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作为政府机构体系中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的重要力量，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中央苏区时期的政治保卫局，主体脉络则形成于抗战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保安处与公安局。随着革命形势和政权建设任务的变化，公安保卫机构的职能由早期侧重政治保卫，逐步拓展至社会治安、户籍管理、市政交通与公共卫生等多领域，并在解放战争时期实现组织形态和制度体系的成熟定型。从“保卫局”到“保安处”，再到“公安局”，其名称与职能的演变并非偶然，而是与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社会需求和治理目标高度契合。通过名称演变的视角梳理历史脉络，有助于深化对当代公安制度历史根基与价值取向的认识。

苏区时期的政治保卫局伴随红色政权的建立而产生，其名称与职能深刻反映了当时严峻的革命环境与政权保卫需求。面对外部军事“围剿”和内部反革命破坏，新生政权亟需以“保卫”为核心使命的专门机构。国家政治保卫局在临时中央政府领导下设立，形成覆盖苏区的垂直管理体系，集中行使反革命案件的侦查、逮捕和预审权力，并通过与革命法庭的分工协作，实现“以法保政”。其权力配置和局长集权制有利于快速决策和高效行动，但亦在实践中暴露出扩大化风险。总体而言，政治保卫局以政治安全为中心，兼顾经济保卫，积累了政权安全治理的初步经验，对此后公安保卫机构的制度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基于统一战线，原苏区保卫机构从“保卫局”演变为“保安处”。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成立，职能在继承政治保卫任务基础上，拓展社会治安管理，形成“锄奸肃特与治安维护并重”格局，还强化了对基层武装领导权。同时，“公安局”在边区城市等地出现，与根据地具有人民性的公安局有本质区别。在锄奸反特工作中，各根据地公安机关以之为工作中心，结合专业性与群众性，且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公安人员聚焦重大工作，基础工作由群众组织落实，产生专兼结合特质。名称演变反映工作任务与政治环境变化，不过“保安处”与“公安局”混用，为后续明确名称与定位埋下伏笔。

解放战争时期，公安局的人民性与制度化特征日益凸显。在陕甘宁边区，公安局不仅承担治安、防空等任务，还在防灾救急中主动救助群众，体现了人民公安的价值取向。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边区保安处一度改为军事化编制的七大队，而‬边区政府重返延安后，七大队又‬改回保安处，机构调整体现“战时应急与常态管理结合”的制度弹性。各解放区公安局的组织体系和法规逐步健全，旧警察机关相继改制为公安局，完成新旧制度转换。在实践中，公安机关不断反思并强化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维护治安，并通过设立边防、水上等专门机构，推动公安职能向多领域延伸，为新中国人民公安体制奠定了基础。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解放区不断扩大，建立统一规范公安机构体系成为巩固新政权的现实需要。陕甘宁边区通过设立公安厅，并明确“公安厅—公安处—公安局—分驻所”的层级体系，标志着“公安局”正式成为县市级治安管理机构。相较此前的保安处，公安厅与公安局在继承政治保卫职能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为涵盖治安管理、户籍、交通、消防及群众工作等多元职责的综合性机构。各新解放城市通过改造旧警察体系、强化派出所建设，推动人民公安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并逐步厘清公安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职权边界。从抗战时期“锄奸肃特”到和平时期“社会治安治理”，“公安”取代“保安”聚焦社会公共安全。

“公安”名称的演变体现了中共领导下公安保卫机构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政治环境、职能任务与制度建设的主动适应。苏区时期，在严峻的军事斗争与政权保卫压力下，“保卫局”以维护红色政权为核心，名称凸显政治优先取向。抗战时期，统一战线背景要求弱化阶级斗争色彩，“保安处”强调维护抗日秩序，职能随社会治理需要明显拓展。解放战争后期，随着新政权建设与社会重建展开，“公安局”突出公共安全与群众参与，反映公安职能由革命保卫向综合治理转型。同时，伴随解放区扩大和政权体系成熟，公安机构逐步实现由分散到统一、由经验到规范的发展，“公安”名称最终在体系化、制度化进程中确立并固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