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浦事件"的噩耗砸进乌山伤兵站那会儿，局面简直是死棋一盘。
这大概是红军日子最难熬的关口。
国民党那边耍了阴招，借着谈判的幌子把枪给缴了，驻地被围得水泄不通。
主力被打散，跟上头的联络线断了，粮道也被掐得死死的。
这烂摊子全堆到了李梨英跟前，眼瞅着队伍就要散架。
窝在伤兵站里的二十号人，个个带伤带病。
别说药，连口热乎饭都没有，就连这一亩三分地，也是临时找来躲灾的。
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人提了个听着挺“实在”的法子：散了吧。
大伙寻思着，反正都是本地生本地长，再不济也熟门熟路，分开跑，各回各家，保不齐还能捡回一条命。
要是硬凑一块儿，目标太大，腿脚又不灵便，那不等着让人当靶子打吗？
换个一般的带头人，这会儿怕是早就心里发慌了。
你想啊，连正规部队都被下了枪，这儿一帮残兵败将，能翻出多大浪花？
可李梨英偏不信这个邪，做了一件谁都没想到事。
她把大伙拦住，嘴里就蹦出一句硬话：“散伙？
门儿都没有。”
这话听着倔，其实透着她把局势看透了的精明。
在李梨英心里，这笔账不能光算人头。
要是散了，这二十几号人或许能活下来几个，可乌山这点革命的火苗子就算是彻底灭了。
“革命这事儿，本来就是从没到有，摔了跟头再爬起来的。”
她对着那些一心想回家的战士说道，“国民党反动派能缴了咱们的枪，能要了咱们的命，可咱们的心，他们毁不了。”
这可不是什么漂亮话，这是她在绝路上琢磨出来的生存之道：只要组织没散，人还在一块儿，早晚能跟上级接上头，就有翻盘的机会；要是人都跑没影了，就算上级找回来，也没兵可带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凭啥？
凭啥这帮扛枪的汉子，要听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大娘瞎指挥？
凭啥都要饿死了，还得跟着她在深山老林里喝西北风？
这得要把李梨英手里的两张王牌亮出来看看。
头一张王牌，叫“换命的交情”。
李梨英在乌山伤兵站，名义上是个干杂活的，其实是大伙的主心骨。
这威望不是哪张纸上写的任命，是用命换回来的。
打从1935年下半年，她领着四儿子松森上山那会儿起，伤兵站就设在石洞里。
那日子苦得没边儿，床是现砍的树枝垫上茅草，肚子饿了就得钻深山挖笋子、摘野果。
记得有回，送来个年轻兵，脸帮子被子弹打了个对穿，人早就不省人事了。
李梨英就守在他边上，整整四天四夜，眼皮都没合一下。
熬到第四天，她实在扛不住了，刚想站起来缓口气，眼前一黑，脑瓜子“嗡”的一声撞在石洞顶上，当场就晕死过去。
那个小战士迷迷瞪瞪听见动静，想爬起来扶一把，可身子骨根本动弹不了。
等李梨英醒过神来，脑门上全是血，还是顺着小战士手指的方向，才发觉自己挂了彩。
她醒来头一件事，不是管自己流血的脑袋，而是一把按住乱动的小战士，吼着让他躺好。
这种事儿多了，她在战士心里的分量自然就不一样了。
大伙喊她“阿姆”，这不是客气，那是真把她当成了这绝路上唯一的亲娘。
所以在“漳浦事件”后的那个至暗时刻，她发话“不准走”，真就没人敢迈腿，也没人舍得走。
第二张王牌，是她那经过战火淬炼的“真本事”。
你要是觉得李梨英只是个心善的大娘，那可就看走眼了。
她搞起情报来，那手段比谁都老练。
早在1932年，她就给当年的红军露过一手。
那阵子，白军在潮安县西坑乡扎了营，村口设了卡子，天天出来抓人抢粮不说，消息封锁得那叫一个严实。
红军急着想摸清里头的兵力底细，可那是铁桶一般，谁都钻不进去。
这活儿落到了李梨英头上。
她娘家就在西坑，这是个天然的幌子。
可怎么过那道查得死严的栅栏门？
她把敌人的心思琢磨透了：站岗的也是爹生娘养的，天天戳在那儿也烦，也想家，关键是——嘴还馋。
那天一大早，李梨英宰了只鸡，蒸得香气扑鼻，往篮子里一放，上面盖层香烛纸钱。
她把自己拾掇成回娘家上香的大姑，一路哭着喊着走到哨卡跟前。
哨兵一盘问，她没硬顶，而是演了一出苦情戏。
一边哭诉家里倒霉催的，一边嚷嚷着要进村求菩萨保佑。
这招数实在高。
头一条，哭哭啼啼的娘们儿让人提不起防备；第二条，篮子里的熟鸡味儿直往鼻子里钻，把那帮饿死鬼的魂儿都勾走了；第三条，给祖宗上香这事儿，在闽粤边区那是天大的规矩，哨兵也不好硬拦着不让过。
结果，那哨兵既觉得晦气又动了恻隐之心，挥挥手就让她进去了。
一进村，她麻利地接上头，把兵力怎么摆、啥时候换岗摸得一清二楚，情报写纸条上，往头发髻里一塞。
出来的时候更悬。
天黑了，换上来的哨兵更凶，盘问个没完。
最后，那兵痞一把抢过篮子里的鸡，骂了句“滚蛋”，才放行。
这也都在她算计之中——那只鸡，本来就是备着给敌人抢的“过路费”。
情报送上山两天，西坑伏击战就打响了。
这一仗打得漂亮：端了敌人的指挥窝子，缴了两挺捷克式轻机枪，还有五十多条步枪。
咱们这边呢，统共就伤了几个人，费了几十颗土地雷。
有这种战绩摆在那儿，战士们心里明镜似的：跟着“阿姆”，不光饿不着，还能打胜仗。
说回“漳浦事件”后的那场危机。
既然铁了心不散伙，那就得解决眼巴前的要命问题：填饱肚子。
上头断了粮，周围全是封锁线。
二十多张嘴，每天一睁眼就要吃喝。
这时候，李梨英拍板了第二个关键主意：动“老本”。
她把自己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二十多块大洋，一股脑全掏了出来。
在那个年头的闽粤山沟沟里，二十块钱那是笔巨款，是她安身立命的棺材本。
可她眼都没眨一下，拿着钱去黑市、去老乡家里倒腾番薯。
这二十块钱，换回来的不光是几筐红薯，那是给大伙续命的时间。
靠着这些红薯，再加上组织轻伤员挖野菜，伤兵站硬是把最难熬的日子给挺过去了。
为了保险，她还领着大伙挪到了更隐蔽的地界，像颗钉子一样死死扎在乌山深处。
她在赌，赌红军垮不了，赌大部队早晚得回来。
老天爷开了眼，她赌赢了。
过了一阵子，转机来了。
有个外出的战士带回了个炸雷般的好消息：有一批红军指战员从漳浦县城溜出来了，正在重新拉队伍，还打了好几个胜仗。
听到这话，李梨英乐得嘴都合不拢，连声喊着“好！
好！”
她心里清楚，最苦的日子熬到头了。
为了把这股劲儿传出去，她甚至冒着险跑到兵站外头，见人就念叨：“红军还在呢，没几天就要回乌山啦。”
这话跟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乌山，老乡们开始偷偷摸摸送钱、送东西。
那个原本孤零零的伤兵站，又有了活人气。
没过多久，大部队真就回来了。
走在队伍最前头的，正是她的四儿子松森。
娘俩见面的那一刻，李梨英死死攥着儿子的手，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
这一刻，所有的死扛、所有的算计、所有的豁出去，都值了。
后来，伤养好的战士们又回了前线。
在抗日战场的炮火里，这帮从乌山石洞钻出来的兵，成了打鬼子的硬骨头。
回过头看李梨英这段事儿，你会发现，那个所谓的“英雄母亲”，绝不仅仅是个慈眉善目的符号。
她是在那种要命的关头，能把局势看透、能把资源盘活、能用自个儿威信把人心聚拢的厉害角色。
眼瞅着要散摊子，她选了死磕；面对封锁，她选了斗智；面对断粮，她选了倾家荡产。
她不光是个娘，更是在那种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替党把火种护住的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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