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寒冬，全厂唯一的内定返城名额意外落在我头上。
流言四起中，我带着全部积蓄深夜上门“拜码头”，那扇门却在我身后咔哒反锁。
平日冷若冰霜的女科长衣衫单薄，一把推开我的厚礼，红着眼问我：“名额给你，但我不要钱。我只想问你，敢不敢带个家属回城？”
第一章
一九八六年的冬天，西北戈壁滩上的风像刀子一样，能把人的脸皮刮下一层油。
这里是三线建设时期留下的一座庞大的纺织厂，代号358，坐落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深处。
我是机修车间的三级钳工，李建国。
二十六岁，手上满是永远洗不净的机油黑渍，指甲缝里总是嵌着黑泥。
车间里没有暖气，几百台机器日夜轰鸣，散发出的热量和从破碎窗户灌进来的寒风交织在一起。
那种冷，是往骨头缝里钻的湿冷。
早班刚下，我正蹲在车间门口的水槽边用锯末搓手。
工友大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手里挥舞着一张电报纸。
“建国！上海来的！加急！”
我顾不得手上的肥皂泡，一把抢过电报。
纸很薄，上面的字却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口。
“母病危，速归，恐见最后一面。”
只有十个字。
我感觉天旋地转，膝盖一软，差点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这不是第一封电报了，但这封不一样，这是“病危”。
我已经连续三年申请回城，每一次都像是一场扒层皮的酷刑。
第一年，名额给了副厂长的侄子。
第二年，名额给了工会主席的外甥女。
第三年，也就是今年，听说只有一个“技术骨干回原籍”的内定名额。
在这个几千人的大厂里，想要回城的知青比地上的蚂蚁还多，谁不盯着这块肥肉？
我没钱送礼，家里也没背景，唯一的资本就是这一手钳工技术。
但在关系面前，技术就是个屁。
我把电报折好，塞进贴身的衬衣口袋里，那里离心脏最近。
那个下午，我像个游魂一样在车间里干活。
车床的刀头切在钢锭上，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像是在嘲笑我的无能。
旁边的王大力凑过来，他是车间主任的小舅子，平时最喜欢欺负老实人。
他用满是油污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笑得一脸横肉。
“建国啊，听说家里老太太不行了？哎呀，可惜啊，今年的名额估计还是没你的份。”
我没理他，只是死死地盯着旋转的卡盘。
王大力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说：“听说这次名额在人事科林婉手里攥着呢，那娘们儿，眼光高着呢，你想走？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林婉。
这个名字在358厂就是个传奇，也是个禁忌。
人事科科长，三十二岁，未婚。
长得漂亮，那是真的漂亮，在这个灰头土脸的厂区里，她就像一只骄傲的白天鹅。
但关于她的流言蜚语，比厂里的棉絮还多。
有人说她是赵厂长的“红颜知己”，所以才能在人事科一手遮天。
赵厂长五十多岁，是厂里的土皇帝，掌握着生杀大权。
也有人说林婉心理变态，专门喜欢折磨那些想回城的年轻男职工。
甚至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半夜在筒子楼里听见过她房间里传出男人的声音。
我不信那些，也不敢信。
对于我来说，她不是女人，她是掌握我命运的判官。
周五的下午，厂办的广播突然滋滋啦啦地响了起来。
那是全厂最安静的时刻，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
广播员小张的声音带着一股子电流的杂音，念出了那个决定很多人命运的名单。
“经厂党委研究决定，拟批准以下同志调离本厂，返回原籍……”
前面的名字都是无关痛痒的退休老职工。
直到最后，那个特殊的名额。
“技术骨干内定回城名额，机修车间，李建国。”
广播戛然而止。
车间里死一般的寂静，连机器的轰鸣声似乎都远去了。
我手里的扳手“当啷”一声掉在了水泥地上，砸出了一个白点。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听错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叫李建国的？
旁边的大刘张大了嘴巴，烟卷掉在裤子上烫了个洞都不知道。
“建国……是你！是你啊！”
大刘猛地推了我一把。
我这才回过神来，心脏开始剧烈地狂跳，撞击着胸腔。
紧接着，无数道目光像聚光灯一样打在我身上。
有惊讶，有羡慕，有嫉妒，更多的是不可思议。
王大力的脸瞬间黑成了锅底。
他把手里的手套狠狠摔在地上，骂了一句脏话：“妈的，凭什么？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
他走到我面前，眼神凶狠：“李建国，你小子行啊，平时装老实，背地里没少给林婉送东西吧？”
我站直了身子，虽然心里也没底，但嘴上不能软。
“我没有，我不认识她。”
“不认识？不认识她能把全厂唯一的名额给你？骗鬼呢！”
王大力还要说什么，被车间主任喝住了。
那一整天，我都像是在做梦。
下班的时候，我特意绕路去了厂门口的公示栏。
红纸黑字，上面赫然写着我的名字。
下面盖着厂人事科鲜红的公章，那个章，就是林婉盖的。
我站在寒风中，看着那个名字，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妈，你有救了。
惊喜过后，是深深的恐惧。
在358厂，公示并不代表定局。
只要调令还没拿到手，只要档案还没转出，随时都可能生变。
王大力那双怨毒的眼睛一直在我脑海里晃悠。
他肯定会去告状，会去闹，甚至会找人搞破坏。
我必须把这事儿坐实。
我必须去见林婉。
回到宿舍，我翻箱倒柜。
从枕头芯里，从鞋垫底下，从书本夹层里，凑齐了我所有的积蓄。
整整两百三十块钱。
这是我攒了三年的血汗钱，本来是留着给妈治病的。
但现在，这是买路钱。
天刚擦黑，我就戴上帽子，围上围巾，把脸捂得严严实实。
我去了县城的供销社。
柜台里的售货员是个胖大姐，正嗑着瓜子，眼皮都不抬。
“买什么？”
“那两瓶西凤酒，还有那条红色的真丝围巾。”
胖大姐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那是高价酒，八块钱一瓶。围巾要十五，还要两张工业券。”
我咬着牙，把皱皱巴巴的钱和券拍在柜台上。
拿着东西出来的时候，我的心在滴血，但脚步却异常坚定。
第二章
晚上九点。
厂区的筒子楼像一只巨大的怪兽，趴在黑暗中。
这里住的都是单身干部和技术员。
楼道里堆满了各家各户的杂物，大白菜、破自行车、蜂窝煤。
空气中弥漫着煤球燃烧的刺鼻味道和陈年的霉味。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三楼最里面的那扇门前。
门上贴着褪色的福字，边角已经卷起。
里面没有一点声音，连灯光都透不出来。
我站在门口，心脏跳到了嗓子眼。
敲，还是不敲？
敲了，就是行贿，万一她翻脸不认人怎么办？
不敲，万一名额被王大力顶了怎么办？
我想起了妈那张枯瘦的脸，想起了那封“病危”的电报。
我深吸一口气，抬起手，轻轻叩响了那扇斑驳的木门。
“笃，笃，笃。”
声音在空荡的楼道里显得格外清晰。
没有人应。
我又敲了一次，稍微重了一点。
“谁？”
里面的声音警惕而冷硬，透着一股子寒意。
“林科长，我是机修车间的李建国。”
屋里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开门了。
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门锁响动了。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了半张苍白的脸。
林婉穿着一件臃肿的军大衣，头发有些凌乱。
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戒备，手里甚至还握着半块砖头。
看到是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网兜，她的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
“进来。”
声音低沉，像是怕惊动了谁。
我刚侧身挤进屋，身后就传来了那个让我心惊肉跳的锁门声。
“咔哒”一声，那把早已生锈的铁插销被她狠狠推到了底。
林婉背靠着门板，胸口剧烈起伏，平日里冷若冰霜的脸上此刻满是决绝，像是一张紧绷到极致的弓。
屋顶那盏只有十五瓦的白炽灯泡发出昏黄的光，随着电压不稳忽明忽暗，将她的影子拉得扭曲而狰狞。
屋子很小，只有十几平米。
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煤球炉子。
屋里没有暖气，炉子里的火苗虽然在跳，但温度低得吓人。
最奇怪的是，屋子的角落里拉着一道蓝色的布帘，把那个角落遮得严严实实。
空气中除了煤烟味，还有一股浓重的中草药味，和一种说不出的腥气。
林婉没有给我倒水，甚至没有请我坐下。
她站在门口，背靠着门板，死死地盯着我。
“东西拿回去。”
她指了指我放在桌上的酒和围巾。
“林科长，这是一点心意……”
“我说了拿回去！”
她的声音突然拔高，吓了我一跳。
“李建国，你以为我是为了这两瓶酒才把名额给你的？”
我愣住了，不知所措地搓着手。
“那……那是为什么？”
林婉没有回答，她走到桌边，拿起那份调令的底稿。
“你家在上海静安区有两间老平房，独门独户，对吧？”
我点了点头，档案里都有。
“你父亲早逝，母亲瘫痪在床，你是独子。”
我又点了点头。
“你在厂里风评很好，老实，本分，从来不乱搞男女关系，还是个孝子。”
我手心开始冒汗，她对我调查得太清楚了，清楚得让我害怕。
“所以，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她转过身，看着那个拉着布帘的角落，眼神变得复杂起来。
“李建国，我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酒。”
“那……林科长，您想要什么？”
我喉咙发干，下意识地想要挤出一丝讨好的笑，却发现脸部肌肉僵硬得根本不听使唤。
她没有回答，只是突然伸手去解那件厚重军大衣的扣子。
第一颗，第二颗……
她的指尖都在颤抖，因为用力过猛，指关节泛着惨白。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只要你点头，那张盖了红章的调令就是你的。”
昏黄的灯光下，大衣滑落，露出了里面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毛衣。
我看着她眼中闪烁的泪光，那种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暧昧，只有深不见底的恐惧。
我下意识地退了一步，后脚跟撞到了身后的煤球炉子，发出“哐”的一声闷响。
“您说。”
她深吸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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