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河长流 来源于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文：舒生
打开今日的媒体界面，一种诡异的对立感扑面而来。某一公共议题出现，迅速分裂为非黑即白的两大阵营。一方斥对方为 “卖国贼”，另一方骂对方 “爱国贼”；这边高举道德大旗全盘肯定，那边搬出规则框架全盘否定；一边是极左，一边是极右……双方没有中间地带，没有妥协空间，甚至没有耐心听完对方的完整表述。
在非黑即白的二元撕裂中，气候变化不再是科学讨论，而是“进步与保守”的身份标识；经济政策不再是技术权衡，而是“善良与邪恶”的道德审判；甚至戴口罩这样的公共卫生措施，都被赋予政治象征意义。
这不是简单的意见分歧，而是政治极化的典型表征。政治极化将复杂的公共事务简化为 “我们” 与 “他们” 的二元对立，用绝对化的价值判断取代理性的利弊权衡。美国学者莫里斯・菲奥里纳在《美国政治的极化》中精准描述：“极化不是差异的扩大，而是容忍差异的意愿消失。”
这样的场景，并非现代独有。公元前 431 年，雅典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希腊各城邦内部已陷入严重的党争。贵族派与民主派相互攻讦，将城邦利益抛诸脑后，最终让外敌有机可乘。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录下当时的乱象：“言辞的意义被颠倒了，粗野成了勇敢，鲁莽成了忠诚，煽动成了爱国。”
1793年1月21日，巴黎革命广场。路易十六走向断头台时，围观人群中爆发出截然不同的呼喊，一部分高喊“共和国万岁”，一部分高喊“国王万岁”，两种声音交织碰撞，将二元对立的撕裂演绎到新高度。法国历史学家米什勒后来写道：“那一天，法国人第一次意识到，他们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国家。”
两个多世纪过去，相似的场景以新的形式在全球重现。人们在屏幕两端，用相似的热情捍卫各自认定的“真理”，却很少意识到：当政治立场成为身份标签，对话便让位于宣言，理解让位于征服。
政治极化，这个看似现代的术语，其实深植于人类集体心理的古老裂缝中。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早已警示：“极端平等的主张往往催生极端专制的后果。”今天，我们是否正见证着这句预言的当代演绎？
为什么理性的讨论越来越难？为什么人们宁愿选择站队，而非探寻真相？
权力、资本与人性的共谋
政治极化的蔓延，从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它是权力野心、资本逻辑与人性弱点相互交织的产物，在特定的社会土壤中悄然滋生。
权力的游戏，往往以极化为捷径。对于政客而言，制造敌人比凝聚共识更容易获得支持。通过塑造一个 “共同的对手”，可以快速激发民众的身份认同，转移对自身治理失能的关注。罗马共和国晚期，凯撒与庞培的对峙中，双方都将对方描绘为共和国的破坏者，煽动民众的对立情绪，最终让共和制度在内战中崩塌。
现代社会，资本的介入让极化现象更趋复杂。美国最高法院 2010 年取消政治献金限制后，资本得以 “言论自由” 的名义大规模介入政治。斯蒂格里茨的研究显示，美国 1% 的富豪通过政治献金左右政策，形成 “1% 所有，1% 统治，1% 享用” 的格局。这些资本集团需要极化的政治环境，只有社会分裂，民众才能被分化，精英阶层的特权才能得以维系。
媒体在其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为了追求流量与收视率，媒体不再致力于客观报道，而是选择迎合特定群体的偏见。福克斯新闻与 CNN 的对立，本质上是商业逻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侵蚀。它们将复杂的政治议题简化为戏剧化的冲突，用情绪化的表达替代理性的分析，让观众在信息茧房中度日，逐渐丧失辨别是非的能力。它们像智能镜子，只反射我们想看到的自己。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显示，虚假信息在社交平台上的传播速度是真消息的6倍。为什么？因为愤怒比理性更易触发互动，而互动正是算法的燃料。
更深刻的根源，藏在人性深处。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群体具有 “盲目服从、情绪化、极端化” 的特征。当个体融入群体，独立思考能力会迅速下降，更容易被极端言论蛊惑。而政治极化恰好利用了这一点 —— 它为个体提供了明确的身份归属，让人们在对立中获得安全感，却也失去了批判性思维。
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根源，是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部分人缺乏独立判断的勇气，习惯于依附某一权威或阵营，将其奉为绝对真理。他们不愿质疑，不敢反思，甚至以攻击异见者来证明自身的忠诚。这种奴性，让极化的言论得以传播，让理性的声音被淹没，成为社会分裂的催化剂。
极化的本质是什么？政治学者莫里斯·菲奥里纳指出，它并非简单立场分歧，而是“认知地图的殖民化”。人们接收信息前，已被预设的立场过滤，所谓探寻真相，可能只是在进行心理学家提出的“动机性推理”：我们先确定立场，再寻找支持它的证据，理性在这里不是导航仪，而是辩护律师。当出示与其立场矛盾的科学证据时，人们非但不调整观点，反而更加坚信原有立场。
难道人类注定要在对立中走向内耗？难道共识真的如此脆弱？
极化的代价
回望历史，极化的后果常以悲剧收场。
公元前133年，罗马共和国。提比略·格拉古推行土地改革，本意为缓解社会矛盾。然而贵族与平民的对立迅速激化，温和派声音被淹没。西塞罗后来痛心疾首：“当人们不再辩论法案利弊，而只问‘你是我们的人吗’，共和国已然病入膏肓。”
格拉古兄弟最终惨死街头，罗马共和国也在百年后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帝国独裁。波里比阿的警告犹在耳畔：“混合政制的平衡一旦打破，自由便如沙堡般坍塌。”
近代史上，魏玛共和国的教训更为惨痛。历史学家伊恩·克肖描述1930年代的德国：“温和派被激进分子指斥为懦弱，理性讨论成为‘背叛’。”中间党派席位从1928年的40%骤降至1932年的10%。当中间地带消失，极端势力便获得了舞台。
这些历史片段揭示了一个残酷规律：极化不是观点的多元，而是对话机制的崩溃。当社会失去就事论事的能力，权力便成为唯一仲裁者。
政治极化如同一剂慢性毒药，起初只是舆论场上的口角，最终会侵蚀国家的根基。它的危害，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远。
历史上，这样的教训俯拾皆是。中国的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为争夺霸权，相互攻伐，百姓流离失所；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将政治极化推向极端，最终让革命走向异化；南斯拉夫解体前，民族主义政客煽动族群对立，让一个原本多元共存的国家分崩离析。
这些历史悲剧都在警示我们：政治极化一旦失控，便可能像脱缰的野马，将整个社会拖入灾难的深渊。
现代社会，政治极化更为精细隐蔽。剑桥分析公司前员工克里斯托弗·怀利披露，他们通过心理侧写锁定易受影响的选民，推送定制化内容。他们“不是改变想法，而是点燃已有的偏见。”
这种操纵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利用而非创造了社会裂缝。政治学家南希·伯姆指出：“煽动者不制造分歧，他们为分歧安装扩音器。”当普通人陷入“我们对抗他们”的情绪，真正的不平等、资源分配等结构性问题反而被遮蔽。
在极端时代谨守理性原则
面对极化浪潮，普通人如何不被激流裹挟？知识分子又应扮演何种角色？我想最重要的是坚守理性原则。
理性是对抗极化的第一道防线。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理性的动物。” 这种理性，意味着不被情绪裹挟，不被偏见左右。在面对公共议题时，我们不妨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个观点的依据是什么？有没有相反的证据？对方的合理之处在哪里？只有基于事实的讨论，才能接近真相；只有包容差异的对话，才能形成共识。
运用理性警惕语言的堕落。乔治·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中警告：“当语言堕落，思想随之腐败。”当“叛徒”“人渣”取代“我不同意”，暴力便埋下了种子。守护语言，就是守护理性的第一道防线。
理性要求媒体回归专业主义的初心。正如普利策新闻奖得主沃尔特・李普曼所言：“新闻的使命不是迎合公众的偏见，而是纠正公众的偏见。” 媒体不应成为极化的推手，而应成为理性的桥梁。媒体应当通过客观报道呈现多元视角，通过深度分析解读复杂问题，帮助公众打破信息茧房，培养批判性思维。
理性需要建立防范极化的机制。牛津大学教授斯泰恩・林根指出，美国的社会不平等与政府不作为 “密不可分”。当民众的合理诉求得不到回应，便容易被极端言论蛊惑。因此，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是遏制极化的根本。它需要保障每个群体的利益诉求都能得到表达，每个个体的权利都能得到尊重，让人们相信通过合法途径可以改变现状，而非诉诸极端手段。
理性还每个公民都应摆脱奴性心理，培养独立人格。顾炎武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种责任，不是盲目追随某一领袖，也不是狂热捍卫某一阵营，而是以理性的态度参与公共事务，以包容的胸怀对待不同意见。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理性对话，政治极化的土壤才会逐渐贫瘠。
超越对立：寻找共同生活的底线
政治的本质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定义为“追求良善生活的艺术”。请注意，是“艺术”而非“战争”。当政治沦为敌我识别，良善生活便遥不可及。
如何打破极化困局？几个原则或许值得思考：
第一，区分立场与人格。你可以反对某个观点，但不必妖魔化持此观点的人。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理性批判原则”：“批判观点时，要尽力强化它，然后再驳倒——这才是对真理的真正尊重。”
第二，恢复复杂性的尊严。社会问题很少是非黑即白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醒我们：“同一群人，在不同情境下可能是压迫者也是被压迫者。”简单叙事往往隐藏着危险。
第三，寻找具体的共同基础。美国民权运动领袖约翰·刘易斯曾分享经验：“我们不从宏大理念开始，而从‘我们都希望孩子安全上学’这样的具体共识起步。”
最重要的是，重新发现倾听的价值。社会学家阿隆·西库雷尔在研究对话伦理时指出：“真正倾听不是等待发言，而是准备被改变。”这种开放的脆弱性，正是对话最珍贵的品质。
政治学者丹尼尔·德里昂曾感慨：“民主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当分歧太大时，而是当对话太小时。”今天，我们书架上有柏拉图与托克维尔，手机里有无数连接的工具。但我们是否还有勇气，进行一场真正倾听的对话？
答案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每日的选择中：在转发前的片刻停顿，在反驳前的一句询问，在标签化前的一次深入了解。这些微小的抵抗，或许正是防止社会断裂的细微针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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