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共党史资料》、《国民党中统档案》、《珠海文史》、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官网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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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初的南京城，冬日萧瑟，梧桐叶片片飘零。
在南京市人民法院的审判庭内，一场关乎生死的审判正在进行。被告席上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面容憔悴却神情坦然。
当审判长宣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书时，整个法庭鸦雀无声。
这位被认定为国民党特务头目的老人名叫鲍君甫，化名杨登瀛。
他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中统驻沪特派员，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身居要职，更在解放前担任过南京反省院副院长。
反省院是专门关押共产党员的地方，因此鲍君甫的身份显得格外敏感。
南京市公安局的档案中记录着鲍君甫的各种"罪状"：曾任国民党调查科驻沪特派员，参与抓捕过无数共产党人，担任过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反省院副院长。
这些履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反运动中，无疑是死罪的铁证。法官、检察官、旁听席上的民众，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案子没有任何悬念。
在生死关头，鲍君甫突然挣扎着站起身来，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道："我不是特务！我救过共产党！陈赓能作证！周总理和陈赓其实都是认识我的！"
这句话如同惊雷一般在法庭内炸响，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一个国民党高级特务，竟然要让共产党的开国功臣为自己作证。这个看似荒诞的请求，却即将揭开一段尘封已久的传奇历史……
【一】从香山青年到早稻田学子
鲍君甫，1890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前山镇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
父亲鲍志远不仅在当地经营着规模不小的商铺，还与澳门、香港等地的商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母亲出身书香门第，虽然按照当时的习俗没有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但能识文断字，经常在家中教导鲍君甫读书识字。
鲍君甫从小就展现出了过人的聪慧。他五岁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七岁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
私塾的老师是当地有名的秀才，对这个天资聪颖的学生格外器重。鲍君甫不仅学习成绩优异，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了对新鲜事物的强烈好奇心。
十岁那年，鲍君甫第一次见到了从广州来的洋人传教士。
这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镇上的教堂里用生硬的中文讲述着遥远西方的故事，这给年幼的鲍君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他就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
鲍志远是个有眼光的商人，他敏锐地察觉到时代的变化。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鲍志远毅然决定让儿子接受新式教育，将15岁的鲍君甫送到广州的新式中学读书。
在广州的三年中学生涯中，鲍君甫不仅学习了传统的国学经典，还接触到了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
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学习英语和日语。鲍君甫在语言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短短两年时间就能够用英语和日语进行简单的交流。
1908年，18岁的鲍君甫告别故土，踏上了东渡日本的求学之路。
彼时的日本正值明治维新后的快速发展期，各种新思潮层出不穷，吸引着大批中国青年前往求学。
从广州到神户，再从神户到东京，这段海上旅程对于从未出过远门的鲸君甫来说，既充满了新奇，也伴随着离乡的惆怅。
初到东京，鲍君甫首先进入了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预备学校。
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日语，并为进入正规大学做准备。预备学校的生活虽然简朴，但鲍君甫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开放。
在这里，他遇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经过一年的努力学习，鲍君甫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
早稻田大学是当时日本最具开放精神的私立大学之一，不仅学术氛围浓厚，更重要的是对各种政治思潮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
在早稻田大学的十年求学生涯中，鲍君甫不仅系统学习了现代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接触到了各种进步思想。
当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潮正在知识分子中间悄然兴起。著名学者河上肇经常在各大学校巡回演讲，宣传社会主义理论。
他的著作《贫乏物语》在日本知识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也深深影响了包括鲍君甫在内的中国留学生。
鲍君甫多次聆听河上肇的演讲，被其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思想所震撼。
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日文译本。
这些理论著作中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深深震撼了这个远离故土的中国青年。
在日本留学期间，鲍君甫还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
他加入了由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支那共和会"，与同窗好友一起讨论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社会问题。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留日中国学生群情激昂，纷纷组织集会声援国内的革命。
鲍君甫不仅参加了这些集会，还在会上发表演说，展现出了卓越的口才和领袖气质。
十年的留学生活让鲍君甫精通了日语，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不仅能够流利地用日语交流，还深谙日本社会的人情世故和办事规则。
他与日本同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一些进步教授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这些人际关系在他日后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学习和社会活动，鲍君甫在日本期间还培养了多种兴趣爱好。他学会了演奏小提琴，经常参加学校的音乐会演出。
他还学习了日本的茶道和花道，这不仅让他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也培养了他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和优雅的举止风度。
1919年，中国国内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日本后，在日中国留学生纷纷响应，组织各种支援活动。
鲍君甫作为早稻田大学中国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积极组织同学们参加示威游行，声援国内的爱国运动。这段经历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
同年夏天，29岁的鲍君甫学成回国。临别时，他的日本老师和朋友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送别会。
许多人都劝他留在日本发展，因为以他的才华和人脉关系，在日本一定能够获得很好的发展机会。
但鲍君甫婉言谢绝了这些好意，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祖国需要我。
【二】上海滩的人脉经营与政治觉醒
回到上海的鲍君甫很快就感受到了这座远东大都市的繁华与复杂。
上海租界内高楼林立，霓虹闪烁，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冒险家、政治家在这里汇聚。
同时，这里也是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舞台，国民党、共产党、军阀、帮会、外国势力，各方力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凭借流利的日语和在日本积累的人脉关系，鲍君甫很快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他首先在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主要负责中日贸易方面的业务。
由于他既精通日语，又熟悉中国的商业环境，很快就成为了公司不可或缺的重要人员。
在工作之余，鲍君甫还为几家日本通讯社撰写关于中国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分析文章。
他的文章观点独到，分析深刻，很快就在日本新闻界赢得了声誉。
这不仅为他带来了可观的稿费收入，更重要的是扩大了他的社会影响力。
鲍君甫很快展现出了卓越的交际能力。他利用工作便利，与日本商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同时，他还通过各种途径结识了上海滩的帮会头目、租界巡捕房的官员，以及中外政界人士。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他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际网络。
这些人脉关系在当时政治复杂、社会动荡的上海滩显得尤为珍贵。鲍君甫深知，在这个充满机遇和危险的城市里，人际关系往往比金钱更重要。
他经常在家中举办聚会，邀请各界朋友参加。这些聚会成为了上海滩有名的社交场所，许多重要的商业和政治交易都在这里达成。
1924年，国民党进行改组，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这一变化让长期关注政治的鲍君甫看到了新的机遇。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希望能够为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五卅运动中，鲍君甫认识了同样是国民党成员的同乡杨剑虹。
杨剑虹比鲍君甫年轻几岁，性格开朗，能歌善舞。两人都热爱音乐，经常一起参加各种文艺演出。
杨剑虹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很高，而鲍君甫则擅长钢琴。两人经常在聚会上合作演出，赢得了朋友们的热烈掌声。
杨剑虹与鲍君甫在政治理念上存在明显分歧。鲍君甫倾向于国民党左派，同情劳苦大众，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抱有同情态度。
他经常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定的了解。
而杨剑虹则逐渐转向国民党右派，认为应该优先发展经济，对激进的政治变革持谨慎态度。
尽管政治立场不同，两人的友谊却依然深厚。杨剑虹经常向鲍君甫介绍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朋友，其中就包括陈立夫这样的重要人物。
1925年，通过杨剑虹的介绍，鲍君甫结识了国民党要员陈立夫。
陈立夫对这位精通日语、学识渊博的广东老乡印象深刻。在几次交谈中，鲍君甫展现出的国际视野和对日本情况的深入了解让陈立夫大为赞赏。
两人很快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这为鲍君甫日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6年的一个春日，一个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鲍君甫的人生轨迹。
一位朋友请求他帮忙教授一个人日语，这个学生就是共产党员陈养山。
陈养山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长，负责向各地转运广州的进步书报、杂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敏感的职位。
陈养山是江西人，早年曾在日本留学，但他的日语水平并不高。
由于工作需要经常与日本方面打交道，他迫切需要提高自己的日语水平。通过朋友介绍，他找到了在上海日语界小有名气的鲍君甫。
初次见面，两人就相谈甚欢。陈养山被鲍君甫的博学和健谈所吸引，而鲍君甫也对这个年轻的学生印象深刻。
陈养山住进了鲍君甫位于江湾路的家中，开始了系统的日语学习。
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两人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陈养山经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进步刊物给鲍君甫阅读，这让鲍君甫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刊物上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工人运动、农民问题的文章深深震撼了鲍君甫，让他回想起了在日本时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经历。
鲍君甫不仅是陈养山的日语老师，更成为了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他有时帮助陈养山到邮局领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寄来的进步刊物，还帮他在公共租界找到安全的收信地点。
由于鲍君甫在租界有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通过陈养山，鲍君甫还认识了敖景象、沈雁冰、陈望道等著名的共产党人。
在与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的交往中，鲍君甫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精神境界。
这些人虽然出身不同，经历各异，但都怀着改造中国、拯救民族的崇高理想。
他们的言谈举止中透露出的那种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深深打动了鲍君甫。
在这些人的影响下，鲍君甫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对共产党的革命理想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思考如何为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为他日后成为中共的情报人员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国共分裂与双重身份的萌芽
1927年，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国民党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
上海滩一时间血雨腥风，白色恐怖笼罩全城。许多进步人士被迫转入地下，或者远走他乡。
这一政治剧变给鲍君甫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一方面，他对蒋介石的背叛行为感到愤慨，认为这违背了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共政策；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自己与共产党人的来往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在那个政治立场决定生死的年代，任何一个错误的选择都可能导致灭顶之灾。
陈养山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作为共产党员，他随时面临着被捕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陈养山不得不经常转移住所，有时甚至要躲藏在鲍君甫家中。
鲍君甫不仅没有拒绝，反而主动为陈养山提供各种帮助，这让陈养山深受感动。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陈养山和鲍君甫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
陈养山详细介绍了共产党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他特别强调，虽然国民党暂时占了上风，但共产党代表着历史的发展方向，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
鲍君甫被陈养山的坚定信念所感动，同时也被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勇于斗争的精神所震撼。
在经过深思熟虑后，鲍君甫向陈养山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虽然不能公开支持共产党，但我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你们提供帮助。"
陈养山敏锐地意识到鲍君甫的特殊价值。作为国民党内部人士，鲍君甫如果能够为共产党提供情报，将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但陈养山也深知这种合作的风险性，一旦暴露，不仅鲍君甫会面临生命危险，连带着整个地下组织都可能遭到毁灭性打击。
1928年初，杨剑虹找到鲍君甫，向他介绍了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新变化。
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共产党的镇压，决定建立更加专业化的特务机构。
陈立夫受命组建党务调查科，这就是后来中统局的前身。杨剑虹作为陈立夫的亲信，被任命为采访股总干事，负责在全国各地建立特务网络。
杨剑虹希望鲍君甫能够协助自己在上海的工作。
他认为鲍君甫具有多方面的优势：既是国民党员，政治立场可靠；又精通日语，能够与日本方面保持联系；还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便于开展各种活动。
杨剑虹的提议得到了陈立夫的赞同，鲍君甫很快被正式委任为调查科在上海的联络员。
这个任命让鲍君甫陷入了复杂的境地。一方面，他获得了国民党特务机构的信任，可以接触到许多机密信息；另一方面，他又与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内心深处更倾向于支持共产党的事业。
这种双重身份的矛盾让鲍君甫备感痛苦。
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夜晚，鲍君甫约陈养山在外滩的一个僻静咖啡厅见面。
他将自己面临的困境向陈养山和盘托出，希望得到指导。陈养山仔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这反而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如果鲍君甫能够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站稳脚跟，就可以为共产党提供宝贵的内部情报。
陈养山的建议让鲍君甫看到了新的可能性。他意识到，自己可以利用这个特殊的身份，既完成国民党方面交给的任务，又暗中为共产党的事业服务。
这样既保护了自己的安全，又能够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
经过反复权衡，鲍君甫最终决定接受这个挑战。他开始有意识地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同时与陈养山等共产党人保持秘密联系。这种危险的双重生活就此拉开了序幕。
【四】正式成为双重间谍与情报网络的建立
1928年3月，陈养山在浙江参加武装起义失败后，辗转流亡到了上海。
此时的上海正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的眼线，共产党人的处境极其危险。
陈养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起了老友鲍君甫，决定前往求助。
当陈养山出现在江湾路鲍君甫家门口时，两人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鲍君甫不仅热情地接待了陈养山，还主动提出让他暂住自己家中。
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两人经常彻夜长谈，讨论着革命的前途和个人的选择。
陈养山在与鲍君甫的交流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位朋友的价值。
鲍君甫不仅在思想上同情共产党，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成功打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内部。
这样的双重身份如果能够善加利用，将会为党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帮助。
经过慎重考虑，陈养山决定向党组织汇报鲍君甫的情况。当时中央特科刚于4月设立情报科，由陈赓担任科长。
这个新成立的部门正急需在敌人内部发展可靠的情报来源。陈养山的汇报立即引起了组织的重视。
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周恩来在听取了陈养山的详细汇报后，认为鲍君甫这样的关系在政治上虽然不很可靠，但对于打入国民党内部确实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经过组织内部的反复讨论，最终决定通过陈养山来争取鲍君甫。
1928年5月的一个黄昏，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僻静茶馆里，鲍君甫见到了陈赓。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正式会面，也是鲍君甫革命生涯的真正起点。
陈赓虽然年龄比鲍君甫小，但在革命斗争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睿智和坚定给鲍君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次会面中，陈赓详细向鲍君甫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
他指出，虽然国民党暂时占据了优势，但这种优势是建立在背叛革命基础之上的，必然不会长久。
共产党虽然遭受了重大挫折，但只要坚持正确的路线，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他希望鲍君甫能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鲍君甫被陈赓的分析所说服，也被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所感动。
经过深思熟虑，他正式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潜伏下来，收集重要情报，并协助营救被捕的同志。
陈赓为鲍君甫提出了几个具体的要求。
首先，他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的地位，争取获得更多的机密信息。
其次，他要设法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巡捕房建立联系，扩大情报来源。最后，他要协助党组织在国民党内部安插更多的人员。
为了支持鲍君甫的工作，党组织同意了他提出的几个要求。
首先是每月四百元的活动经费，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主要用于应酬国民党内部官员，维持和发展人际关系。
其次是为他配备一辆汽车，因为他需要经常在上海各个重要机构之间奔波。
党中央很快批准了鲍君甫的要求，并为他配备了专门的工作团队。
连德生被派来担任鲍君甫的保镖，这个看起来普通的年轻人实际上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
张红惠被安排担任鲍君甫的秘书，她化名安娥，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田汉的妻子，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为了让鲍君甫在国民党内部"取得成绩"，党组织采取了巧妙的策略。
他们有意将一些保密级别不高的文件透露给鲍君甫，让他拿去向国民党方面"交差"。
这些情报有真有假，但都是经过精心筛选的，既不会对党的事业造成实质性损害，又能够让鲍君甫在国民党内部树立威信。
中央特科还在四川北路大德里设立了"杨登瀛办事处"，为鲍君甫的公开活动提供掩护。
这个办事处表面上是一个普通的贸易公司，实际上却是中共情报工作的重要据点。许多重要的情报交换和人员联络都在这里进行。
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鲍君甫逐渐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站稳了脚跟。
调查科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下设机构，而1927年国民党清党的结果，使得上海特别市党部的绝大多数成员都与陈立夫的CC系有关。
由于陈立夫是调查科主任，鲍君甫在市党部能够得到很多便利，这有助于他获取重要的内部信息。
然而直到1929年7月，一个突发事件彻底改变了鲍君甫在国民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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