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个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将以每股20.47美元的价格购入英特尔10%的股权，总计花费约89亿美元。这个价格比当时英特尔市价低了近20%。
消息公布的当天，英特尔股价应声上涨6.3%，市值单日增加了近80亿美元。特朗普政府这笔交易并未花费新的财政拨款，而是将拜登政府时期承诺给英特尔的芯片补贴“转变”为了股权投资。
过去的九个月里，美国政府还以类似手法介入多个行业：批准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但保留“黄金股”否决权，强制英伟达和AMD将部分对华芯片销售收入上缴。
英特尔这笔交易的核心逻辑很简单，美国政府将原本承诺的补贴转变成了股权筹码。拜登政府时期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曾承诺为英特尔提供约90亿美元的补贴，条件是英特尔必须达成一系列技术指标。
特朗普上台后改变了玩法，把这笔补贴从免费拨款变成了股权投资，那些要求英特尔达标才能拿钱的绩效条款也被一笔勾销。
从表面上来看，英特尔亏了原本可以白拿的钱，现在必须用10%的股权来换。但资本市场的反应显示，投资者似乎看到了不同的信号。当政府成为公司股东后，他们有动力确保英特尔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这意味着政府可能利用关税保护英特尔，将政府采购订单倾斜给英特尔，甚至施压其他芯片公司分享订单给英特尔。当裁判员同时成为运动员，赛场规则将彻底改变。
同一时期，另外两家芯片巨头也卷入了类似的交易。2024年7月，英伟达和AMD同意将对中国芯片销售收入的15%上缴给美国政府，后这一比例被提高到了25%。
这不是关税，不是罚款，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许可费”。根据瑞银分析师的预测，未来五年这笔许可费可能为美国政府带来超过120亿美元的收入。
英伟达的情况尤为特殊。2023年，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英伟达向中国出售高端AI芯片，这一度使英伟达中国业务几乎归零。中国曾贡献英伟达超过20%的收入，是该公司的关键市场。
后来禁令有所松动，条件却是英伟达必须将销售额的一部分上缴政府。有法律专家指出，这种安排可能违反美国宪法关于不得征收出口税的规定。
特朗普政府把它包装成“许可费”而非税收，绕过了法律红线。无论怎样定义，一个新的先例已经被创造出来，国家安全被明码标价。
芯片是高科技行业的故事，传统制造业又如何呢？美国钢铁的案例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角度。
日本制铁以141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这家百年老店终于易主，但交易有一个特殊附加条件：美国政府获得了一种叫“黄金股”的特殊股份。黄金股起源于英国撒切尔时代，持有者可以否决公司的特定重大决策，即使只持有极少的股份。
在美国钢铁这笔交易中，“黄金股”赋予特朗普政府以下权利：不能迁总部、不能改名字、不能关工厂、不能降工资。
这个权利很快被行使，美国钢铁计划关闭伊利诺伊州一座工厂时，商务部长直接致电公司高管表示反对。几天后，关厂计划被撤回，800名工人保住了工作。
从商业角度看，一家日本公司花费141亿美元买下美国公司，却不能自主决定关掉亏损的工厂，这显然不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但从政治角度看，这正是特朗普想要的效果——向选民证明是他保住了制造业的工作岗位。
如果把三个案例放在一起，一个清晰模式浮现出来：政府首先制造一个威胁，可以是出口禁令、外资审查或任何形式的行政压力；然后在对方最需要解决问题时提出交易，用威胁换取股权、分成或控制权。
这种策略的最大受益者真的是美国吗？从短期看，美国政府确实获得巨大利益：英特尔10%的股权价值近百亿美元，英伟达的许可费未来可能带来上百亿美元，美国钢铁的否决权让政府可以直接干预企业决策。
但把视野放宽到全球竞争层面，情况就复杂了。美国芯片产业的核心优势从来不是制造能力，而是设计能力和生态系统。英伟达的GPU、高通的手机芯片、苹果的自研芯片，这些都是设计端的成就。
制造环节早已外包给台积电和三星。英特尔是个例外，它既做设计也做制造，但正因如此，它在两条战线上都面临激烈竞争，导致两边都没有做到最好。过去十年英特尔在先进制程上的落后是公认的事实。
现在政府入股英特尔，本意是扶持美国芯片制造能力，但一个关键问题是：政府的钱能买来技术领先吗？从历史经验看，答案往往是否定的。
当政府成为企业的股东和保护者，企业的竞争压力会下降。如果英特尔知道无论技术如何，政府都会用关税保护它，用采购订单支持它，它还有多大动力去追赶台积电？
中国正在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被美国技术封锁的压力正在转化为中国科技企业自主研发的动力。
华为在极端困难情况下推出了自研手机芯片，中芯国际在设备受限条件下不断突破制程工艺。每一次美国收紧出口管制，中国科技企业的研发投入就上升一个台阶。
英伟达的15%许可费看起来是美国赚了，但它同时提醒着每一家中国企业：依赖美国技术是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随时可能提高。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可能不是美国永远保持技术霸权，而是全球芯片产业加速分裂成两个互不兼容的体系。
全球芯片产业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从一个高度全球化的分工体系，逐渐分裂成以美国和中国为核心的两个独立体系。无论谁赢，全球消费者都要为这种分裂付出代价。
美国的策略是用政治手段维护现有技术优势，中国的策略是用举国体制追赶技术差距。当两个体系各自独立运转，规模经济的效益就会下降，供应链的成本就会上升。
全球正在进入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定义越来越宽泛，战略性产业的范围越来越广，政府对企业的介入越来越深。这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博弈，而是整个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
这意味着未来我们买到的产品可能更贵，因为全球化分工带来的效率正被政治摩擦消耗掉；意味着技术进步的速度可能放缓，因为企业的精力越来越多地花在应对政治风险而不是创新上。
旧秩序正在瓦解，新秩序尚未成型，我们正站在一个转折点上，见证着规则的重写。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