯这些人，在实际政策制定中影响力很大，但他们的主张跟当时主流经济学理论常常对着干。
二是联邦和州在产业政策上的权力分配很微妙。
联邦政府想集中管，各州又要保持自主性。
这种平衡一直在调整，从来没有固定模式。
回头看这些历史，能得出几个结论。
关键时期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
产业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绑得很深，这是美国的传统。
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发展有长期带动作用，这点从19世纪到现在都没变。
军民融合模式在技术创新中有独特优势，美国一直在用。
国际竞争压力大的时候，产业政策就会调整，这也是规律。
拜登政府推出的三项关键法案，其实是在延续历史传统。
重视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对国家安全的意义，这是一贯的。
加强盟友合作，构建新国际经济伙伴关系，策略上也是延续的。
复兴国内产业生态和科技创新，这种使命感从汉密尔顿时代就有。
重建中产阶级的目标，跟罗斯福新政精神一脉相承。
说白了，拜登政府做的事情，美国历史上都做过，只是现在又拿出来用了。
从汉密尔顿到拜登，美国产业政策走过了两百多年。
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一直在变，从显性干预到隐性支持，现在又重新强化。
但有一点没变，产业政策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当代面临的挑战确实不一样了。
供应链脆弱性、技术竞争、气候变化，这些问题对产业政策提出了新要求。
拜登政府的应对方式，既是历史传统的延续，也是时代挑战的回应。
美国产业政策从来不是按经济学教科书来的。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从建国开始就没真正放开过。
新自由主义那几十年，表面上说市场万能，实际上政府该干预还是干预，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
如此看来，拜登政府的“现代美国产业战略”并不新鲜。
它是美国两百年产业政策传统的一次集中爆发，是在新挑战面前对老工具箱的重新翻检。
政府干预产业这事儿，在美国从来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干、干多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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