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吴越国君钱俶，承祖训保境安民，主动献吴越十三州归宋，避战乱安百姓，以退让换江南百年太平，尽显利在天下的担当。
吴越国最后一位君主——钱俶，原名钱弘俶，字文德，小字虎子，是吴越文穆王钱元瓘的第九子、第五位亲生儿子。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一场发生在公元948年2月12日的政变：权臣胡进思趁夜宴之际发动兵变，废黜在位仅半年的钱弘倧，将其软禁，并拥立时年20岁的钱弘俶为新君。五日后，钱弘俶在杭州正式即位，开启长达30年的执政生涯。
在五代乱世中，钱弘俶始终恪守祖父钱镠定下的国策：“善事中原，保境安民”。他先后向后汉、后周、北宋称臣纳贡，从未僭越称帝，也未卷入中原混战。
即位第二年，杭州突发特大火灾，火势蔓延至内城，官署民居尽毁，连王宫都不得不暂迁驿馆。
危急时刻，钱弘俶临危不乱，果断下令伐木阻火，最终保住关键粮仓“镇国仓”。
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改周为宋。消息传至杭州，钱俶当月便主动更名“弘俶”为“俶”，避讳赵匡胤之父赵弘殷之名，以示尊重。
仅三个月后，宋太祖即授其“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衔，并加封食邑、实封户数，确立其在藩国中的最高地位。
此后十余年，钱俶的进贡规格不断升级。他不仅自己亲赴汴京，更让长子钱惟濬四度出使，成为当时诸国中遣使最勤、态度最恭的割据政权。
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下诏讨伐南唐，南唐后主李煜紧急致信钱俶，痛陈唇亡齿寒：“今日无江南，明日岂有吴越？”这封信，钱俶未作犹豫，直接呈送汴京。
随后，他亲率大军东进，攻克常州，再取润州，与宋军合围金陵。
太祖猝然驾崩后，其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局势悄然生变。
978年，钱俶启程北上。这一次，他带上了整个吴越国的军籍册、户籍簿与甲仗清单。在长春殿的御宴上，陪坐的是两位亡国之君：南唐后主李煜，南汉末帝刘。
抵达汴京仅数日后，吴越丞相崔仁冀当庭进言：“朝廷之意已明，若再迟疑，恐祸不旋踵！”话音未落，钱俶即伏案提笔，写下奏表：愿献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余户、十一万五千兵卒，连同全部民籍、仓廪、甲械，悉数归宋。
宋太宗随即“升扬州为淮海国”，虚封钱俶为淮海国王，他的儿子们也都获得节度使、团练使等要职。表面看，钱氏荣宠不衰；实质上，吴越已无国界，唯有民心仍在。
钱俶的选择，不是屈服于强权，而是把“利在一身”的执念，换成了“利在天下”的担当。他用一次主动的退让，换来了江南百年未遭兵燹；以一座王宫的终结，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延续。
钱俶归宋之后，不仅保全了吴越百姓免于战乱，更以谦恭务实的姿态，赢得了北宋朝廷的极高礼遇。他入汴京后，被安置在专为贤士所设的“礼贤宅”，成为宋太宗格外优待的藩王典范。
太宗对他极为亲近：屡次召入禁中赐宴、同场击球，赏赐之丰令人瞩目——金银器皿、水晶玛瑙、珊瑚珍珠、龙涎香、贡茶名品，还有成批的银钱绢帛，不一而足。他的食邑（即封地赋税收益权）从初归时的数万户，一路累加至九万七千户，为宋代异姓臣僚之冠。官衔也层层擢升：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节度使、邓州刺史、上柱国……甚至获准“剑履上殿、诏书不名”——这是连宰相都罕有的殊荣，意味着他可佩剑穿鞋面圣，皇帝下诏亦直呼其名而不避讳，象征着无上信任与尊重。
从初封“淮海国王”，到随征北汉后的“汉南国王”；
再到雍熙四年移镇南阳，受封“南阳国王”，赐玉带、金唾壶；
不久又晋为“许王”，加封功臣号——“安时镇国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
最后于端拱元年（988年）晋爵“邓王”，达到人臣荣宠的顶峰。
然而，这份荣耀并未延续太久。988年10月7日，钱俶六十岁寿辰当日，太宗特遣重臣李惠、王继恩携厚礼赴南阳贺寿。宾主尽欢，夜宴方罢，钱俶尚在西轩听子孙诵诗、命人朗读《唐书》，忽感眩晕倒地——史载为“风眩”，即突发性脑卒中，四更时分溘然长逝。
尽管官方定论为病故，但因其猝然离世、时机微妙，后世不乏质疑之声：是否真如表面那般平静？这一悬疑，为这位和平献土的君主之终局，添上一抹深沉余韵。
他去世后，宋太宗为之辍朝七日，追封“秦国王”，谥曰“忠懿”——“忠”是恪守臣节，“懿”是德行温厚，二字精准凝练其一生选择。葬于洛阳贤相里陶公原，身后哀荣备至；至宋真宗朝，更破例追赠“尚父”，将他尊为帝王之师般的存在。
钱俶并非只知顺从的政治符号。他雅好诗文，自辑诗集《政本集》十卷（由翰林学士陶谷作序），虽大多散佚，仅存《宫中作》一首，却可见其文心未泯：“廓落青云外，逍遥碧落中。天风吹不断，桂影自玲珑。”——寥寥二十字，既有超然气度，亦藏未尽余思。一个主动交出王权的人，把锋芒收进诗行，把刀兵化为水利，把江山让渡给统一，却把文明的火种，悄悄留给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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