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郁玉是《光明日报》的老评论员,1987年从人大硕士毕业后就进了报社,九十年代他负责评论版,写的文章常被内部表扬,大家认为他是个踏实做学问的人,家里生活简单,妻子和孩子都没在体制内工作,大儿子后来去美国读书,这种清白背景反而让他更容易躲过怀疑。
2006年他去哈佛当尼曼研究员,名义上是学习西方媒体经验,但之后他频繁前往日本,从2010年起接连去了庆应、北海道好几次,声称研究新闻传播,实际上那些年他很少写国内评论,重心逐渐转移到收集信息上,类似案例中,很多间谍并非突然变坏,而是慢慢将学术交流变成情报通道。
他在报社拥有审批权限,能接触到许多未公开的材料,比如内参、舆情分析、政策预判稿子等等,他把这些文件偷偷拷贝到加密U盘里,再找机会交给境外人员,钱款从国外账户汇进来,数额不小,他儿子留学的时间与他本人在日本活动频繁的时期几乎重叠,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家人知情或参与,这点很关键——很多人以为家属必定涉案,其实不一定,有时只是时间线被利用了。
2022年2月21日,在北京一家酒店里,他与日本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宫泽弘共进午餐,说是要谈媒体合作,国安人员提前蹲守并当场将其抓获,U盘中存有多份涉密文件,内容涉及舆论导向和内部评估等敏感信息,宫泽因享有外交豁免权未被扣留,但他的通讯记录和资金流动已被全面监控。
这个案子拖了三年才判决,2023年4月,北京检方以间谍罪起诉他,证据很扎实,包括通话记录、银行流水、文件比对和技术监控数据全都对得上,2024年11月29日,北京二中院闭门审理完毕,认定他超出正常采访范围,为境外势力刺探国家秘密,2025年11月高院二审驳回他的上诉,维持七年刑期,现在他在监狱里服刑。
他儿子在2025年2月于美国发声,声称父亲只是观点不同,被“构陷”了,并喊话日本政府澄清,日本那边没有接话,估计是怕惹麻烦,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只回应一句:“依法处置,不搞特殊”,这话听着平淡,但意思明确,不管是谁,触了红线就得认。
这件事背后有个问题一直没人认真讨论,央媒人员出国审批常常只是走个形式,回来以后也没有强制做安全复盘,像董郁玉这种学者型媒体人,表面上看着毫无破绽,实际上早就把职务便利当成长期通道,不是说所有外访记者都有问题,但制度漏洞。
他以前写的评论,现在回头看,有些句子确实带着奇怪的倾向性,但当时没人往那方面想,毕竟一个勤勤恳恳的老编辑,谁会怀疑他拿笔的手其实一直在偷偷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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