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屈原发出“遂古之初,谁传道之”的追问,当孔子留下“未知生,焉知死”的思辨,死亡与死后世界便成为中华文明中既避无可避又充满想象的永恒命题。《地下王朝:古猫讲中国墓葬》以考古实证为基石,以通俗叙事为桥梁,梳理35000年墓葬文化脉络,不仅揭开了地下世界的神秘面纱,更构建了一部关于死亡认知、社会结构与精神信仰的文明史。这部由考古科班团队创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者审订的科普著作,跳出了传统考古报告的枯燥框架,以文学性的叙事张力与深刻的文化洞察,让墓葬从“冰冷的考古遗存”转化为“鲜活的文明文本”,为读者提供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死亡文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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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与功利的永恒博弈

地下王朝》最富洞见的发现,在于揭示了中国古人死亡认知的核心矛盾——亲情与功利的持续博弈,这种矛盾贯穿于墓葬文化的始终,构成了独特的死亡叙事逻辑。正如书中所言:“人类对死亡和墓葬的看法历来就很复杂,也相当矛盾”,这种矛盾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渗透在墓葬形制、葬式选择与随葬品配置的每一个细节中。

洞穴葬与居室葬的演变,清晰呈现了这种矛盾的最初形态。3.5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将同伴尸骨埋于洞穴下室,撒上赤铁矿粉,伴随石器与蚌壳饰品,既体现了“不忍让亲人尸体被动物糟蹋”的亲情,也暗含了“原始灵魂观念”的功利诉求——相信亡灵会影响活人的生活。进入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的居室葬将死者埋于屋底,台湾土著泰雅人“在床底下挖圆形墓穴,让死者蹲坐其中”,声称是“为了安慰死人、获得亡灵保佑”,却又在葬礼后“破壁而出,河边洗澡,跨火进屋”。古人既渴望维系亲情联结,又恐惧死亡秽气的复杂心理:亲情让他们不愿与死者隔绝,功利则驱使他们采取“避秽”仪式保护自身。书中精准点出:“居室葬说它不瘆人是出于‘面子’,瘆人才是‘里子’”,而这场博弈的最终胜出者,始终是“为活人利益考量”的功利主义——查海遗址将成年人葬于室外宗教场所附近,居室葬仅作为儿童墓葬的补充,便是“聚落利益优先”的明确证明。

这种矛盾在随葬品文化中更为突出。古人“事死如事生”,将《孙子兵法》竹简、生活用具等随葬,看似是“把地上生活搬到地下”的亲情表达,实则暗含着强烈的功利期待。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两部兵法竹简,既解开了历史谜题,也印证了“随葬品是为亡灵在另一个世界所用”的认知;泰雅人在死者四周放置石板,“既是给死者搭房子,也是为了不让他出来”,直白暴露了“讨好亡灵”与“禁锢亡灵”的双重诉求。书中引用金代墓葬中的诗句“墓有重开之日,人无再少之颜”,恰是这种矛盾的诗意写照:既承认死亡的不可逆,又试图通过墓葬形制构建与亡灵的联系,最终落脚点仍是活人的精神慰藉与现实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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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空间的叙事演进

《地下王朝》以空间为线索,梳理了墓葬从“共享空间”到“等级空间”的演进历程,展现了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如何在地下世界完成复制与强化。墓葬作为“微缩的宇宙空间”,其形态变化不仅是丧葬技术的进步,更是文明形态演变的直接投射。

史前时期的洞穴葬与居室葬,本质上是“活人空间的延伸”,墓葬尚未形成独立的等级秩序。江西万年仙人洞墓葬、广西娅怀洞竖穴土坑墓,无论葬式如何,都体现了“集体共享”的特征——死者与活人共用居住空间,墓葬形制简单,随葬品差异微弱。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共墓地的出现标志着墓葬空间的独立化:郏县水泉遗址的墓地“位于居住区外东边空地,坟墓长方形,东西方向,秩序井然”,活人住村、死人住村外的格局,既解决了“避秽”需求,也构建了“人人平等”的死亡秩序。此时的“土馒头”大小相近,随葬品差异多因性别分工或特殊职业(如贾湖遗址的巫师墓),尚未形成阶级压迫的痕迹。

然而,这种平等秩序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被彻底打破,良渚反山大墓的出现,标志着墓葬成为权力与等级的象征。这座“用土堆成的金字塔”,以140米长、40米宽的人工土台为基,内置棺椁,随葬3500多件玉器,其中玉琮王“1毫米空间刻5根线”,工艺精湛至极。与同时期“无棺椁、仅随葬陶器”的小型墓葬相比,反山大墓的“豪华配置”直白宣告:“只要‘上面’世界不平等,‘下面’世界就不可能平等”。这种等级分化在夏商时期达到顶峰:二里头遗址的墓葬分为大、中、小、无四等,“无”墓的死者“缺胳膊少腿、双臂被捆绑”,而中型墓主人却能“与龙同眠”,随葬2000多块绿松石拼成的龙形器;殷墟王陵区的“亚”字形大墓,殉人达百余人,M1550号墓仅北墓道就有235颗人头,血腥的殉葬制度成为“商王权威的装饰”。

西周时期的“列鼎制度”,则将等级秩序制度化、礼仪化。“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的严格规定,让墓葬彻底沦为“人间礼制的延伸”。湖北叶家山111号墓出土20件铜鼎、12件铜簋,虽无殉人,却以礼器数量明确彰显墓主人的诸侯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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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叙事的文学性

作为一部考古科普著作,《地下王朝》的卓越之处在于其“化繁为简、化难懂为好读”的叙事能力。作者团队以考古学为根基,融入人类学、宗教、古代建筑等多学科知识,却未陷入专业术语的堆砌,而是以文学性的叙事技巧,让专业内容变得生动可感,实现了“硬核又靠谱”的科普目标。

故事化叙事是本书最鲜明的特色。书中摒弃了“时间线+遗址介绍”的传统模式,以“问题”为导向,用案例与故事串联起墓葬文化的演变。第一章以“300万年前原始人如何处理同伴尸体”的假设开篇,引出墓葬的起源;第二章用王梵志“城外土馒头”的诗句,切入死亡平等与等级的话题;第三章以“华夏第一陵”黄帝陵的排名悬念,自然过渡到夏商墓葬的特征。这种叙事方式让考古知识摆脱了“冰冷感”,如银雀山汉墓出土两部兵法竹简“证明孙武与孙膑并非一人”、妇好墓出土“比她早1000多年的石家河玉凤”)等案例,既具有学术严谨性,又有故事的趣味性,让读者在“打哆嗦”的阅读体验中,轻松入门中国考古。

细节描写与情感共鸣的营造,赋予了科普文本文学质感。书中对墓葬形制、随葬品的描写精准而生动:绿松石龙“龙头方、龙身曲、龙尾卷,躺于墓主人肩髋之间”,让人仿佛亲眼看见这一震撼场景;泰雅人“破壁而出、跨火进屋”的葬礼仪式,通过动作细节的刻画,鲜活呈现了古人对死亡的复杂情感;半坡M152号小女孩墓“有木棺雏形,随葬70多件器物,头骨带洞、遗骨涂朱”,既展现了考古发现的细节,又引发读者对“为何厚葬”的思考。这种“以细节见精神”的写法,让墓葬不再是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承载着古人情感、信仰与生活的“活化石”。

此外,书中对古今死亡认知的勾连,增强了文本的思想深度与现实意义。作者在分析居室葬的“避秽”仪式时,关联现代农村丧礼“烧孝服”的习俗;在探讨二次葬时,引用《白鹿原》中白嘉轩迁坟的情节,让古代墓葬文化与现代读者的生活经验产生联结。正如申茂盛研究员评价:“以轻松新颖的角度和方式,加深了公众对古代文化的理解与认知,实现了文化成果的社会转化与社会共享。”

《地下王朝:古猫讲中国墓葬》的价值,不仅在于系统梳理了35000年墓葬文化的演变脉络,更在于它以墓葬为钥匙,打开了理解古人精神世界的大门。书中所言“重开之墓正是重开一个文明的少年记忆”,恰是对墓葬文化意义的最佳诠释——墓葬作为“被埋葬的帝国”,不仅保存了古人的尸骨与随葬品,更封存了他们对死亡的认知、对社会的构建、对宇宙的想象。

对于现代读者而言,这本书的意义远超“考古科普”。它让我们明白,死亡并非抽象的哲学命题,而是贯穿文明始终的文化实践;墓葬也并非阴森恐怖的场所,而是承载着亲情、权力、信仰的文明载体。(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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