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包头一家发电厂的角落里，蹲着个叫“王贵”的锅炉工。
这哥们儿平日里看着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满脸都是煤灰，见谁都躲着走。
可偏偏在工友们的茶余饭后，他却是绝对的话题中心。
大伙儿嚼舌根，不是因为他煤铲得好不好，而是盯着他家里那位。
你想啊，一个天天出大力的苦力，竟然娶了个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娇妻。
更要命的是，这娘们儿花钱跟流水似的，金戒指银耳环戴了一身，这哪像个受苦人的家属？
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的。
有人猜他是落跑的地主老财，也有人嘀咕他是潜伏下来的特务。
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的，是公安局的一把手赵成。
当赵成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吼出“宋殿元”这三个字时，那个所谓的“老实人”腿一软，像摊烂泥一样瘫在了地上。
那会儿，不管是看热闹的工友还是抓人的警察，估计都没想明白，他们摁住的哪是什么冒牌工人，那是聂荣臻元帅足足挂念了五个年头的“华北悍匪头子”。
为了这号人物，1951年4月14号大半夜，聂荣臻连家都没回，出了总参大院就直奔公安部。
一个土匪，凭啥能让共和国的代总参谋长这么上心？
说白了，这人手上的血债太厚，厚到根本没法用数去查。
把宋殿元这辈子的录像带往回倒，你会发现，他其实站在过好几个十字路口。
可邪门的是，每一次他都完美避开了阳关道，铁了心要往鬼门关的捷径上撞。
头一回选错，是在小时候。
1914年，宋殿元生在张北县一户穷得叮当响的人家。
那年头世道乱，大家都揭不开锅。
穷人家的娃通常就两条道：要么跟爹妈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死熬；要么有点血性，跟着队伍闹革命。
宋殿元偏不，他选了第三条：给财主当腿子。
当别的穷孩子被少爷欺负时，他不帮穷哥们儿，反倒帮着少爷挥拳头。
他心里的小算盘打得精：帮穷鬼得挨揍，帮少爷能混口饭，还能借着主子的势吓唬人。
这种“谁拳头大谁有理”的野兽逻辑，成了他一辈子的座右铭。
晃荡到22岁，他干起了拦路抢劫的勾当。
就因为苦主死攥着钱袋子不撒手，他一刀子把人捅了个透心凉。
这一刀，彻底把回头路给断了。
为了保命，他钻进深山，投靠了土匪曹凯。
要是这时候他顶多算个刑事犯，那到了1942年，他就彻底成了民族的败类。
那一年，日本鬼子来了。
这是他人生第二个紧要关头。
摆在面前的路很清楚：要么端起枪跟鬼子干，保卫家乡；要么继续缩在山沟里当胡子。
可他选了一条最划算、也最不要脸的路：接受日伪察哈尔盟公署的招安，当汉奸。
图啥？
鬼子给大洋，给快枪，还给个官儿当。
披上这身狗皮，宋殿元骨子里的恶，一下子膨胀了无数倍。
1943年，在多伦县修炮楼。
他不看地势，不备料，上来就干两件事：抓劳力，抢媳妇。
只要是过了16岁的男丁，见了就绑；只要是被他相中的大姑娘小媳妇，当街就抢。
后来他跟手下吹牛皮，说被他糟蹋过的妇女不下两百个。
这种货色，你说他是为了活命？
扯淡。
他是享受那种把同胞踩进泥里的快感。
在崇礼县，为了折磨被抓的民兵，什么皮鞭沾水、烙铁烫肉、老虎凳，他全招呼上了。
他对付自己同胞，比鬼子下手还黑。
日历翻到1945年，这是老天爷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日本投降，靠山倒了。
那会儿，宋殿元抓了丹清河区的区长李明。
李明是条硬汉，死到临头还给他指路：“小日本都要滚蛋了，你把枪交了，跟八路军投降，别一条道走到黑。”
这话可以说是掏心窝子的理性建议。
当时的局势，八路军把华北农村控得死死的，宋殿元这种没娘要的伪军，投降是唯一的活路。
可宋殿元脑子里想啥呢？
他觉得手里有枪杆子，就不愁没下家。
日本人走了，不还有国民党吗？
他非但不听，反而转手把李明等四名干部全给害了，扭头就投进了国民党第二战区师长张甲清的怀抱。
这一步走出去，彻底把他作为“人”的最后一点可能性给封死了。
1946年10月，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终于腾出手来收拾他。
王家营那一仗，张甲清被打成了筛子，八百多个土匪死的死抓的抓。
按常理，被打成这副德行，正常人都该夹着尾巴逃命去了。
谁知道，宋殿元干了件疯得没边儿的事。
三个礼拜后，解放军为了战略布局往西转移。
前脚刚走，宋殿元后脚就带着一帮残兵败将杀了个回马枪。
他冲进康保县城，不为占地盘，纯粹就是为了撒气。
那天，一百多个无辜老百姓遭了殃，附近小王庄十几个干部被枪杀。
这哪是打仗，简直就是发了疯的屠杀。
他知道自己那是秋后的蚂蚱，所以在玩完之前，能拉多少垫背的就拉多少。
这种丧尽天良的暴行，把聂荣臻气得脸都青了。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大局已定。
宋殿元这种靠乱世混饭吃的投机分子，终于没了立锥之地。
国民党主力都垮了，他那几百号土匪还能翻出什么浪花？
解放军接连搞了三次剿匪，他的团伙被打得稀碎。
这会儿，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司令”，终于想起来要装个凡人了。
他溜到包头，改名“王贵”，进厂烧起了锅炉。
要是他真能从此咽糠吃菜，老实做人，没准还能多苟活几年。
可历史就是爱开玩笑。
那个曾经让他得意的“贪欲”，最后成了勒死他的绳索。
他在当汉奸时强抢来的老婆吴翠喜，过惯了挥金如土的日子，根本受不了工人的穷酸生活。
两口子花出去的钱跟挣回来的钱这就是个巨大的窟窿，这种反常，就像黑夜里的探照灯，直接把群众的目光给引过来了。
当公安局长赵成问他叫啥名时，他还想拿那个假名字糊弄事儿。
“俺叫王贵，就是个烧锅炉的。”
赵成压根没给他演戏的空当：“少来这套！
你叫宋殿元，是个土匪头子！”
1951年4月14号晚上，秘书小赵冲进聂荣臻的办公室，汇报了这个信儿。
聂荣臻头一句话就是：“确准是宋殿元？”
得到准信儿后，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激动得连夜就要去公安部验明正身。
这一刻，离康保县那场惨案，已经过去了五个年头。
但这笔血债，聂荣臻心里记着，老百姓心里也都记着。
随着一声枪响，宋殿元那罪恶的一辈子算是画上了句号。
那个妄想在乱世里靠出卖良心、投机取巧来求富贵的人，最后用命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
这世上，有些路看着是捷径，其实那是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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