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见陈毅！
你跟他说，九年前我就想跟他干，他凭什么不要我？”
1948年的襄阳，城墙塌了，炮火声还没散干净。
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郭勋祺的指挥部里，冲进来的解放军战士都愣住了。
眼前这个川军悍将，没掏枪，也没跪地求饶，反倒是指着人鼻子一通吼，满脸的委屈和火气。
这一嗓子，把在场的人都喊懵了，谁也想不到一个被俘的高级将领，开口第一句竟是这个。
这句憋了九年的质问，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段尘封了二十多年的往事。
这事儿，得从1922年的四川万县说起。
那时候的四川，跟一锅沸水似的，各路军阀你来我往，今天你坐庄，明天他上台。
郭勋祺，一个四川农家娃，凭着不怕死的劲儿和一身打仗的本事，已经在川军里混出了名堂，是个响当当的团长。
他脑子里装的，是袍哥义气，是带兵打仗的规矩，至于什么主义、什么革命，离他太远。
就在万县，他碰上了一个叫陈毅的年轻人。
这人是个文化人，说话办事透着一股子不一样。
两人不是在什么秘密据点接头的，就是在茶馆、饭局上认识的。
一来二去，郭勋祺发现，陈毅这人讲的道理，让他心里亮堂。
他头一回觉得，手里的枪杆子，不光能抢地盘，还能给穷哈哈的百姓干点实事。
这颗种子一种下，就生了根。
1926年，共产党在四川搞泸顺起义，上头命令郭勋祺去镇压。
他倒好，阳奉阴违，暗地里给起义军行方便。
后来白色恐怖来了，重庆要搞“三三一惨案”，大肆抓捕共产党和进步学生。
郭勋祺收到风声，二话不说，连夜跑去给陈毅报信，还亲自把他送出险境。
惨案发生后，一群受伤的学生和群众躲进医院，反动军队要冲进去抓人。
郭勋祺直接堵在医院大门口，挺着胸膛，硬是把搜捕队给拦了回去，还自己掏腰包给伤员垫医药费。
在那个年代，“通共”两个字就等于掉脑袋，郭勋祺干的这些事，纯粹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他为这边出生入死，结果却让人哭笑不得。
风头过去后，因为地下工作的单线联系断了，组织上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他。
反倒是他的老上司，川军头子刘湘，知道了这些事。
刘湘也是个念旧的人，看重郭勋祺的战功，没要他的命，只是把他官给免了，让他回家歇着。
这边，郭勋祺一头热血没处洒，感觉自己被“组织”给忘了；那边，反而是他本该背叛的军阀头子保了他。
这种拧巴的处境，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憋屈得很。
这股劲儿没处使，直到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打进了四川。
郭勋祺被刘湘重新启用，带着他的川军模范师，正好在土城跟红军撞上了。
这时候，他跟陈毅、刘伯承这些人早就断了联系，手上也没有任何来自共产党的指示。
他能怎么办？
身后是重新给他饭碗的刘湘，旁边还有蒋介石派来的中央军在“观战”。
他得证明自己还有用，还得向老蒋表明川军不是孬种。
于是，他只能硬着头皮打。
土城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
郭勋祺的部队占着地利，打法又凶悍，让长途跋涉、不熟悉地形的红军吃了大亏，伤亡惨重。
这一战，让他拿到了蒋介石的嘉奖令，也巩固了在刘湘那里的地位。
可同时，他跟红军之间，也结结实实地留下了一道血口子。
这不是他想变节，而是在那个信息不通的孤岛上，一个职业军人被现实逼到墙角的无奈。
他用最狠的方式，向自己的阵营交了份投名状。
时间一晃到了1937年，日本人打了进来。
国难当头，郭勋祺心里的那点纠结和憋屈，全都变成了打鬼子的怒火。
他成了第一批出川抗日的川军将领，带着队伍就往前线冲。
在安徽太湖，他跟日军的精锐部队硬碰硬。
战斗中，他带头冲锋，一颗弹片打穿了他的左腿，血哗哗地流。
卫生员要给他包扎，他一把推开，拄着拐杖站在阵地上继续吼着指挥，直到人因为失血太多，直接昏了过去。
仗打得太漂亮，五天五夜顶住了日军的猛攻，上头破格把他提拔为五十军军长。
命运就是这么巧，他的五十军防区，正好跟陈毅领导的新四军挨着。
两个老朋友十多年没见，这一重逢，过去的交情在打日本这个共同的目标下，又重新烧了起来。
这次，郭勋祺不再是偷偷摸摸地帮忙。
新四军缺枪少弹，吃的穿的都没有，他直接把自己的军火库当成了新四军的后勤仓库。
他对陈毅撂下话：“你们缺什么，只管来我这儿拿，要多少给多少！”
子弹、步枪、药品、粮食，一车一车地往新四军那边送。
这事儿让新四军军部都惊动了，项英还亲自上门道谢，开玩笑说他是新四军的“编外后勤部长”。
纸终究包不住火。
郭勋祺这么明目张胆地“通共”，蒋介石的特务早就把小报告打到了南京。
一个能打仗、还跟共产党走得这么近的杂牌军将领，是老蒋最不能容忍的。
很快，一纸调令下来，随便找了个“作战不力”的由头，就把郭勋祺的军长给撤了，让他去当个没实权的闲官。
一腔热血，又被自己人一盆冷水浇个透心凉。
他又一次找到了陈毅，这次是真熬不住了，他痛苦地问：“老陈，我干脆过来跟你干算了！”
可陈毅拒绝了。
这个决定，对两个人来说都无比艰难。
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的节骨眼上，共产党要是公开接纳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就等于给了蒋介石撕破脸、发动反共摩擦的最好借口。
为了抗日大局，陈毅只能劝他再等等，忍一忍。
这一等，就是九年。
郭勋祺成了一个被夹在中间的人，在国民党这边，他是个被猜忌、被边缘化的“危险分子”；在共产党那边，他又是个进不去的“党外朋友”。
他就这么悬在半空中，不上不下。
九年的光阴，能把一个人的锐气磨掉，但磨不掉心里的那点念想。
1948年，他被硬塞到襄阳当绥靖区副司令，明摆着就是让他去当炮灰。
几个月后，襄阳城破，也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刘伯承听说郭勋祺被俘后的那通怒吼，立刻下令：“马上解除管制，好生招待！
这是我们的朋友！”
历史的车轮滚到这里，终于给了郭勋祺一个说清楚的机会。
陈毅和他再次见面，隔了这么多年的误解、委屈和等待，都在一次紧紧的握手里化解了。
组织给了他一个新任务，一个只有他能完成的任务：回四川，去策反那些还在犹豫观望的川军老伙计。
郭勋祺没让老朋友失望。
他凭着自己在川军里几十年的威望和人脉，直接找到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这三位四川军界的顶级大佬。
他的一番话，比十万大军还好使。
最终，这三位巨头带着手下几十万大军通电起义。
这一关键的举动，让解放大西南的进程大大加快，成都这座千年古城和城里的几百万老百姓，没挨一枪一炮，就和平解放了。
郭勋祺用他人生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行动，堂堂正正地完成了那个九年前就想完成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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