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像一块浸了墨的绒布，沉沉压在高速路的上空。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沁出薄汗，仪表盘的冷光映在脸上，将眼底的疲惫和愧疚切割得支离破碎。
副驾驶座上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里面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十万块现金，崭新的钞票带着油墨味，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心口发紧。
这十万块，是我和妻子林薇辛苦攒下的育儿基金。女儿朵朵刚上幼儿园，明年就要报兴趣班，房贷还压在肩头，每个月的开支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我们精打细算，才勉强攒下这一笔“应急钱”。
可现在，它要去往另一个地方，一个我不敢跟林薇坦白的地方——老家县城的医院，给病重的堂嫂李慧治病。
堂嫂是大伯家的儿媳，比我大五岁。我十五岁那年，父亲在工地出了意外，母亲哭得晕厥过去，是大伯连夜赶过来，背着父亲跑了十里山路到镇上医院，又辗转转去市里。
那段日子，家里的天塌了，母亲整日以泪洗面，是堂嫂每天放学就来家里帮忙做饭、喂猪，替我辅导功课，把乱糟糟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她那时刚嫁过来不久，自己还怀着孕，却挺着大肚子，踩着露水上山采草药给母亲调理身体，说“嫂子没啥本事，只能帮着照看家里，让你妈少操点心”。
我永远记得那个冬天的雪夜，我发高烧，浑身滚烫，母亲急得直哭。堂嫂裹着一件旧棉袄，顶着漫天飞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去邻村请大夫。
回来时，她的头发和眉毛都结了冰，脸颊冻得通红，却顾不上搓手，先把大夫领进屋里，又烧了热水给我擦身。
那一夜，她守在我床边，每隔一小时就给我量一次体温，天亮时，我的烧退了，她却趴在床边睡着了，眼角还带着未干的泪痕。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家里条件不好，大伯和堂哥东拼西凑给我凑了学费，堂嫂更是把自己的陪嫁首饰都当了，说“小叔子是咱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砸锅卖铁也得供”。
我在学校省吃俭用，每次放假回家，堂嫂总会变着法子给我做好吃的，把家里最软的被褥留给我，自己却和堂哥挤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
那些年，她就像亲姐姐一样，护着我长大，看着我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能独当一面的男人。
可命运却对她格外苛刻。堂哥三年前在一场车祸中去世，留下堂嫂和一双儿女，大的十岁，小的才六岁。
堂嫂一个人撑起这个家，种地、打零工，起早贪黑，把两个孩子拉扯得干干净净、懂事听话。我多次想帮衬她，她却总说“小叔子你刚成家，压力也大，我这边能应付”。
每次寄给她的钱，她都原封不动地退回来，实在推不过，就换成家里的土特产，让同乡捎给我。
这次堂嫂病重，是大伯在电话里哭着告诉我的。胃癌晚期，医生说要尽快手术，后续还要化疗，前后至少需要二十万。
大伯一辈子老实巴交，种了一辈子地，哪有这么多钱？堂嫂的两个孩子还小，得知妈妈病重，天天在医院哭着要妈妈，堂嫂自己更是不想治了，偷偷拔过两次输液管，说“别再花冤枉钱了，把钱留给孩子上学”。
我接到电话时，正在公司开项目会，听到“胃癌晚期”四个字，我脑子“嗡”的一声，手里的笔掉在地上。
会议室里的人都看向我，我却顾不上捡，匆匆跟领导请假，驱车往老家赶。一路上，堂嫂对我的好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那些温暖的瞬间，那些默默的付出，此刻都变成一根根针，扎得我心疼。
回到家，我直奔医院。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堂嫂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形，脸色蜡黄，曾经圆润的脸颊凹陷下去，眼神也没了往日的光彩。
看到我进来，她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叫：“小叔子，你怎么回来了？耽误工作多不好。”
我握着她枯瘦的手，那双手曾经那么有力，能扛起锄头，能做出可口的饭菜，现在却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皮肤包裹着骨头，冰凉刺骨。
“嫂子，你别担心工作，我请假了。”我强忍着眼泪，“钱的事你也别操心，我来想办法。”
堂嫂却摇了摇头，眼里泛起泪光：“小叔子，你有这份心嫂子就知足了。我这病是治不好的，别再花钱了，你家里还有朵朵，还有房贷，日子也不容易。”
“嫂子，当年要不是你和大伯，我根本走不到今天。”我声音哽咽，“现在你生病了，我不能不管。钱的事你别管，好好治病，等你好了，还要看着两个孩子考上大学呢。”
从医院出来，我给妻子林薇打了个电话，说老家有点事，需要多待几天。林薇在电话里叮嘱我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还问要不要她过来帮忙。
我赶紧说“不用，就是点小事，处理完就回去”，挂了电话，我心里充满了愧疚。
林薇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这些年跟着我吃苦受累，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留在这座城市打拼，从租地下室到买房子、生孩子，一路走来，不容易。
她知道堂嫂对我好，也时常让我多关心堂嫂一家，可十万块毕竟不是小数目，是我们全家的积蓄，我怕她不同意，更怕她觉得我不尊重她，所以我选择了隐瞒。
我去银行取了钱，送到大伯手里。大伯捧着那十万块现金，老泪纵横，哽咽着说：“小叔子，你这份情，大伯记一辈子，等以后孩子们长大了，让他们好好报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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