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93年6月8日，英格兰诺森布里亚的林迪斯法恩岛上，雾气弥漫。圣库斯伯特教堂的修道士们正像往常一样祈祷，全然不知死神已至。
几艘船头雕刻着狰狞龙首的长船划破迷雾，悄无声息地冲上海滩。紧接着，一群手持利斧、身材魁梧的壮汉跳下船只，他们不讲道理，不畏神明，眼中只有黄金。
那一天，修道院的鲜血染红了海水，这也是历史上“维京时代”的血腥开端。
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里，这群来自北方的“恶狼”成为了整个欧洲的梦魇。从不列颠群岛到法兰克王国，甚至远至君士坦丁堡，没人能从他们的斧头下幸免。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曾让无数国王闻风丧胆的群体，在公元11世纪左右突然销声匿迹了。
并没有一场像灭绝恐龙那样的大灾难降临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们的后代——今天的瑞典人、丹麦人、挪威人——依然生活在那里。
那么，那些雕刻着巨龙的长船去哪了？那些狂暴的战士去哪了？
掠夺时代的终结
在揭开谜底之前，我们要纠正一个巨大的误区：“维京人”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份“职业”。
在公元8世纪到11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大多数人其实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铁匠或木匠。
只有那些离开家乡，跳上船去海外烧杀抢掠的人，才被称为“维京人”（Viking，源自古诺斯语，意为劫掠者或海盗）。
这就引出了导致他们消失的第一个原因：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与“职业前景”的黯淡。
在维京时代的早期，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相对平等。一个普通的农民，只要胆子大，就能叫上几个兄弟，造一艘船出海。
那时候的欧洲就像一个不设防的金库。他们不需要听命于谁，抢回来的财宝除了分给兄弟们，大部分都能装进自己的腰包。
这种模式，造就了维京早期的辉煌。
然而，好日子总有到头的一天。
首先是外部环境变了。欧洲人被抢怕了，开始疯狂“补课”。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大帝、英格兰的阿尔弗雷德大帝，他们不再是被动的肥羊。
城市竖起了高墙，河道建立了堡垒，军队开始有了严密的组织。
维京人发现，曾经那种“靠岸、抢钱、走人”的快闪战术失灵了。现在出海，不仅可能抢不到东西，还极可能把命搭上。
更致命的变化来自内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剧变。
随着时间推移，斯堪的纳维亚从松散的部落联盟，逐渐演变成权力集中的王国。像哈拉尔·哈德拉达或克努特大帝这样的强权人物出现了。
以前，维京人是为了自己和家庭去抢劫；现在，他必须听命于国王。
国王更热衷于通过征服土地来建立帝国，而不是单纯的劫掠。普通维京人从“自由职业者”变成了国王军队里的“耗材”。
而且，随着土地所有的集中，普通人如果离开家乡去远征，回来时可能发现自家的农场已经被某个权贵吞并了。
为了保住饭碗，越来越多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选择留在家里种地，向国王纳税，而不是去海上冒险。
当“维京”这份工作变得无利可图且还要受制于人时，愿意干这行的人自然就越来越少了。
被“温柔”吞噬的野蛮人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原因让维京人“不想”再做海盗，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因素——性和耶 稣，则从根本上“消灭”了维京人的身份。
我们先来说说“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婚姻与繁衍实现的种族融合。
维京人并非只懂得破坏，他们其实是非常务实的殖民者。当抢劫变得困难，许多维京人选择了“赖着不走”。
他们在爱尔兰建立了都柏林，在英格兰建立了“丹麦法区”，在法国甚至直接获封了诺曼底（意为“北方人的土地”）。
一旦定居下来，刀剑就换成了锄头，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与当地的女人通婚。
这是一个无声却极其高效的同化过程。
第一代维京人可能还是凶神恶煞的异教徒；但当他们和当地的盎格利亚人、法兰克人或爱尔兰人生下孩子后，情况就变了。
孩子们在母亲的膝头长大，学的是当地的语言，吃的是当地的食物，听的是当地的故事。
虽然他们的血管里流着维京人的血，但他们的认同感已经变了。比如那个著名的维京首领罗洛，他在获得诺曼底后，他的后代很快就变成了说法语的“诺曼人”。
几代人之后，由于这种血缘融合，纯粹的维京文化被稀释、溶解，最终完全融入了欧洲的大家庭中。他们不再是外来的掠夺者，而成了当地的邻居、丈夫和父亲。
最后，给维京时代棺材板钉上最后一颗钉子的，是那个他们曾经极其蔑视的“耶 稣”——即基 督教的传播。
在维京时代的早期，修道院之所以是首选目标，是因为维京人信奉奥丁和雷神托尔，他们根本不把基督徒的上帝放在眼里。
然而，这种情况在后来被改变了。
于是，时间来到了维京时代的终结，有一个公认的时间节点——1066年。
那一年，挪威国王哈拉尔·哈德拉达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入侵英格兰。
这被视为传统维京模式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然而，在斯坦福桥战役中，英格兰国王哈罗德·戈德温森（讽刺的是，他自己也有丹麦血统）率军奇袭。
那一战惨烈至极，史书记载“河水被尸体堵塞，方圆数里的海浪被维京人的鲜血染红”。哈德拉达战死，这场惨败标志着维京人作为一股独立军事力量的彻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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