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老婆，你在听吗？爸怎么样了？”电话那头，是我失联了整整三天的丈夫张浩。
我攥着父亲的病危通知书，指尖冰凉，疲惫地挤出一句：“还在抢救。”
我多想问问他这三天去了哪里，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传来一声叹息：“老婆，咱们房子的首付你为啥违约？”
下午四点，窗外的天色灰蒙蒙的，像是被一块脏抹布擦过。
我叫林秋语，三十二岁，在一家私企做财务主管。此刻，我正被一堆年度报表围困在格子间里，咖啡因和焦虑感在我的血管里并驾齐驱。
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像一群黑色的蚂蚁，爬得我头昏眼花。桌上的手机嗡嗡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妈妈”两个字。
我随手划开接听，用肩膀夹着手机，眼睛还死死盯着报表上的一个小数点。
“秋语，你快来市一院！你爸……你爸他出事了！”
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像被什么东西撕裂了，尖锐、破碎，带着一种能穿透耳膜的恐慌。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仿佛所有数字瞬间炸开，变成了一片空白。
夹在肩膀上的手机滑落，“啪”的一声摔在地上。
我顾不上去捡，猛地站起身，身体因为起得太猛，撞上了桌角。
满满一杯刚泡好的热咖啡应声而倒，滚烫的液体泼在我的手腕上，火烧火燎的疼。可我什么都感觉不到，满脑子都是母亲那句“你爸出事了”。
我疯了一样冲出办公室，同事们诧异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背后，但我已经无暇顾及。我甚至忘了打卡，忘了拿包，只抓起了摔在地上的手机，就冲进了电梯。
公司的写字楼在市中心，正是下班高峰期，路上的车堵得像一条凝固的河流。
我站在路边，心急如焚，每一秒钟都像在油锅里煎熬。好不容易拦到一辆出租车，我几乎是吼着对司机报出医院的地址。
车里，我开始发疯似的拨打我丈夫张浩的电话。
他是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常年在外地的工地上跑。
电话拨出去，听筒里传来的是“嘟——嘟——”的忙音，一遍，两遍，三遍……始终无人接听。
我看着窗外倒退的街景，手脚冰凉。我告诉自己，他可能在工地上，信号不好，听不见。对，一定是这样。
出租车终于在市一院急诊大楼前停下。
我甩给司机一张百元大钞，连找零都顾不上，就一头冲了进去。
浓烈的消毒水味道扑面而来，混杂着各种焦灼的气味，压得人喘不过气。
我一眼就看到了ICU重症监护室门口那个蜷缩在长椅上的身影，是我的母亲。她的头发乱了，肩膀不住地颤抖，像一片风中的落叶。
“妈！”我冲过去，跪在她面前。
母亲抬起头，那是一张被泪水冲刷得惨白的脸，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核桃。
她看到我，像是找到了主心骨，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指甲深深掐进我的肉里：“秋语，你爸……医生说……医生说……”她泣不成声，一句话都说不完整。
就在这时，ICU的门开了，一个穿着白大褂、神情凝重的医生走了出来。“谁是林建国的家属？”
“我是，我是他女儿！”我猛地站起来。
医生看了我一眼，将一份文件递到我面前，语气沉重得像一块铅：“病人是突发性大面积脑溢血，送来的时候已经深度昏迷了。我们正在全力抢救，但情况非常不乐观。这是病危通知书，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他……随时可能脑死亡。”
“脑死亡”三个字像三把淬了冰的尖刀，直直插进我的心脏。
我看着那份薄薄的纸，上面的每一个字都认识，但组合在一起，却像天书一样陌生而残忍。
我颤抖着接过笔，想要在家属签名那一栏写下自己的名字，可那支笔在我的手里重如千斤，抖得根本无法落笔。
上周日，我们一家三口还在一起吃饭。
父亲喝了点酒，红光满面地拍着张浩的肩膀说：“你们年轻人赶紧要个孩子，我还能帮你们带几年。”他还说，等他退休了，就和我妈去环游中国。他说这些话时的笑容，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才几天功夫，那个高大、健壮、永远是我靠山的父亲，就躺在了这道冰冷的门后面，生死未卜？
我的眼泪终于决堤，模糊了视线。我胡乱地在纸上划下自己的名字，那字迹扭曲得像一条垂死的蚯蚓。
签完字，我再次拿出手机，固执地拨打着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
电话那头，依旧是那个让人绝望的忙音。张浩，你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天，快要塌了。
第一天晚上，我在ICU外的长椅上坐了一夜。每隔一小时，我就去敲敲探视窗，护士会告诉我，父亲的生命体征还算平稳，但依旧没有脱离危险。
母亲哭得几近虚脱，被我劝着去附近的旅馆休息了。偌大的走廊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和头顶惨白的灯光。
我一遍又一遍地给张浩打电话，从最开始的焦急，到后来的愤怒，再到最后的麻木。
手机屏幕上，通话记录密密麻麻，全是那个熟悉的名字和红色的“未接通”字样。
我又给他发微信，发了十几条，从“爸爸出事了，速回电”到“张浩，你到底在哪儿？”，再到哀求的“求求你，回个电话好吗？我好怕”。所有的信息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半点回音。
凌晨三点，我实在熬不住了，靠在冰冷的椅背上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和张浩的婚礼。
教堂里，牧师庄严地问他：“张浩先生，你是否愿意娶林秋语女士为妻，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爱她，照顾她，对她忠贞不渝，永不离弃？”他握着我的手，眼神温柔得能滴出水来，大声说：“我愿意。”
梦里的誓言言犹在耳，现实的孤寂却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被一阵寒意惊醒，睁开眼，走廊里空荡荡的。旁边病床的家属区，一个男人正小心翼翼地给他妻子盖上毯子，又从保温壶里倒出热水。
他看到我醒了，还对我点点头，轻声说：“你丈夫还没来吗？要不要喝点热水？”
我摇了摇头，道了声谢，把脸深深埋进掌心里。
那一瞬间，一种难以言喻的孤独和委屈攫住了我。别人的丈夫可以整夜守候，而我的丈夫，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第三天，情况没有任何改变。
父亲依旧在ICU里，张浩依旧联系不上。医疗费像流水一样往外淌，每天的开销将近两万块。我带来的现金很快就用完了，只能开始刷信用卡。
看着手机短信里一条条大额消费的提醒，我的心也跟着一点点往下沉。
我们夫妻俩的积蓄，大部分都在张浩那里，他说他理财比较厉害，我便没多问。如今，我只能先刷爆我自己的卡。
母亲稍微恢复了点精神，看到我憔悴的样子，红着眼睛说：“秋语，要不你给张浩单位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工地上出了什么事，他被困住了？”
我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一个项目经理，就算被困住，难道连打个卫星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吗？我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但我不敢去想，也不能去想。
直到第三天晚上，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手机终于亮了一下。
是一条微信，来自张浩。我几乎是颤抖着点开的，那一刻，我甚至想好了，只要他说一句软话，说他很忙，说他也很担心，我所有的委屈和愤怒都可以烟消云散。
可是，屏幕上只有短短的十几个字：“在山里工地，信号不好，刚看到。你自己照顾好父亲。”
没有一句关心，没有一句安慰，甚至没有问父亲的病情到底怎么样了，更没有说他什么时候会回来。那语气，冷漠得就像一个毫不相干的旁观者。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很久。
周围的一切声音仿佛都消失了，我只能听到自己心脏一寸寸碎裂的声音。
我把手机屏幕摁灭，又点亮，再摁灭，再点亮，反复确认着那行字是不是我的幻觉。
最后，我抬起头，看着ICU紧闭的大门，眼泪终于不受控制地滑落下来。
这一次，不是因为害怕和担心，而是因为一种彻骨的寒冷和失望。
原来，在他心里，我父亲的生死，还不如他工地上的一块砖头重要。原来，我所以为的坚不可摧的爱情，在他那里，只是一句轻飘飘的“你自己照顾好”。
那一夜，我终于明白，这场灾难里，我或许只能依靠我自己。
从第四天开始，我进入了一种机械运转的状态。白天，我守在医院，和医生沟通病情，办理各种缴费手续，安抚情绪时好时坏的母亲。
晚上，等母亲睡下，我就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打开从家里带来的笔记本电脑，处理公司积压的紧急事务。
我向公司请了长假，但主管的位置不是那么好空的。
财务报表、税务申报、资金调配……一桩桩一件件都离不开我。
我只能远程办公，用这种方式保住我的工作，因为我知道，父亲的治疗，将是一场耗资巨大的持久战。
父亲的病情反反复复，像坐过山车一样。第五天凌晨两点，我刚在旅馆的床上躺下不到一个小时，就接到了医院的电话，说父亲心率骤降，正在抢救。
我脑子一片空白，连鞋都忘了换，穿着拖鞋就往医院狂奔。
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我的拖鞋拍打着地面，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每一下都像是抽在我的心上。
等我光着脚、气喘吁吁地冲到ICU门口时，抢救已经结束了。
医生摘下口罩，疲惫地说：“暂时稳住了，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我靠着墙壁，双腿一软，差点瘫坐在地上。
最难熬的是开视频会议的时候。
我只能找一个医院里相对安静的角落，背景是白色的墙壁，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有一次，正讨论着一个重要的预算方案，背景音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救护车鸣笛声。
视频那头的同事愣了一下，有人小声问了一句：“林主管，你那边怎么那么吵？”另一个知道些情况的同事压低声音说：“她家里出事了，在医院呢。”
然后，我便从屏幕上看到了一些复杂的眼神，有同情的，但更多的是质疑。
一个副总皱着眉头，毫不客气地说道：“秋语啊，我知道你家里有困难，但公司的事也不能耽误。你确定你现在的状态，还能专心工作吗？”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扒光了衣服的小丑，所有的窘迫和狼狈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只能低下头，用一种近乎屈辱的语气保证：“请领导放心，我一定不会耽误工作的。”
身体的疲惫和精神的压力像两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而压垮骆驼的，往往是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来自我的婆婆。
第七天，婆婆终于打来了电话。
我以为她是来问候公公的病情，刚叫了一声“妈”，她就在电话那头抱怨开了：“秋语啊，我听张浩说你爸住院了？哎呦，你说你怎么回事，张浩一个人在外地项目上多辛苦啊，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你这个做老婆的，怎么也不回去照顾照顾他？家里有你妈看着不就行了？”
我握着电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父亲在ICU里生死未卜，她不闻不问，关心的却是她儿子在外面过得辛不辛苦。我强忍着怒火，声音都有些发抖：“妈，我爸还没脱离危险，我走不开。”
“那有什么走不开的？医院里不是有医生护士吗？你又不是医生，守在那儿有什么用？”婆婆的语气理直气壮，“我跟你说，女人还是要以自己的家为重。你爸那边，让你妈多费心就行了。张浩才是跟你过一辈子的人，你可不能本末倒置啊！”
听着这些话，我气得浑身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突然明白了，张浩的冷漠，原来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家里，或许从来就没有人真正地关心过我和我的家人。我没有再跟她争辩，默默地挂断了电话。
第九天，医生找到我，建议给父亲使用一种进口的靶向药，可以帮助控制脑水肿，提高苏醒的几率。唯一的缺点就是，贵。一针就要八千块，一个疗程下来，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用！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用！”我没有丝毫犹豫，斩钉截铁地回答。
可是钱从哪里来？我的信用卡已经全部刷爆，手里剩下的积蓄也所剩无几。那天晚上，我躲在医院的楼梯间里，一个一个地翻着手机通讯录。我开始给我的朋友、同学打电话借钱。每打一个电话，我都要鼓起巨大的勇气，把自己的窘境剖开给别人看。那种滋味，比身上挨一刀还难受。
电话里，朋友们都很仗义，纷纷把钱转了过来。
可挂掉电话，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忍不住问自己：我到底在坚持什么？这场婚姻对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我开始疯狂地自我怀疑。是不是我太敏感了？他不是说了吗，在山里，信号不好。
男人以事业为重，在外地工作确实身不由己。他一个人在外面，或许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应该理解他，体谅他。
我努力地试图说服自己，但内心深处那股无法遏制的委屈和愤怒，却像藤蔓一样疯狂地滋长，几乎要将我吞噬。
我一遍遍地回想我们从恋爱到结婚的点点滴滴，试图找到他爱我的证据，来抵御此刻的寒冷。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第十一天。父亲的病情总算有了一点点起色，虽然依旧昏迷，但各项生命体征趋于稳定。
医生说，这是一个好兆头。我紧绷了十多天的神经，终于有了一丝丝松懈。
连着在医院和旅馆对付了太久，我身上的衣服已经有了一股馊味。我决定回家一趟，洗个澡，取些换洗衣物，也顺便喘口气。
打开家门，一股熟悉的、安稳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我和张浩结婚五年的家，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我们生活的痕迹。
玄关处还摆着他出差前换下的皮鞋，客厅的沙发上还扔着他看到一半的杂志。一切都好像没变，可我却觉得，这个家陌生得可怕。
我走进卧室，拉开衣柜，准备找几件干净的衣服。
就在我拉开属于张浩那一侧的柜门时，一条崭新的、我从未见过的女士羊绒围巾，从挂着的几件西装后面滑了出来，掉在地上。
那是一条藕荷色的围巾，质地柔软，做工精致，一看就价格不菲。我愣住了，弯腰捡了起来。一股陌生的、甜腻的香水味钻入我的鼻腔。这不是我的香水，我一向喜欢清淡的木质香调。
我的心猛地一沉。这是谁的围巾？为什么会出现在张浩的衣柜里？
我的手紧紧攥着那条围巾，指甲深深地嵌进了掌心里。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毒蛇一样，缠住了我的心脏。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告诉自己也许是张浩给哪个女性亲戚或者客户买的礼物，暂时放在这里。
我把围巾放回原处，却再也没有了换衣服的心情。我鬼使神差地走进了书房。书房是张浩的地盘，我平时很少进来。
他的书桌收拾得很整洁，但一个半开的抽屉里，露出了一份文件的角。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拉开了那个抽屉。里面是一叠厚厚的文件，最上面的一份，赫然是一份购房合同的复印件。
楼盘的名字是“江景豪庭”——那是我们市最著名的高档楼盘之一，以江景闻名，房价高得令人咋舌。我翻开合同，买方那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两个名字：张浩、林秋语。
我彻底懵了。我们什么时候买了这么一套房子？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我再仔细看，签名栏里，“张浩”的签名龙飞凤舞，非常熟悉，而“林秋语”那三个字，虽然模仿得很像，但我一眼就看出，那根本不是我的笔迹！
我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我继续往下翻，想找到更多线索。这时，我的目光落在了书桌下的垃圾桶里。
那里有一个被揉成一团的纸球。我像着了魔一样，把那个纸球捡起来，一点一点地展开。
那是一张餐厅的消费收据。餐厅的名字是一家我只在美食杂志上见过的法式餐厅，人均消费四位数。消费金额是三千八百元。
而消费日期，是六天前——也就是我父亲出事后的第五天。
我父亲在ICU抢救的第五天，我因为父亲病危半夜光脚冲到医院，而我的丈夫，那个声称自己在“山里工地信号不好”的男人，却在本市最高档的餐厅里，消费了三千八百元。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浑身都在发抖。
那些原本毫无关联的线索——陌生的女士围巾，伪造我签名的购房合同，在他声称信号不好的日子里出现的高额餐饮收据——像一块块拼图，在我脑海中飞速地拼接起来。
一个可怕的、我完全不敢想象的轮廓，正在逐渐成形。
我扶着书桌，勉强站稳。我掏出手机，手指颤抖地点开张浩的微信。
他的朋友圈设置了三天可见，最新的一条，是三天前更新的。定位显示，是一家叫做“夜色”的高档酒吧。配图是一杯威士忌，文字是“难得清静”。
而他之前告诉我的工地，在邻市一个偏远的山区，开车都要四个小时。三天前，他根本就不在外地！
他一直在骗我。
那条藕荷色的围巾，那顿三千八百元的晚餐，那个“夜色”酒吧的夜晚，是和谁在一起？那个伪造我签名的购房合同，又是为了谁？
我不敢再往下想，每多想一秒，都感觉心口像是被刀子在反复地剜。我想立刻打电话质问他，听听他到底怎么解释。可我刚拿起手机，又放下了。
不行。
我不能现在崩溃。我爸还在ICU里等着我，我妈还需要我支撑着。如果我现在倒下了，他们怎么办？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一个分裂的人。在医院，我依旧是那个坚强的女儿，有条不紊地照顾父亲。
可每当夜深人静，那些可怕的猜想就像潮水将我淹没。我没有再给张浩打电话，他也像从我的世界里蒸发了一样。
第十五天，父亲的病情出现转机，开始对外界有微弱反应。我甚至开始想，也许等父亲好了，张浩也回来了，一切都会恢复原样。
然而第十八天下午，一个陌生电话彻底击碎了我最后的侥幸。
"林女士您好，我是江景豪庭售楼处的。您和张浩先生购买的房子，首付款还差三十万，明天是最后期限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什么首付？我没有买房。"
中介愣了："一个月前您丈夫带着您的身份证来签的合同，付了一百四十四万，还差三十万。"
"我从来没签过！"我几乎吼出来。
中介发来合同照片。买受人签名处赫然是"张浩"和"林秋语"。房屋总价五百八十万，已付一百四十四万。
一百四十四万！我们满打满算只有八十万积蓄，多出来的六十多万是哪来的？
我问中介："他签合同时是一个人来的吗？"
"是的。他说您在国外出差，授权他全权处理。"
国外出差？我这辈子连国门都没出过！
我冲出医院，赶到张浩公司。前台说他请假了。我又赶到工地，负责人说："他半个月都没来，请了长假说家里出了大事。"
我站在工地门口，突然笑了。那是绝望到极致的笑。他口中的"大事"，不是我父亲命悬一线，而是他那见不得光的房产。
我不能再坐以待毙。我找到大学同学，他开了家调查公司。我告诉他，我怀疑丈夫有婚外情并转移财产，我需要证据。
同学很惊讶，但没有多问，只说了一句：“放心，交给我。最快明天给你结果。”
我雇了私家侦探。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从前的我，绝不会相信自己会做出这样的事。可现在，我别无选择。
第二天傍晚，我正在医院给我妈喂饭，收到了同学发来的一个加密文件包。我找了个借口，来到医院楼下的车里，颤抖着手点开了那个文件。
手机屏幕的光在黑暗中格外刺眼。
我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手机，输入密码，点开。
文件包解压的那几秒钟，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然后，所有的谜团，在这一刻，被残忍地、血淋淋地撕开了。
我发现，我所有最坏的猜测，在真相面前，都显得太过天真。
眼前的这些证据，比我能想象的最恶毒的剧本，还要肮脏、还要残忍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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