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3日拂晓，长江南岸仍有硝烟残味，南京街头却已经挤满等待分房的军属。人群里，一位拄着拐杖的年轻母亲搂紧三个女儿，衣衫并不体面，她叫陈模。她们坐在马路边从清晨等到傍晚，分房名单始终没出现自己的名字。管理员忙乱地扬长而去，暮色沉下来，路灯未亮，风有些凉，孤儿寡母一下就成了“街头居民”。
警卫排长匆匆跑进司令部时，粟裕正伏案核对渡江战役伤亡数字。排长一句话：“刘炎政委家属无人照管。”粟裕放下铅笔，起身拿帽子，“走，带我去。”他脚步很快，出了大门又折回，把床头那包压缩饼干塞进挎包。几分钟后，陈模听见一句熟悉的关切：“跟我走，家里去。”老人家乡口音不重，却让她瞬间热泪盈眶。
将军的客房并不宽敞，却干净温暖。粟裕亲自烧水，又托后勤当晚就去东门街五号落实住房手续。见陈模还在推辞，他拍拍桌角：“把你们安顿好了，我才放心。”短短一句，很多年后仍让陈模想起就哽咽。
故事若只停留于此，粟裕的义举是一段佳话；可若不了解刘炎，包括他与陈模并肩战斗的岁月，就无法明白粟裕那份执念从何而来。时间回到二十多年前，湖南桃源，1904年的冬夜格外寒。贫农家的少年刘炎靠煤油灯自学《新青年》，乡亲们只记得他常说：“穷可怕，愚昧更可怕。”
1925年，他被推选为桃源县农协委员长，带着乡亲打土豪分粮食。两年后，武汉国民政府崩溃，刘炎随警卫团转战修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重新整队，刘炎所在班被选作“红一连”骨干。攻打茶陵时，他负伤不下火线，毛泽东表扬：“能挑担子的担子多挑些。”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长征出发。刘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行军路上拖着沙哑嗓子做动员，双脚烂得包不上布。到达陕北时，整个人只有七十来斤。抗战全面爆发，他被调至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再一次跟随陈毅东进，任务是建党的骨干网络。
就是那段东进途中，命运把陈模带到他面前。陈模原是江苏延陵的中学女生，家乡失陷后投奔新四军。第一次行军，夜色漆黑，队伍赶了六十里山路，她咬牙坚持没掉队。次日清晨，陈毅带刘炎检查女兵宿营地，刘炎递上一块干粮，陈模记得他笑起来眼角细纹很深。战争把浪漫压缩成简短默契，1940年4月，这对“战地伴侣”在密林深处补办婚礼，证婚人是陈毅。
然而喜事之后，是无休止的病痛。长期劳累，刘炎右腋下长出恶性肿瘤。1943年初，党组织决定送他去上海虹桥医院，陈模陪护。刘炎嫌花费组织经费，坚持让妻子留在根据地；最终还是粟裕做思想工作：“革命的经费算一次大的也无妨，救人要紧。”夫妻俩因此得以同行。
疗治三年，病情未见好转。1946年春，国共关系急转直下，蒋介石调动重兵围攻解放区。医疗条件更加匮乏，刘炎病体愈发虚弱，却连葡萄糖都不肯用。“前线更需要。”这是他对医生的原话。11月20日夜，呼吸越来越轻，陈模瘫痪在床，无法起身相送。临终前，他握住妻子手背，断断续续留下两句话：“经得住考验，永跟党走。”
噩耗传到前线，粟裕沉默许久，吩咐副官：“刘炎的家属，要照应到底。”很快，组织安排陈模赴大连医院，但疗养院床位紧张，陈模入院半月无医查看。粟裕得知，立即电令院方：“住一等病房，优先治疗。”在精心护理下，陈模三年瘫痪终于慢慢站起来。华东野战军忙着作战，他却抽时间写信叮嘱主治医师：“药费照单报给司令部。”
渡江后那场“流落街头”，是粟裕第二次出手。几天后，陈模母女搬进东门街五号。门口那块灰色门牌，孩子们说像是爸爸的肩章。她们自己也没想到，刚刚结束战争的最高指挥员，会为几间房跑前跑后到深夜。
进入和平年代，粟裕依旧惦念旧友。1949年底，山东省筹建临沂烈士陵园，康生征求意见，粟裕脱口而出：“刘炎政委应该入园。”一个“政委”称呼，足见情深。1950年春，刘炎棺椁由家乡迁入陵园，墓碑题写“刘政委炎之墓”，落款“粟裕”。
岁月流逝，陈模先后在青岛、南京从事教育工作。每逢节日，她总能收到粟裕送来的花篮或书籍，从没间断。1979年，粟裕因病到青岛疗养，陈模每日下班便带水果探望，将军笑着弹钢琴，一首《松花江上》弹得断断续续，他自嘲手指僵硬。病情好转时，他口述回忆录，陈模替他誊清多份草稿。
1984年2月15日凌晨，电话铃响，陈模得知噩耗，眼前一黑手中茶杯摔碎。追悼会上，她拄杖俯身三鞠躬，轻声哭道：“粟司令，您说过的放心，今日可还放得下心？”礼堂里许多人跟着落泪。
2007年粟裕大将百年诞辰前夕，陈模执笔《我所认识的粟裕将军》。她写：“他不只是一位统兵打仗的大将，更是战友遗属可依靠的亲人。”文章不长，却句句沉甸甸。战火中的同袍情，在和平年代没有褪色，反而因时间沉淀愈显铿锵。
刘炎的墓前，香炉常年不断。每年清明，陵园工作人员总能看到一位白发老人静静站立良久，不言不语。那正是陈模。她把拐杖插进泥土，小声念丈夫临终嘱托：“经得住考验，永跟党走。”旁人不忍打扰。风吹过松柏，似有人作答，亦似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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