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气象中的家庭与社会实相|伦理|大唐气象|婚姻|家庭史|张国刚|社会史

2025年12月底，中国出版集团组织专家评选“中国出版集团好书榜”2025年度榜，最终评选出主题出版、人文社科、文学艺术、科技经营、少儿教育和音像电子网络及融合出版六大类55种好书。其中人文社科类有20种，中华书局有4种入选。在中华书局入选的4种好书中，所属的上海聚珍公司就有两种，其中之一是张国刚教授的《唐代家庭：生活、生计与家风》（以下简称《唐代家庭》）。

《唐代家庭：生活、生计与家风》，张国刚著

其实早在12月5日，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邀约高校学者、文化界人士、资深编辑、资深媒体人代表汇聚一堂，评选中华聚珍年度十佳图书，张国刚教授的《唐代家庭》一书就已经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入选年度十佳图书。二十多天后再次入选“中版集团·人文社科类”2025年度好书榜，可谓实至名归。

张国刚教授是国内第一批筚路蓝缕、开拓家庭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之一。自2000年前后开始，就活跃于国际社会史学界，成果丰厚。他作为主编兼第二卷作者的《中国家庭史》五卷本于2007年出版，这是“中国家庭史研究中的首部通史著作”，“构建了迄今最为完整的中国家庭史学术构架，采用新方法、发现新课题，空前拓展了中国家庭史研究的视野，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七年后，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唐代家庭与社会》一书出版，这是一部研究唐代家庭史及相关社会问题的学术专著，兼容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进一步推进了唐代家庭与社会研究。

2025年9月出版的《唐代家庭》，基于《唐代家庭与社会》一书增订修改而成，不仅在内容上增加了第四章一个整章，而且其他各章也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同时，紧贴行文，增配了80多幅图片，涉及唐代墓志、写卷、文书、古籍珍本、传世绘画、珍贵壁画等多种类型。可以说，《唐代家庭》是张国刚教授30余年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家庭史的代表之作，既富学术性，又不乏可读性。

实拍书影

作为古代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唐代，在“大唐气象”的宏大叙述之下，唐代家庭与社会到底呈现什么样的真实面貌？数代共居和分家析产的小家庭，哪一种是社会主流？唐代男女一般多大结婚？为什么唐代男子普遍晚婚？唐代女性是不是都自由奔放，不守礼法？唐代士大夫、武将、普通人家的家教家风有哪些特点？唐代家教家风的历史渊源何在？唐代中等农家到底过得如何？唐代不同阶层的宗教信仰有哪些时代特征？隋唐时期的佛教戒律与儒家伦理下移之间有何关系？唐代基层社会是如何运作的？诸如此类，《唐代家庭》中均有精彩论述。

关于唐代家庭结构，张国刚教授提出了“二元制复合式家庭形态”的重要概念。在古代中国，以孝义治家的大家庭（家族）往往为社会和朝廷所推崇，尊称为义门。古代义门的典型有唐代的张公艺和江州义门陈氏。不过，这种数代共居的大家庭或超级家庭并非主流。张国刚教授指出，古代家庭结构的常态，既不是父、己、子的核心家庭或主干家庭，也不是联合家庭，而是“二元制复合式家庭形态”。他在澄清“家户”与“家庭”概念的同时，揭示了唐代乃至古代中国家庭结构的特殊模式。唐代家庭形态存在“同财共活”和“同籍别居”两种并存的特殊情况。“同财共活”是指一家人在一起生活，构成一个生活单元，但同居的各成员却不在一个户籍上。“同籍别居”是指一家人不在一起生活，但各家却拥有同一个户口，同一个名义上的“户主”，构成一个单独的社会管理单元。“同财共活”和“同籍别居”两种特殊形态体现了家庭形态与其功能的某种悖离，凸显了家庭作为一个生活单元和社会组织的不同功能。

基于对唐代多种家庭结构形态的梳理，张国刚教授又进一步剖析了唐代分家析产的法律规定和现实生活中的几种主要模式。一般而言，判断具有血缘或亲缘关系的人们是否构成一个家庭，关键是看他们是否共财，而非同籍。但是，户籍的独立获得毕竟是一个新家庭的社会组织能完善的标志，也是一个家庭拥有独立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标志，例如成为独立的赋税徭役征收单位之类。因此，完整意义上的分家，应该包括获得独立的户籍（别籍）和获得独立的财产会计（异财）两个内容。要想真实了解唐代的分家现象，自然需要从独立的户籍（别籍）和获得独立的财产会计（异财）两个方面着手。张国刚教授仔细爬梳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书仪类文献之后，提出隋唐五代的家产析分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父亲生前立遗嘱模式，二是长辈死后兄弟分家模式，三是长兄死后多年叔叔与侄子的分家模式。此外，还有多次分家模式作为补充。在他看来，总的来说，不管何种分家模式，唐代家庭财产析分和家户的分离大都是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的。

S.4654V《慈惠乡百姓王盈君请公凭取亡弟舍地填还债负诉状》（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

婚姻是家庭产生的重要前提，家庭又是缔结婚姻的必然结果。研究唐代家庭，除了当时的家庭结构形态与分家析产情况，婚俗与礼法、伦理关系（父母与子女、夫妻关系、妻妾关系）等自然也是其重要内容。比如，晚婚是当今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实际上早在唐代已是司空见惯。基于5160多件墓志资料，张国刚教授经过仔细统计和梳理有效样本后提出，唐代女子23岁以后结婚在当时被认为是晚婚；接近83%的男子在17至39岁结婚，其中17至25岁结婚者占一半；丈夫初婚年龄普遍大于妻子，丈夫初婚婚龄大多在30岁以上，而妻子初婚婚龄大多在19岁以下。除了社会动荡的外部因素，晚婚的主要原因是内在因素。唐代的门第观念依然盛行，很多男性都是在考中进士或取得一定的官职，具备了娶到高门第女子的资格后，才正式结婚的，因此，当时男子三四十岁结婚是很自然的事情。墓志中所载女性晚婚案例比较少见，或是因病而错过适婚年龄，或是改嫁。

在以往唐代社会史研究中，夫妻关系方面很少受到关注；即使讨论妇女史涉及夫妻关系，但也只是注重缔结婚姻，结婚后真实的夫妻生活，反而没人注意。张国刚教授特意收集唐代墓志和笔记中的有关材料，对唐代家庭中的夫妻、妇妾、妻妾等关系作了仔细梳理，进而探讨唐代家庭生活中的儒家伦理、人伦亲情与成文法律诸方面的互动关系。他指出，唐代家庭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主轴。在当时的正统礼法中，夫妻关系有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条是“夫为妻纲”，也就是说“妻以夫为天”，强调妻子以柔顺为准则，尊阳抑阴；第二条是“夫妻一体”，强调夫妻之间的对等位置。例如，唐宪宗元和三年（808），37岁的白居易娶弘农（今陕西华阴东）杨氏为妻。新婚期间，白居易写了一首五言绝句《赠内》，诗中突出强调了同甘共苦的夫妻道德。

总之，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单位、“家国同构”的社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细胞，其历史发展演变同社会、文化的整体变迁息息相关。家庭的历史与中国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内涵丰富而复杂。家庭的发展历史既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今中国家庭结构、家庭伦理的源头。张国刚教授的《唐代家庭》一书，一方面揭示了中古时期家庭与社会实相，另一方面对新时期树立良好家风、民风，建设和谐社会、文明强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张国刚教授以四十年治学功力

细致爬梳几百种史料

勾勒出唐代家庭如何构建出了大唐盛世的家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