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22日凌晨，滑县公安局留置室里只点了一盏昏黄灯泡。办案员推门而入，低声说道：“吴蓝田，最后一次核实身份。”对面那位自称“虞金山”的中年鞋贩沉默半晌，才抬头叹气：“总算还是被找到。”从这一刻往回梳理，他距离第一次正式加入革命，已过去整整二十八年。
1928年春，20岁的吴蓝田考进开封省立第一师范，不久加入共青团，转年转为中共党员。在那个白色恐怖随时笼罩的年代，青年学生敢公开亮明立场，本身就是条硬汉。组织也确实器重他，1931年让他担任瓦岗党支部书记，1937年更升任滑县县委书记。那一年，他才26岁，仕途通畅得让同辈羡慕。
不过，爱出风头的同时，他在私人生活上也越走越偏。早有正室，却借口“追求自由婚姻”与妻子离婚，然后火速迎娶地委女干部陈克勤。外人本以为他终于安稳，谁料没多久又与妇救会王姓干部暗生暧昧。日子久了，风言风语传遍乡镇，地委领导只好把他叫去狠狠敲打：“工作重要，党员作风不能乱。”吴蓝田口头答应，心里却并不服气。
1939年干部训练班期间，他又对负责膳宿的女同志陈某展开攻势。组织再也无法容忍，公开点名批评，随后把他调去滑县接敌区“戴罪立功”。表面仍保留职务，实则已进入考察期。按道理此时收手还来得及，遗憾的是，他把批评当成怨气，把挽救当成迫害，离心离德的种子由此发芽。
滑县接敌区本就鱼龙混杂，吴蓝田反倒把这里当成自家后院。他先结交地方土匪，后携带陈某潜入敌占区，对上级召回命令置若罔闻。1940年4月10日，他干脆带全家搬进日军控制区，向驻滑县日军公开投诚，并主动交出根据地布防、干部名单等核心情报。日军喜出望外，授意他组织“东亚二九部队灭共工作团”，自封团长，成员多是亲友旧识。
有了兵权，他立刻掀起报复行动，扬言“抓不到聂元昂誓不罢休”。仅在1940—1944年间，被其部队折磨、杀害的八路军指战员和群众超过三千人，酷刑名目令人不忍卒读。彼时豫北根据地流传一句话：“宁遇日本鬼，不碰吴蓝田。”可见其恶名之深。
1945年日本投降，他先窜到新乡投靠王三祝，又混任河南保安第四总队参谋长。眼见国民党败局已定，他连夜带亲眷转赴南京，改名吴金山，以“徐州商人”身份重新落户。稍作停留后嫌南京不安全，索性潜入更为繁杂的上海，租赁老式石库门，摆摊专卖童鞋。摊位不大，收入勉强能糊口，还得供养母亲、弟弟，加上几名妻妾，日子捉襟见肘。
上海解放后重新登记户口，他偷偷在“吴”字上多加两笔，变成“虞金山”，再添一层伪装。同时限定家里人“不得随意串门”。街坊眼里，这家人低调得近乎神秘。镇反运动展开时，隔壁弄堂连抓数名暗藏特务，吴蓝田心惊肉跳，每晚都和妻妾对暗号，生怕露出破绽。
1950年，他的经济窘境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只好托弟弟吴信修北上处理一套旧宅。弟弟先落脚西单表伯段馥廷家里，房未卖成，却被街道动员入伍当起军医。卖房事务便顺势托付表伯。表伯后来把一笔款项汇至上海，总算解了吴蓝田燃眉之急。而也正是这条资金融通线路，成为公安机关查到他的关键线索。
1951年，多封举报信摆到罗瑞卿案头：吴蓝田尚未伏法。罗瑞卿批准成立专案组，追查所有可能关系人。调查员顺藤摸到段馥廷，再定位到吴信修服役部队。面对数次谈话，弟弟终于松口，提供了“可能使用假姓名，常年卖童鞋，活动范围在虹口与杨浦之间”等信息。
1956年初，上海公安局调出户籍底册，对虹口、杨浦两区所有姓“虞”且原籍标注徐州、年龄在四十至五十岁的男性重点核查。很快，一个名叫“虞金山”的鞋贩进入视线。同步调查发现，他早年在苏州短暂居住、户籍迁徙频繁、未与任何同乡组织接触，种种反常之处令案件豁然开朗。
8月，一位伪装成信贷员的侦查员与他接洽放贷事宜。对话刚开始，对方突然一句：“吴蓝田，你还想跑？”这句话像锤子敲在他心口，鞋贩脸色瞬间灰白，腿一软坐倒在椅子上。随即，现场警力收网，人赃俱获。
9月16日，他被解回河南滑县。案件材料厚厚一摞，作案事实一清二楚。候审期间，他写下《我怎样隐藏了8年》，字里行间既有忏悔，也有唏嘘，但再高明的文章也抵不上血债。1957年2月25日，滑县人民大礼堂公审，罪名：反革命罪。3月20日，刑场设在道口镇，枪声响起，尘埃落定。
至此，那个曾经被视为“滑县一把手”的青年才俊，最终因私欲与背叛走到生命终点。他在少年时代写下的入党誓词，如今成了反面教材，提醒后来人：立场不稳，能力越大，危害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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