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粮不够怎么办？吃人！
这在《太平年》里不是隐喻。
开封城破那一日，黑烟蔽日。
钱弘俶站在残垣断壁间，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叫“人相食”。
这不仅仅是饥荒年景的易子而食，而是一整套权力齿轮下，人被彻底物化的末世图景。
《太平年》不跟你讲大道理，它把血淋淋的真相端到你面前：
在五代十国这个巨型绞肉机里，奸臣的“吃相”，往往就是他们的“死相”。
张彦泽可能是近年国产剧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武将。
他的可怕不在于多能打，而在于他把“吃人”彻底制度化、军事化了。
别的军队愁粮草，他的军队愁盐巴——因为“两脚羊”遍地都是。
活人被抓来，当场宰杀，取肉，剔骨，熬汤。
军队成了移动的屠宰场，不带粮草，只带一把盐。
这种恶，已经超越了战争残酷的范畴，变成了纯粹的反人类狂欢。
所以他攻打开封后“大索三日”，就一点不奇怪了。
烧杀抢掠只是基本操作，奸污后妃、悬尸街头才是他的“艺术创作”。
在他眼里，这座城和城里的人，不过是一顿丰盛的肉宴。
但冯道这只老狐狸，最懂怎么用恶人的恶去治恶人。
他看准了耶律德光想当中原皇帝、要个好名声的心思，轻飘飘一句话：
“此人恶名太盛，留着他，民心不服。”
刑场那天，开封百姓的恨意达到了沸点。
石头、瓦块、拳头，雨点般砸向这个吃人魔。
史书里那句“百姓争啖其肉”在剧里变成了更直观的镜头——
他被活生生打成了肉泥。
讽刺吗？他吃人肉吃得那么香，最后自己也变成了一滩肉泥。
最朴素的逻辑：你怎么活，就怎么死。
他是后晋的北伐统帅，二十万大军在手。
结果呢？仗没打，直接掉头投降契丹，反过来帮外族打自己人。
为了当“儿皇帝”，他连头发都按契丹样式剃了，衣服也换了，跪得那叫一个标准。
但他真正“吃”的，是老百姓的命根子——粮食。
他管的地盘，搞“先征后量”。什么意思？
就是先把你家粮食全拉走，拉多少他说了算，至于“量”嘛，账本上写多少就是多少。
一百万斛粮食进仓，他上报三十万，剩下的呢？进了他自己的口袋。
老百姓的粮仓被刮得干干净净，第二年青黄不接时，只能找他借粮——高利贷的那种借。
一进一出，几百万缗钱就这么“吃”进去了。
这是钝刀子割肉，慢慢放血，比张彦泽的明抢更让人绝望。
他的结局，配得上他的贪婪。
刘知远建立后汉，先用他，后防他。
老皇帝病重时一句“杜重威不可留”，判了他的死刑。
父子几人被斩首、肢解，尸体扔在市场上。
百姓的恨意在这一刻爆发了——不是砸石头，而是扑上去生吃他的肉。
等仇恨的人群散去，只剩一具森森白骨。
从搜刮民脂民膏到被民啖肉食骨，这个循环，残酷得让人说不出话。
吴越国相对安稳，但权力的宴席上，刀光一样不少。
程昭悦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古代版。
他不吃人肉，不吃民粮，他吃的是权力的差价。
身为“山越社”大东主，他干的是倒卖王宫内库的勾当。
国王的珍宝，经他的手流入黑市，钱进了谁的口袋，不言而喻。
他很聪明，知道要找靠山。
帮着钱弘佐敲打权臣胡进思，立了功，得了宠，爬上了高位。
人哪，一旦掌权，立刻变脸。
勾结士族，把北方那套苛政搬到吴越，“先征后量”的玩法他也会。
若没有钱弘俶找到罪证，没有钱弘佐临终前下决心清洗，他真可能吃成一代巨贪。
他死得相对“体面”——一杯毒酒，或是一把刀。
但本质没变：你吃哪碗饭，就可能死在哪碗饭上。
权力喂饱了他，最后也噎死了他。
胡进思是另一种“食客”。
他不贪财，不嗜杀，他贪的是操控王权的快感。
九十八岁，三朝元老，吴越国的“幕后导演”。
钱弘佐是他立的，钱弘倧是他废的，钱弘俶也是他扶上位的。
在他眼里，国王不过是前台木偶，线在他手里。
但他老了，老到以为年轻人永远好控制。
钱弘俶给了他当头一棒。
这个在耶律德光殿上都敢骂奸臣的年轻人，怎么可能甘心当傀儡？
救兄长、破刺杀、一步步收拢权力——钱弘俶的每步棋，都在斩断他手中的线。
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失控的恐惧。
当他发现这个自己亲手挑选的“傀儡”，正在反过来掌控局面时，那种贯穿骨髓的寒意，比任何刀剑都锋利。
胡进思死得很“内部”——毒疮发作，痛苦三日，咽了气。
史书说“惊惧而死”，剧里给足了氛围。
这不是谋杀，是心理的彻底溃败。
他吃了一辈子操控的快感，最后被失控的恐惧活活噎死。
《太平年》最狠的一点，是它不给你讲“善恶终有报”的童话。
它给你看的是一套完整的暴力循环逻辑：
张彦泽用暴力吃人，最后被更暴力的民意碾成肉泥；
杜重威用权力吃民，最后被民意的反噬啃成白骨；
程昭悦用计谋吃利，最后死在更高级的计谋里；
胡进思用资历吃权，最后败给时间与新人。
没有天降正义，只有因果链条。
没有道德审判，只有力量博弈。
钱弘俶的愤怒是真的，冯道的算计也是真的。
在这个系统里，纯粹的恶往往被另一种更精密的恶所收割，而少年热血的正义，不过是棋盘上一枚用得巧妙的棋子。
这才是《太平年》想说的：
乱世里没有无辜的宴席，每个人都在吃，也都在被吃。
区别只在于——你的吃相，早就写好了你的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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