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楼道里突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打破了午后的宁静。我好奇地趴在门缝上一看，是她妈妈瘫坐在二楼的水泥地上，边哭边喊着一个名字。后来才知道，她大姐跳海了——因为父亲不同意退婚。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在追悼会上又见到了她。看着她安静地躺在那里，我突然意识到，她的一生，都在偿还那些不属于她的债。
我和她是小学三年级认识的。当时我家搬进了那栋第一批盖好的楼房，她住二楼，我住三楼。每天放学后，我们这些孩子都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在外面疯跑疯玩，可她却总是在家里干活。有一次我去她家找她，看到折叠圆桌上，只有她父亲先动了筷子，她和妈妈还有妹妹才敢坐下吃饭。
她父亲在银行工作，整天仰着头，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她妈妈是家庭主妇，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她家有三个女儿，大姐被过继给同胡同的大爸家，白天回来吃饭，晚上回去睡觉。妹妹叫“小欢”，听名字就知道，家里人盼着能生个儿子，可惜一直没能如愿。
每次我们叫她一起出去玩，她总是低着头，眼神躲闪地说：“我得在家干活。”那时候我就觉得，她好像特别怕她爸爸。
后来，大姐的死成了胡同里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两年后，她父亲对她说：“你姐不同意，你必须嫁给他。”她没有反抗，就这么嫁了。婚礼上，她笑得很标准，可那笑容里一点开心的意思都没有，就好像是练了很多次才练出来的。
婚后的日子，一开始还算平稳。她在自来水公司有份稳定的工作，她丈夫下岗后，先是开出租车，后来又开了游戏厅。同学聚会的时候，她说起生意上的事，脸上有了点光彩，眼睛里也有了星星，那是我见过她最有活力的样子。我当时还想，她的日子总算好起来了。
可是，命运就是这么爱捉弄人。同学聚会时，她说家里的出租车卖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个同学给她画了个投资的大饼，说能让她赚大钱。我私下劝她：“我觉得这事不靠谱。”她却眼神闪烁地说：“他说得挺好的。”结果，二十万，二十年前的二十万啊，就这么没了。从那以后，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一下子老了很多。头发白了，背也驼了。工作也不顺利，管仓库的时候“拿了点小东西”，被调到食堂做饭。后来她开了个小旅馆，把家也安在了那里。她儿子三十多岁了，只挑漂亮对象，到现在都没结婚。她既要照顾婆婆，又要照顾父亲母亲，整天忙得团团转。
两年前，她父亲和婆婆去世了 ，妹妹把老母亲接过去，她终于可以缓一缓了，她加入了老年摄影团。看她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背着相机站在山花前笑，那笑容特别纯真，就像个孩子一样。我当时还挺高兴，觉得她总算能为自己活一回了。
谁能想到，一场意外的摔跤，让她查出了骨癌。仅仅半年时间，她就走了。
追悼会上，她儿子哭得站都站不稳。我看着他，突然想起三年级那个下午，她透过家门缝看着我，说：“你去玩吧，我得干活。”那一刻，我的心里特别难受。
她这一生，都在努力做个“听话”的人：做听话的女儿，替姐姐嫁人，做贤妻良母，孝顺婆婆和父亲母亲。唯一一次为自己做的决定，就是那次投资，却让她掉进了深渊。
60后女人，太多人活成了她：为父母活、为丈夫活、为孩子活，唯独忘了为自己活一次
如果人生有假如，我希望她能更早学会“自私”一点。毕竟，看一辈子脸色换来的“安稳”，终究抵不过骨癌晚期时，那半年里无尽的疼痛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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