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毅收到烈士遗孀来信：吴淞路三层楼请给我们继续使用|吴淞路|团长|烈士|谢晋元

一九四九年七月下旬，淮海中路的市政厅灯火彻夜未熄。刚刚接管上海不久的市长陈毅正忙于恢复城市供给，一封落款“凌维诚”的来信被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拆开信封，他看到开头一句——“市长同志，恳请准许我与孤军遗属继续居住吴淞路四六六号三层小楼。”端正娟秀的字迹，让人很难把写信人和十余年飘零的战争遗孀联系起来。

信不长，几页宣纸。写信人自述：自己是谢晋元的妻子，带着四个孩子颠沛流离，抗战胜利才回沪，靠着旧友栖身吴淞路小楼。如今旧工厂被接收，房子也面临收回，她和那十几位“孤军营”幸存者无处可去。信末恳请政府念在谢团长为国捐躯，照顾遗孤，也愿承担力所能及的工作。落笔处却说：“万望体恤，感激不尽。”

凌维诚，这个名字在陈毅的记忆里并不陌生。当年在延安，他就读过《新中华报》关于“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长篇通讯；后来又听毛主席盛赞谢晋元是“民族革命典范”。信纸微微泛黄，却像一把钥匙，把人与城市、把往昔与当下连在一起。

信中夹着一张旧照片，镜头里的军官正站在苏州河岸边，身后是弹坑累累的仓库墙体。他眉宇坚毅，手握钢盔，脚下是零星炮弹壳。这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拍摄的“挺立者”——谢晋元，年仅三十三岁。日军正横扫上海，华界工厂、弄堂火光冲天；外滩却依旧灯红酒绿。就在两种光影交错的夜色里，谢晋元率领五二四团一营仅四百余人孤守四行仓库。为迷惑外界，他临时下令：“对外宣称八百！”于是，“八百壮士”扬名于世。

四天四夜，炮火震得苏州河水翻涌。外国记者架起了手摇摄影机，租界居民挤在江边，亲眼看着中国军人把国旗挂上仓库楼顶。不少人红着眼圈，却被这一面血色浸染的红旗震慑得不敢出声。仓库外，日军遗下的尸体层层叠叠；仓库内，守军同样弹尽粮绝。谢晋元给妻子的那封信，正是在最紧要的夜里写就，“我心非铁石，能无眷然乎，但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短短数语，血泪俱下。

十一月初，孤军遵命渡过苏州河进入公共租界。百姓夹道欢迎，英国海军却立刻将他们缴械收押，在余姚路的一处老院里安上木栅栏，人称“孤军营”。表面是人道收容，实则软禁。营门紧闭，但操场上依旧号角嘹亮。老兵上官志标后来回忆：“谢团长天天拉我们出操，他坚信总有一天还能打回前线。”

“投降日本，才有前途。”汪伪政府上海市长陈公博三番五次登门游说。一次，他带着任命状，要封谢晋元做“保安大队长”。院子里，士兵们围成半圈，谢晋元只说了一句：“我父母生我是中国人。”随即把委任状撕了个粉碎。周围起了小小的欢呼，也埋下杀机。隔年四月二十四日清晨，操课归队途中，谢晋元被买通的叛徒刺倒在地，年仅三十七岁。有人扶起他，他艰难地说：“弟兄们，好好活着。”说罢咽气。上海滩的码头、茶楼、书场，次日无不低声传诵“谢团长殉国”。

留下孤儿寡母。凌维诚带着孩子从沦陷的上海一路西行，靠卖针线换干粮。国民政府发的那点抚恤金，很快被恶性通胀蒸发得所剩无几。她拖着行李、挨家借宿，数度把长子送去乡下换口粮。抗战胜利后，她才寻到昔日部下援手，辗转回沪。那座靠近海宁路的三层小楼成了最后的落脚点，也是她和“孤军营”幸存者的集体记忆。

可战争的阴影并未散去。国共内战导致上海经济凋敝，毛巾袜子工坊勉强维持。大米一天涨一次价，存折里的户口储蓄形同废纸。于是大家合力办起“孤军工业服务社”，把“孤军牌”肥皂、袜子运到弄堂口叫卖，换来几碗稀饭。有人支撑不住，远走他乡；也有人干脆饿死在铺板上。孤楼里只剩寥寥十几张床铺和墙上发黄的军装照片。

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解放军从西郊一路进城。静安寺的钟声盖不住坦克履带的轰鸣。新政权首先张榜安民，宣布保护民族资本与爱国人士。凌维诚看在眼里，犹豫再三，把那封信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七月，她终于托人送到市府——这才有了陈毅案头那封薄薄的信。

“烈士遗属生活仍苦，房屋安置请予体恤。”陈毅放下信，吩咐秘书，“立刻调查，有什么问题马上解决。”几天后，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文件，确认吴淞路四六六号三层小楼及紧邻墓地继续划归凌维诚及孤军遗属永久使用，并免除租税。与此同时，人事部门为他们在街道托儿所、里弄小厂安排了岗位，发放工资粮票。那些从枪林弹雨里活下来的老兵，第一次领到了崭新的工作证。

生活慢慢有了起色。凌维诚在托儿所洗奶瓶、喂孩子，手脚麻利得很。下班回到小楼，她照顾年迈的老兵，为他们缝补衣服。只要得知哪位退伍兄弟流浪街头，她总拎着暖瓶和馒头出门。儿子谢继民曾疑惑：“咱家都捉襟见肘，还帮别人？”她摇头：“你父亲有名有姓，他们呢？没人记得。能帮一点是一点。”这句话，他日后常对人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