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下旬，北平。
第一届政协会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当新中国副主席的最终人选公布时，会场里的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起来，台下的议论声此起彼伏。
因为名单上那个显眼的名字：李济深。
代表们的抵触情绪完全可以理解。
在不少人眼中，李济深这三个字，就等同于旧军阀，是标准的反动势力。
毕竟，这位曾经的国民党大佬，手上是沾过红军鲜血的。
让这样一个人坐上副主席的高位，大伙儿心里这道坎过不去。
眼看着场面有些控制不住，周恩来站了出来。
他没有长篇大论，只扔出了一句分量千钧的话：
“要是当年咱们听了李公的建议，红军大概率就不用去走长征路了。”
乍一听，这话像是在强行给李济深“贴金”，可要是翻开历史的老皇历仔细盘一盘，周恩来说的一点水分都没有。
这后面，其实摆着两本完全不同的账簿。
一本记的是“私人恩怨”，另一本记的是“政治大局”。
咱们先把那本“恩怨簿”翻开看看。
这不仅仅是党派之间的公仇，更夹杂着周恩来刻骨铭心的私恨。
把时针拨回1927年。
蒋介石撕破脸皮，发动“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那会儿，李济深坐镇广东，是老蒋倚重的左膀右臂。
接到南京的密令后，他在广州搞了个“四一五”清党，查封农会，无数工人倒在枪口下。
最让人揪心的是，他的黑名单上还有一个特定的目标：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
当时的情况万分危急，邓颖超刚刚经历了一次极度痛苦的难产，正虚弱地躺在医院里。
为了躲过李济深的搜捕，她不得不拖着病体，在兵荒马乱中连夜逃亡。
这一番折腾，彻底摧垮了她的身体底子，导致她终身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
对任何一个男人而言，这都是断子绝孙的深仇大恨。
按常理推断，周恩来最有理由站出来，一票否决李济深的任职资格。
可偏偏周恩来没这么做。
他把私人的账本合上了，拿出了第二本账——“政治账”。
这就得说说他那句“红军不用长征”的典故了。
故事要追溯到1933年。
那会儿，李济深已经跟蒋介石彻底闹翻了。
由于极力反对内战，李济深被剥夺了军权。
而在福建前线，他的两位老部下——第十九路军的蒋光鼐和蔡廷锴，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蒋介石逼着他们去围剿红军。
可这两位将军刚在上海跟日本侵略者血战过，骨子里是一百个不愿意把枪口对准自家同胞。
中间有个小插曲特别耐人寻味。
蒋光鼐一见这阵仗，猜到是要谈打仗的事，直接拿话堵回去：“我老家的荔枝熟了，味道绝了，咱们只吃荔枝，不谈国事。”
直到蔡廷锴撂下狠话：“你要是不肯出山，我也解甲归田回家种地去。”
蒋光鼐这才勉强点头，答应去福建走一遭。
这一去，他们就跟老上司李济深拍板定下了一个大计：联手共产党，反抗蒋介石，一致抗日。
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福建事变”。
李济深在福州另立山头，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跟南京政府叫板。
这在当时，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翻盘良机。
从地图上看，如果十九路军在南，中央苏区的红军在北，两家联手，就能对蒋介石形成完美的夹击之势。
那会儿，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还没来得及对苏区形成铁桶一般的包围圈。
李济深表现得诚意十足，主动向红军示好，双方甚至连停战协定都签了。
可谁能想到，这笔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买卖”，最后竟然黄了。
坏就坏在当时掌握中共中央实权的博古、李德那帮人身上。
他们死抱着教条主义不放，认死理儿地觉得，李济深、蒋光鼐这些国民党将领都是“中间派”，是不可信的旧军阀，必须打倒。
结局是惨痛的：红军主力在那儿干瞪眼，看着蒋介石调集重兵，先把孤立无援的十九路军一口吃掉，回过头来再全力围剿红军。
福建事变烟消云散，十九路军被迫解散，李济深流亡香港。
紧接着，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逼无奈，踏上了九死一生的长征路，从浩浩荡荡三十万人打到最后只剩三万火种。
所以说，周恩来那句话是一针见血：要是当年抓住了李济深递过来的这只手，中国革命的历史或许真得重写。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到了1948年，眼看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周恩来却把护送李济深北上，当成了头等大事来办。
这不光是为了弥补当年的遗憾，更是为了构建新中国的政治版图。
李济深虽然手里没兵了，但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威望还在，是一面旗帜。
当时李济深寓居香港，处境那是相当凶险。
美国人想拉拢他搞“第三势力”，企图分裂中国；蒋介石派出的特务时刻准备暗下毒手；港英当局也在暗中死死盯着他。
在李济深位于半山的寓所对面，有个不起眼的杂货铺。
那是特务设的眼线，透过窗户，正好能监视到李济深家门厅里的衣帽架。
特务的判断逻辑很简单：只要衣架上那件大衣还在，就说明老头子没出门；大衣不见了，人就是走了。
负责执行这次绝密护送任务的，是中共赫赫有名的情报天才潘汉年。
为了把李济深神不知鬼不觉地弄走，潘汉年精心设计了一出好戏。
1948年圣诞节，李济深家里张灯结彩，大摆宴席，宾客盈门，热闹非凡。
这既是过节，也是放烟雾弹。
夜深了，客人们陆陆续续散去。
按照预定计划，李济深准备动身去码头。
走到门口，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想去拿衣架上那件常穿的大衣。
就在指尖快要碰到衣领的一刹那，潘汉年突然伸手拦住了他。
“别动，大衣得留下。”
潘汉年的反侦察直觉敏锐得吓人。
他早就摸透了对面杂货铺里那双窥探的眼睛。
他压低声音解释：那件大衣就是特务眼里的“平安符”，人走了，大衣必须挂在那儿演空城计。
就这么一个微小的细节，成功骗过了对面的眼线。
特务透过窗户看到大衣还在，以为老头子累了在家睡觉，便放松了警惕。
而另一边，李济深已经在潘汉年的掩护下，悄悄登上了一艘苏联货轮“阿尔丹号”。
为了确保护航万无一失，这艘船没敢直飞北平，而是在茫茫大海上漂了十几天，绕了一个大圈，最后在大连军港秘密靠岸。
1949年，当李济深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他不仅仅是一个副主席，更是一个鲜活的政治符号。
他在场，就证明了新中国不是清一色的独角戏，而是海纳百川的大合唱。
周恩来之所以能把杀妻害子的血海深仇压在心底，力排众议把李济深推上前台，是因为他心里那本名为“国家前途”的大账，算得太透彻了。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永远是政治的第一铁律。
至于那些过往的恩恩怨怨，在国家民族的宏大未来面前，都必须让路。
这，才叫政治家的胸襟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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