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名间谍，想要伪装成艺术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成为艺术家。
1.
1952年的开罗，空气中弥漫着硫磺的味道。
年初的一场大火，点燃了700多座“西方色彩”的建筑，也烧毁了人们心中最后一丁点儿，对法鲁克王朝的眷恋。
那是剧变的前夜。
人们在街头愤怒游行，誓言从英国人手中收回苏伊士运河；年轻的军官们不断在私下聚会，谋划着一场推翻王权的政变；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4年前被以色列打败让整个阿拉伯世界蒙羞，对“第二回合”交战的热情点燃了尼罗河两岸。
埃及博物馆里却像是一个平行的世界。
法籍德裔画家查尔斯·杜瓦尔嘴里叼着烟卷儿，像往常一样露出忧郁气质。他的个人画展正在埃及国家博物馆里展出。
两年前杜瓦尔从巴黎移居开罗，立即宣布自己爱上了尼罗河这片土地。他曾师从立体主义大师，深得真传。他的作品很快出现在评论家的文章里，有人说画中看到了毕加索的身影。
杜瓦尔很快跻身上流社会，埃及文化部长还买了两幅杜瓦尔的画作，然后借给博物馆展出。
5个月后，画展闭幕时，杜瓦尔说母亲病重，匆匆离开了开罗。这一走就音信全无。
一个摩萨德间谍就这样脱身了。
2.
查尔斯·杜瓦尔原名施洛莫·科恩-阿巴尔巴内尔（名字太长，我们就叫他科恩好了——一个传奇间谍的名字），1921年出生在一个德国犹太家庭。为了躲避纳粹党，一家人先是躲去法国，随后搬到了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地。
年轻的科恩很自然地加入准军事组织“哈加纳”，专门跟阿拉伯人对着干。二战结束后，科恩回到法国学艺术，逐渐形成了放荡狂野的艺术风格。
学完之后再回到东方，他的专业特长终于派上用场。
为了保持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平衡，英国人开始限制犹太难民入境。在哈加纳的指示下，科恩开始造假证。他伪造的护照和文件经常能够骗过英国当局，帮助那些从北非和欧洲逃来的犹太难民偷渡入境。
除了造假证，科恩还为希伯来宗教圣诗选集《诗篇》绘制插图，分发给驻扎在耶路撒冷山区的士兵们。
这些艺术天分逐渐有了军事用途。
1950年，成立还不到一年的中央协调局（摩萨德前身），为科恩量身打造了一个法国艺术家的身份，把他派往开罗。
3.
一个犹太人潜入阿拉伯世界做卧底，必须24小时保持警惕。走路姿态、言谈举止，甚至点咖啡的方式都要额外注意，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被人看出破绽。
除了艺术天分，科恩还很擅长伪装。
“查尔斯·杜瓦尔”的画作棱角分明，色调柔和，展示出一种独有的东方之美，再加上他擅长交际，很快身边就围绕着不少的粉丝。
科恩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同僚中至少还一位“画家”，出生于亚历山大港的埃及犹太人莫托拉。莫托拉的画作更偏重现实主义风格，也曾在巴黎学习艺术，并且在画室里结识了科恩。
科恩开始着手组建特工网络。能说阿拉伯语的本地犹太人是其中的主力，他们隐藏在阿拉伯社会，使用隐形墨水传递情报。
前纳粹德国的军官和科学家是科恩追踪的主要目标——他们在专门的组织帮助下，从欧洲流散到世界各地，隐姓埋名，以躲避“战犯”的审判。
科恩的特工网络效率极高，甚至渗透进埃及军方，追踪到一些来自德国的火箭专家信息——埃及希望得到他们的技术加持，在下一次战争中更有效地打击以色列。
4.
1952年，办完了画展之后，科恩带着海量的情报回到以色列。
那时摩萨德已经正式成立，在开国总理本-古里安的领导下，成为一个“影子王国”——直接听命于总理，游离于法律之外。
以色列在法律上允许死刑，不过历史上只执行过两次，最后一次是1962年处决著名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但本-古里安为摩萨德开了个后门，可以执行定点清除的任务。
在新生的摩萨德，科恩火箭般晋升为副局长，负责中东、欧洲和美洲的行动。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伏法正是科恩的杰作。
因为艺术专业，科恩还领到一个任务——为新生的摩萨德设计官方标志。
科恩闭关多日，终于画出了现代摩萨德徽章的原型。
画面正中是矗立在耶路撒冷圣殿的七烛台，象征着犹太民族在公元70年被罗马人毁灭后的重生。环绕烛台的铭文引自《箴言》“以智谋而战”（For by wise guidance you can wage your war）——这句话极其精准地概括了摩萨德的宗旨。
不过，后来铭文换成了另外一句话，同样引自《箴言》：“无智谋，民就落败；谋士多，就必得胜。”（Where there is no counsel, the people fall. But in the multitude of counselors there is safety.）
科恩作为画家和间谍的双重身份一直不为人知，他的作品曾在埃及博物馆里挂了23年。直到1981年离世之后，他的身份才逐渐解密。
有些传奇，注定只在阴影中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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