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紫光阁灯火通明，授衔典礼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轮到王诤走上台阶时，不少人互相低声提醒：“他可没真刀真枪上过一天战场。”然而，元帅们的目光里带着尊敬，毛主席握住他的手，只说了一句：“无线电的功臣！”
王诤，1908年生于江苏武进。19岁考入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随后转入黄埔六期通信科。那会儿国民党军队里真正懂无线电的屈指可数，他就成了炙手可热的技术员。谁能想到，两年后他会以俘虏身份闯进红军的大门。
1930年8月，赣南战场烟尘弥漫。红三军团打下龙岗，俘来一批国民党士兵。审讯桌前，戴着黑框眼镜的王诤平静地说：“本人学无线电，只干过通信，没对红军开过枪。”负责审讯的干部轻轻一笑：“那就正好，咱们缺的就是无线电。”一句打趣的话，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轨迹。
当晚临时会议上，组织向他抛出“留下干不干”的问题。王诤只想了十秒：“干！技术从来不分阵营，人却可以。”他那带点江南腔调的话，让负责接谈的干部直竖大拇指。
加入红军不足半年，蒋介石就集结二十万兵力扑向中央苏区。想揪出毛主席的具体位置，是国民党总参谋部的第一任务。王诤背着一只半人高的短波收报机，从瑞金辗转到宁都，汗水湿透军衣。他整夜伏在报机前，捕捉对面发出的碎片信号。
1931年5月15日傍晚，电波里突然蹦出一串急促的摩斯码。王诤眉头一挑，瞬间记下全部符号，用草纸潦草译出：“第十四师、东固、急进。”东固正是红军总部所在！他抓起电文冲进指挥所：“敌十四师要夜袭东固，时间就在今晚。”毛主席听完，用铅笔在地图上圈出一个弧线：“歇不歇脚？就拼这口气！”随后三万红军绕到敌军侧后，一口气打残国民党一个主力师。第二次反“围剿”从此翻盘。
胜利后的庆功宴异常热闹，毛主席端起茶杯，面向全体将士：“靠的是信息，信息得靠王诤同志。一个王诤，顶千军万马！”自此“千里眼、顺风耳”的外号再也甩不掉。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不仅表扬，还马上成立了红军第一支无线电侦察小队，让王诤当队长。一台老掉牙的苏制短波机、两只手摇发电机、几卷铜丝，被他硬生生搞成一张隐形的情报网。后来队伍扩编为通信科，他又把教材拆成一页页手抄本，新兵们笑他“抠门”，可一年后人人能独立收发报。
长征途中，无线电小队一路护送中央纵队。1935年初到乌江北岸，敌军阻击密集，前锋部队连续三天无法渡河。王诤锁定敌指挥频率，用假信号“通知”黔军主力南撤，结果对方真把兵力后撤二十里。红军一个夜渡，安全抢占滩头。此事后来在延安被传得神乎其神，可王诤只抬抬眼皮，说了句：“不过是调包计。”
抗战爆发后，中央军委电讯学校在延安杨家岭挂牌，王诤任副校长。短短四年，培养出三百多名骨干报务员，后来大多在解放战争里成长为各兵团的通讯骨干。他自嘲当不上“前线英雄”，却乐在幕后“放大镜”角色。
1948年秋，东北战场形势胶着。我军用缴获的日式短波机与自制功放电台“配套”，频率混杂，信号翻译难度陡增。王诤临危受命奔赴辽西，三天内就调整出一套简化译码表，再把前后方频点精确到分钟。结果林彪、罗荣桓的前线指令仅用十八分钟就能传到后方联络站，比敌军内部调度还快半拍。辽沈战役时十一纵队夜袭黑山，正是靠这条传输线抢到时间差。
建国初期，毛主席着手筹建电子工业局。那年王诤四十一岁，技术科班出身、红军资历俱全，理所当然被推到局长位置。他兼任邮电部副部长，一年跑遍天津、上海、沈阳等老工业区，用两只小本记下七十余项设备短缺清单。有人调侃：“王局长腰间不是手枪，是活页笔记。”
1955年授衔方案讨论时，有人提议给王诤少将即可。罗瑞卿拍桌子：“无线电情报比枪炮更贵重，没有他哪来大兵团决战？”最终名单上，他位列中将，排在技术将领前列。授衔那天，毛主席递过肩章：“不打枪的将军，同样是将军。”
遗憾的是，王诤在1985年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七岁。留下的笔记本仍保存在邮电部档案馆，每一页都是密密麻麻的线路示意、频率对照、故障记录。翻看的人常常感慨：不上战场，却胜过千军万马，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
如今再看王诤的履历，从俘虏到将军，跨度惊人。可细算每一步，无一不是揣着收报机蹚出来的。技术遇到战略，个人叠加时代，于是产生了那个“高人”——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也是一位真正把自己交给电波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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