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那个春天，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的驻地。
这位平日里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五虎上将”，见到师首长后，蹦出来的第一句居然是：“这回困在黄河边，多亏你们八路军把我捞了出来。”
这话听着挺稀罕。
那会儿，卫立煌手底下虽说被打得只剩四个旅，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好歹也是正规军的架子。
反观“救”他的那支八路军，实际上仅仅是一个营。
更离谱的是，这连个满编的主力营都算不上。
照着当时营长的说法，全营八百多号人，长枪只有十二支，机枪才一挺。
八百人分十二杆枪，平均下来六十多个人才摊得上一杆。
就凭这点寒酸家底，咋就能救得了统帅几万大军的卫立煌？
说白了，救命靠的不是手里的家伙什，是脑瓜子。
这背后的斗法，可比战场上拼刺刀有意思多了。
这档子事儿，还得从一次看似凑巧的“挡道”说起。
那天，一一五师六八五团三营营长周长胜，领着队伍正在赶路。
他们接到的死命令是向东挺进，恰好路过卫立煌的指挥部边上。
本来周长胜寻思着绕个道，井水不犯河水。
谁知卫立煌的参谋骑着一匹大黄马追了上来，指名道姓要见长官。
这一去，摆明了是个“坑”。
卫立煌为啥非要见一个小小的营长？
好奇心是一方面，更要命的是，他当时正处在极度的焦躁中，急需抓几根救命稻草，哪怕找个出气筒也行。
指挥部设在一孔窑洞里。
卫立煌摆足了架子：一身笔挺的黄呢子军装，马靴擦得能照人影，肩膀上披着草绿色的呢子大衣，嘴唇上留着那一撮标志性的浓密八字胡。
周长胜前脚刚进门，卫立煌没搭腔。
他先是用那种审视的眼神上下扫了一圈，接着点烟，吞云吐雾，硬是把周长胜晾在那儿足足五分钟。
这是典型的心理战。
谈判桌上，谁先沉不住气开口，谁就输了一半。
好不容易，卫立煌开了金口，却是像查户口一样：“你叫啥？
哪个营的？”
周长胜立正回答：“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三营少校营长周长胜。”
卫立煌显然对八路军的底细摸得门儿清，点了点头：“团长是杨得志。”
紧接着，他抛出了最要害的问题：“你们来了多少号人？
家伙怎么样？”
周长胜是个实在人，可脑子也活泛。
他先是打了个太极：“装备差点意思，不过打游击嘛，鬼子就是运输大队长。”
卫立煌根本不吃这套，语气立马硬了起来：“我问的是你们现在手头有啥。”
周长胜没辙，只好交了实底：“全营十二杆步枪一挺机枪，每人八颗手榴弹。”
听到这数，卫立煌刚吸进嘴里的一口烟差点呛出来，紧接着就是一阵狂笑。
那笑声里全是讽刺。
他走到周长胜跟前：“我当你有十门大炮呢，老弟，就凭你这点烧火棍也想往东去打日本人？
荒唐，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那一刻，卫立煌心里的算盘是这么打的：八路军就是一群“叫花子兵”，这种队伍拉上前线纯属送死，一点战术价值都没有。
既然看不上眼，为啥不放行？
因为卫立煌给周长胜划了两条道：
第一，留下来，听我调遣；
第二，打哪儿来回哪儿去。
唯独不能往东走。
卫立煌给出的理由听着挺诚恳：“别往东，那是拿鸡蛋碰石头！”
可这话背后，藏着更深的算计。
作为战区长官，他不想看着八路军钻到敌后去抢地盘；另一方面，他自己的防线眼看要崩，身边多一股力量，哪怕只有几百人，心里也能踏实点。
这对周长胜来说，是个死扣。
团长下了死命令必须东进，完不成那是失职；硬闯卫立煌的防区，搞不好要擦枪走火，破坏统一战线，这罪过更大。
周长胜试着表决心，说了一通“八百颗誓死抗日救国的心”。
结果卫立煌毫不客气地打断：“心，心，它能挡子弹，还是能扛炮弹？”
谈话一下子僵住了。
卫立煌下了最后通牒，甚至有点恼羞成怒，跑到电话机旁一屁股坐下，再也不搭理周长胜。
这时候，换个一般的指挥员，估计要么唯唯诺诺应下，要么摔门走人。
可周长胜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重新琢磨眼前的局势。
他看出来了，卫立煌之所以这么暴躁、霸道，不光是瞧不起八路军，更是因为他自己屁股底下着火了。
只有摸清卫立煌在怕什么，才能找到解开这个扣的钥匙。
周长胜决定接着谈。
他试探着问了一句：“贸然东去确实凶多吉少，敢问司令长官，这儿是个啥情况？”
这一问，算是挠到了卫立煌的痒处。
人一旦焦虑到了极点，那是恨不得找人倾诉的。
卫立煌走到地图跟前，指着上面的红色箭头，终于交了底：
“不妙啊不妙…
日军三万人分三路，一路从兑九峪，一路顺着汾阳公路，一路越过介休，正冲着这儿压过来。”
局势确实够呛。
卫立煌的部队顶了十几天，四个军打得稀里哗啦，只剩下四个旅。
日军还在步步紧逼，就像张开的一张大嘴，要把卫立煌这点残兵败将一口吞下去。
这就是卫立煌刚才嘲笑周长胜的底气——他几万人马都顶不住，你那十几杆枪能顶个球？
“填牙缝都不够”。
紧跟着，周长胜问出了整场对话中最要命的一个问题：“敢问一下，贵军下一步打算咋办。”
卫立煌想都没想就回道：“往西，过河，实在不行去陕北。”
听到“去陕北”这三个字，周长胜脑子里嗡的一声。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陕北是啥地方？
那是延安，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待的地方。
卫立煌手里虽说只剩四个旅，可好歹也有两三万人。
这几万国民党溃兵要是涌进陕北，不管是为了躲避战火还是别有用心，对党中央的安全都是天大的威胁。
光是这几万人的吃喝拉撒，就能把贫瘠的陕北压垮，更别提万一搞出点军事摩擦。
这会儿，周长胜的任务变了。
原本他只是想借道东进，现在，他必须得把卫立煌拦住，绝不能让他西撤。
可这谈何容易？
一个小小的少校营长，想改变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的战略决策，这在级别上简直是天方夜谭。
除非，他能证明卫立煌的计划是条“死路”，并且给出一招“活棋”。
周长胜死死盯着地图，脑子转得飞快。
卫立煌现在的处境是：步步抵抗，步步后退，完全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日军三路逼近，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把卫立煌赶到黄河边上包饺子。
要是往西撤，正好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周长胜冷不丁问了一句：“司令长官按你的意思西渡，那请问，船只备够了吗？”
卫立煌愣了一下。
他顿了顿，把烟头拔出来，脸上有点挂不住：“没有，正在找。”
听到这话，周长胜笑了。
这一笑，把卫立煌惹毛了：“放肆，笑什么？”
周长胜也不藏着掖着了，直接摊牌：“我笑司令长官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敌人三面紧逼，火烧眉毛了，这几万人没备够船，怎么过河？”
这就是兵家大忌——背水一战。
几万人挤在黄河边，要是没有足够的船迅速过河，一旦日军陆上推进，配合飞机空中轰炸，黄河边那就是现成的屠宰场。
这话像根针，精准地扎破了卫立煌“西撤”的幻想气泡。
他虽然傲气，但毕竟是老行伍，这点军事常识一点就透。
看着卫立煌不吭声了，周长胜知道火候到了，抛出了自己的路子：
“我倒有个想法…
抽少量部队牵制敌人，拉大宽面；然后主力分兵两路，一路向南，一路向北，插到敌人侧翼去，保存实力，等到在敌人两翼找到机会再打。”
这个方案的高明之处在于：
避实击虚：不跟日军硬碰硬，也不去黄河边送死。
跳出包围：利用日军急着向西推进的心理，反向往南北两侧跳，钻到敌人屁股后面去。
政治安全：拦住了卫立煌去陕北，保卫了党中央。
卫立煌听完，在窑洞里踱了几步，猛地转过身：“对，好计谋！
再说一遍！”
他甚至激动地对着立正的周长胜喊：“稍息，稍息。”
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印证了周长胜的判断：在生死关头，面子不值钱，谁能给条活路，谁就是座上宾。
当天傍晚，四个旅长被叫来开会。
卫立煌立马恢复了司令长官的派头，拿着红铅笔在桌上敲得震天响，把周长胜的建议包装成了自己的决策：
“本来咱们要往西，现在决定改一改…
南边张家沟南的两个旅归马旅长指挥，往石楼方向猛突…
我带直属队和另外两个旅同时往北面突…
他在会上把话说得很重：“咱们要是往西跑，那就是全军覆没的下场。”
布置完任务，卫立煌才“隆重介绍”周长胜：“这位是八路军的周营长，刚才那个决策是我跟他一块儿琢磨出来的。”
这下子，满屋子的国民党军官都傻眼了。
有个参谋甚至抱着脑袋感叹：“八路军里有人才啊！”
周长胜这时候非常得体地站起来，又补充了三点战术细节：
突围得选在晚上，千万别见火光，保持肃静；
主力转移的时候，留小股部队把痕迹抹干净；
牵制部队火力得猛，制造出正面突围的假象。
这三点，全是实战中拿血换来的经验。
卫立煌连声叫好，旅长们也跟着点头。
那天夜里，卫立煌照着这个计划，分南北两路突围。
日军果然扑了个空。
他们以为卫立煌会在这儿决战或者西渡，结果国民党军队像水银泻地一样，从日军的缝隙里溜到了侧翼。
而周长胜的营，也借着卫立煌大部队调动的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了封锁线，继续向东挺进，完成了团长交代的任务。
这一仗，周长胜没费一颗子弹，却解决了一个战役级的大难题。
他不仅保全了自己的部队，救了卫立煌的几万人马，更在无形中化解了党中央面临的一次重大潜在危机。
回头看这事儿，卫立煌输在了“惯性思维”——打不过就跑，跑就往大后方跑。
而周长胜赢在了“逆向思维”——当前面路不通、后面是死路的时候，侧翼往往才是生门。
更要紧的是，他看透了卫立煌外强中干的本质：一个手里有几万条枪的人，有时候还没有一个手里握着真理和智慧的人更有力量。
正如毛主席教导的那样：要利用敌人的错觉来争取自己的主动。
十二支步枪能不能救几万人？
能。
只要握枪的人，心里装着全局，脑子里藏着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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