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冬，延安城北的山风正紧。窑洞里炉火噼啪，一名通信员递上最新电报——陕西渭北的萧之葆再次推辞参议员聘请。 毛主席放下电报，笑着转头：“老人家嫌咱没文化？行，让舒同给他写封信。”这句话不重，却像点燃一簇星火。
萧之葆是谁？同治八年出生，11岁中秀才，20岁成举人，光绪二十一年高中一甲。翰林院的春风把他送进清廷衙门，官阶最高做到了通仪大夫。史书称他“笔削千言，心存百姓”。辛亥炮声一响，他厌倦政海，挂印回乡，埋首方志三十年。
老先生对新政权始终保持距离。他称赞共产党“为民”，却断言“恐少文墨”，不愿再赴公职。借口身体欠佳，三封邀请，一次比一次客气，却也一次比一次坚决。
延安方面要的不是一块镀金招牌，而是请一位熟悉乡邦、德望俱尊的老人参与边区文化建设。毛主席于是想起舒同——那位在长征途中“马背写大字”的江西人。
舒同，本名舒光琳，1905年生于东乡山垄。穷学生一枚，白天种田，夜里握毛笔。1921年进省立三师，对外是校刊编辑，对内已在暗暗接触马克思主义。1926年入党后，他写檄文、写标语，字刚如枪。四一二后被列通缉，辗转赣皖寻组织，用书法换路费，坚持四年才找到红军。
长征时，他骑劣马、背竹简，一路挥洒《向北进攻》等鼓动文字。到达陕北，他在枯墙上刷出“革命到底”四个墨字，深得毛主席赏识，赐号“小毛驴”，寓意勤恳。
如今窑洞里的任务并不艰难——写一封信。舒同铺开半张白棉纸，磨墨缓缓，不疾不徐。开篇两句引《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随后阐明边区兴学办报、推行简化字、创办延安大学的事实，字里行间有温度，有骨气。最妙处是一段自我调侃——“余乃乡间穷书生，长征途中靠半截羊骨磨墨，尚存几分笔力，岂敢言‘无文化’？”落款遒劲：边区宣传部 舒同敬上。
不到半月，信送到萧府。老人抚纸良久，先看书体，再读内容。书体俊朗，笔画方折间透出沉稳；内容坦白，条分缕析。萧之葆捋须轻叹：“墨香不减翰林院。”随后对侄子说：“看来我错怪他们了。”
1942年春，77岁的萧之葆踏着积雪抵延安。他参观了鲁艺晚会，被战士朗诵的《新民主主义论》震到；又与延安大学师生座谈，发现课堂里三代同堂，老红军与十几岁的娃子一起背《论持久战》。老人忍不住感慨：“这才是真读书。”
因高龄多病，他未能长期到席，但仍口述地方志资料，捐出珍藏线装书六百余册，又将祖宅所得银两悉数典当，用作边区卫生经费。1945年冬，他病逝渭北，临终嘱托家人“保全书籍，支援民族”。
舒同随后奔赴晋察冀，任政治部主任。除军事宣传外，他写下《致东根清一郎书》，直击日军士气；又在黄崖洞战后通宵赶稿，把阵地空投的日文本《战友》的版式直接借来，印成反战传单塞回敌占区。抗战末期，伪军政训处竟贴出告示，“悬赏舒同笔迹”。
国共和谈破裂，他到华东局兼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报道孟良崮、淮海战役。报纸用十号宋体排出的社论，与前线电报同步抵达各解放区，极大鼓舞民众。
建国后，他主持筹备中国书法家协会，首任主席，亲手将颜真卿“多宝塔碑”与唐草构成列入研讨目录。十年风浪里他被下放农场，仍写字不辍；1979年复出，提笔首作即写“正大气象”四字，悬于人民大会堂东大厅。1998年病逝，享年九十三。
有人说，如果没有那封信，萧之葆大概仍会在关中隐居，舒同也可能只是“红军里字写得好的人”。可历史的齿轮就是靠无数看似偶然的节点前进：一封信打开了一扇门，也让更多人相信，枪杆子里同样可以飞出文化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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