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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统治中原二百多年，这两百多年里，围绕男人头上的辫子爆发了无数血腥事件，受害者不计其数。
满清执政者为什么如此执着于男人头顶那一撮头发？
汉人又经历了怎样从誓死抵抗到心理依赖的极限拉扯？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清朝剃发留辫的故事。
满清入关的剃发令
女真早期的真实发型和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差别很大，他们的发型叫“金钱鼠尾”。
就是整个脑袋几乎都剃光，只在后脑勺留一小撮铜钱大小的头发，再把这一小撮头发编成极细的小辫子。
辫子又细又短，垂在脑后，看起来像一条老鼠尾巴，所以得名金钱鼠尾。
这种发型确实不太好看，不过对女真人来说却非常实用。
女真人早期生活在东北，以渔猎为生，在丛林里奔跑、骑马的时候，如果留长发，汗水一打湿就会糊在脸上，有风的时候还容易遮住眼睛。
剃掉前额和鬓角的头发，视野会清晰很多。
女真人骑马上战场还要戴头盔，剃光前面的头发可以减少摩擦和闷热，脑后留一点发辫还能起到缓冲垫的作用，让头盔戴得更稳。
所以这个金钱鼠尾看起来不美观，实用性却拉满。
这种发型同时也是女真人身份的一种标识。
在那个时代，汉人、朝鲜人、蒙古人还是女真人，从发型基本就能看出来。
最初，这只是女真人的生活习惯，后来在女真人吞并各部落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符号”。
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四处征战，投降或归顺的人都要剃发留辫，剃发留辫就成了归顺女真的标志。
早期他对明朝更多是拉拢策略，并没有那么强硬。
1618年抚顺之战前，努尔哈赤给守将李永芳写信，说如果不战而降，就不把汉人官员掳为奴隶，也不改变汉人的习俗，汉人可以不剃发。
结果他只发动一次进攻，李永芳就投降了。
投降之后，努尔哈赤确实履行了承诺，没有强制汉人剃发，还把孙女嫁给李永芳，并授予高官。
这一阶段，后金对汉人的政策核心是笼络。
到1622年进入广宁时，努尔哈赤下令老年人可以不剃发，年轻人必须剃发，因为年轻人要当兵，当兵就需要统一发型和服饰。
这个时候，头发更多还是习俗和实用问题，还谈不上强烈的政治象征。
皇太极继位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他开始要求被征服的汉人地区必须剃发。
清军所到之处，不分老少都要剃发，剃发逐渐变成一种态度，意味着放弃明朝、转而效忠清朝。
与此同时，明朝官员也把不剃发视为保留民族大义的象征。
夹在中间的普通百姓就很尴尬了。
有些地区被清军击败后，百姓被强行剃发，随后又逃到明军控制区，结果因为已经剃发，被明军视为“已经投降满人”，反而遭到屠杀。
这个阶段，有没有剃发成了区分满人和汉人的重要标志。
随着战争升级，剃发从生活习俗上升为政治和文化问题。
在满清眼里，不剃发就是不归顺，不归顺就该杀；
在明朝将领眼里，剃发就是叛徒、没有民族大义。
普通百姓根本没办法决定自己的头发命运，只要城池被清军攻破，就必须剃发，不剃发基本没法活下去。
1644年清军入关后，剃发制度也被带进关内。
刚进北京时，多尔衮曾下过一次剃发令，引发了强烈民间抵触。
一些刚投降的明朝官员劝多尔衮撤回命令，他们认为满清是以为崇祯报仇、讨伐闯贼的名义入关，如果强迫剃发，会激起天下汉人的拼死反抗，不利于平定中原。
当时局势确实未定，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仍在山陕活动，西南有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南京还有南明朝廷。
多尔衮权衡后撤回剃发令，民间抵抗明显减弱，甚至对新政权产生了一些期待，希望能减轻赋税负担。
从这一点能看出，如果没有剃发制度，百姓接受清朝入关并不算太难。
剃发政策重新推行后才真正引发大规模反抗。
剃发令撤回后，清军平定大顺和南明的进展很快，一年内打败李自成、攻克南京。
多铎进南京后贴出告示，提出“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即武官和士兵剃发，文官和百姓可以不剃。
这个政策在江南地区接受度很高，清军行动也较为顺利。
很快北京传来新命令，多尔衮再次下发剃发令，要求官民一律剃发。
原因一是他认为军事上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天下大势基本已定；二是有汉臣推波助澜。
当时有个归降满清的汉人叫孙之獬，为了讨好新主子，他主动剃发换满服。
结果在朝堂上非常尴尬：旗人和汉臣分列站立，旗人穿满服，汉臣穿明朝官服、束发戴乌纱帽。
孙之獬想站到旗人队列，被旗人拒绝；回到汉臣队列，又被汉臣鄙视，认为他数典忘祖。
受到羞辱后，他上奏折说：“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旧汉。此乃陛下从中国，而非中国从陛下也。”
这里的“中国”指的是明朝的中原汉地。他的意思是如果衣冠束发还保持旧制，就说明满洲人被汉人文化同化，而不是汉人真正臣服满洲。
这份奏折正中多尔衮下怀。
在多尔衮看来，剃发就是臣服，不剃发就是不臣服。
既然南京已定，大势在握，他便重新下发剃发令，剃发正式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含义。
剃发引发的悲剧
剃发令下发之后，本来已经相对稳定的江南地区迅速爆发强烈反抗。
很多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站上城墙，抵御清军进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嘉定。
清军攻打嘉定时，城内军民一条心，拼死对抗，双方僵持了80多天。
嘉定汉人先后遭遇清军三轮屠杀，每次屠杀之后，幸存的百姓又在士绅带领下继续反清。
江南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域，对剃发的抵抗比北方要强烈得多。
在江南，不管是文人士子还是普通百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这种观念早就刻进骨子里，剃发被视为不孝，剃发就是对不起祖宗，这是儒家传统，也是汉人的文化自尊。
满人当皇帝、改朝换代，在很多人看来都还能接受，法统变了，道统还在，儒家文化还在。
可一旦要求汉人剃发，就被视为道统也变了，这一点在当时几乎无法接受。
当时有一首士子诗在民间广为流传：“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
诗里带着浓烈的民族情绪，这种情绪在各地激发了汉人的反抗。
反抗越激烈，镇压也越残酷。
在多尔衮看来，这种苗头必须彻底压下去，与其让情绪慢慢发酵，不如用血腥手段让所有人噤声。
随后，各地官府开始严抓不剃发的百姓。
官府派士兵带着剃头匠上街巡逻，强迫束发的汉人剃发梳辫，稍有反抗，当场斩首示众，首级就挂在剃头担子上游街。
这个时候满清入关已经三年。当时甘肃巡抚是汉军旗人张尚彬，朝廷下令他外出巡视。
他一路巡游到长城内永昌县城时，县学学生跪地迎候。
张尚彬骑在马上，看见学生都戴着满洲风格的帽子，十分满意。
突然发现有一名学生似乎还留有长发，他当即把人传到衙门。
摘下帽子一看，这个叫吕可兴的学生果然没有剃发。
张尚彬立刻将其逮捕，上奏朝廷，请求斩首以彰国法。
朝廷的回复更严厉：吕可兴立即正法，同时追责所属地方官、家长和邻居，问他们为何不举报、不逮捕。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吕可兴被斩首，相关地方官、家长和邻居全部获罪。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剃发不仅是让百姓顺从的标志，也是朝廷测试官员忠诚度的试金石。
一个普通百姓不剃发，至少会牵连一名地方官受罚。
官员的压力可想而知，为了表忠心、避免政治风险，各级官员都在不折不扣执行剃发令。
执行到什么程度？光剃一次还不够，还要严密监控前额头发不能长出来。
前额头发稍微长一点，都可能获罪，甚至被杀头。
久而久之，汉人男子形成了“五天一打辫，十天一剃头”的习惯。
乾隆年间有一个轰动全国的“叫魂”事件，核心情节就是有人偷剪别人辫子。
辫子没了可是杀头重罪，所以在当时你要是恨谁，甚至不用动刀，半夜剪掉他辫子，他基本就完了。
“偷剪辫子”能引发全国性恐慌，在当时一点都不夸张。
剃发留辫贯穿了清朝两百多年的高压统治政策。
这两百多年里，所有官员对男人前额那一片头发都异常紧张，头发不只是头发，而是一条随时可能触发政治风暴的高压线。
揭竿而起的蓄发令
清廷强制推行剃发令之后，对于不肯服从的民众采取了血腥镇压的手段，可围绕剃发问题的反抗依然层出不穷。
最早爆发起义的是江南各地，江南被镇压之后，李自成的余部又开始反清。
李自成的余部原本已经投降清朝，后来因为剃发问题再次起兵。
全国反抗的声浪在顺治五年达到高潮。
这些起义被压下去之后，清朝又试图招抚台湾郑家，在招抚过程中，剃发问题多次成为谈判破裂的关键因素。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起兵时，打出“束发复衣冠”的口号。
他所过州县纷纷下令蓄发剪辫，百姓响应非常热烈，不到半年时间，吴三桂就占据了半壁江山。
吴三桂之后，许多起义都与剃发留辫有关，其中影响最深的一次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起义后颁布“蓄发令”，在法律层面恢复汉人束发、不留辫的习俗。
在《奉天讨胡檄》中，他们写道：“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变为禽兽也。”
太平军每攻占一地，第一道公告几乎都是“蓄发令”。
只是这个时候民间风向已经发生变化。
从多尔衮发布剃发令到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已经过去两百年。
这两百年间，剃发留辫从汉人誓死抵抗的“蛮夷风俗”，逐渐变成很多人心中“自古传承”的正统标志，不剃发反而显得不正统。
民间称太平军为“长毛”或“发逆”，从这个称呼就能看出当时社会对留长发的态度。
随着接受度提高，清朝辫子的样式也发生了变化。
汉人发现，清廷主要在意前额是否剃光，对脑后的辫子样式并不严苛，于是辫子逐渐变得“审美化”。
清初是“金钱鼠尾”，清中期演变为“蛇尾头”，辫子不再细如鼠尾，而是像小蛇一样有一定厚度。
到清末则变成“牛尾头”，辫子又粗又长，像牛尾巴一样，这也是影视作品中最常见的形象。
无论辫子怎么变化，前额必须剃光始终是核心政治标识。
太平天国推出“蓄发令”时，社会接受度已经不高，不过太平军占领城市后仍强制百姓蓄发，百姓也不敢违抗。
海宁冯氏在《花溪日记》中记录了杭州被清军收复后的情况：清军进城后发布公告，限三天内全城剃发，城中百姓看到公告竟然欢呼庆祝。
这种反应说明剃发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很多人已经从心理上接受了它。
清军和太平军打了十多年，南方许多地区反复易手。
太平军来了要求蓄发，清军来了要求剃发，老百姓夹在中间反复剃发、蓄发，苦不堪言。
头发问题一旦搞错，头就可能保不住。
当时还有一种怪现象叫“剃头许可证”。
太平军为了发展商业，允许商人往返清朝统治区，只要交钱就能领取剃头许可证。
持证者可以公开剃发，在两边政权之间相对自由流动。
头发在战场上甚至成了一种战斗信号。
曾国藩说他率领湘军作战时发现“满发老贼”特别骁勇。
“满发”指前额头发很长的士兵，这类人蓄发时间长，多半是太平军老兵，战斗力远胜新兵。
湘军在作战时，光看头发长短就能大致判断一支太平军部队的战斗经验。
革命党人的剪发令
到了清朝晚期，头发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这时候西方文明已经传入，中国人的辫子被西方人视为“半开化”的象征。
清朝一向自诩天朝上国，可脑袋后面那根辫子怎么看都不像“上国气象”。
不少清朝人走向海外，有的是官方使臣，有的是留学生，也有华工和商人。
这些人到国外之后，经常因为辫子遭到嘲笑。
留日学生走在街上，会被小孩子追着喊“猪尾巴”。
有人被嘲笑后把辫子盘起来，再戴上帽子，结果头顶鼓起一大包。
鲁迅就说过，他的同学们头上都像顶着一座“富士山”。
也有留学生干脆把辫子剪掉，不过剪辫子需要勇气，也需要经济实力。
很多留学生是清政府公费派出，剪辫子意味着政治态度不端正，经费很可能被停，回国后的仕途也基本断了。
所以不少剪了辫子的留学生回国后又装上假辫子，当时卖假辫子甚至成了一门新生意。
晚清的开明人士主要分为维新派和革命党，两者政治主张不同，但在剪辫子这件事上态度高度一致。
维新派把剪辫子当成启蒙和破除旧习的重要一步，认为剪辫子和强国强种直接相关。
晚清已经出现大量工厂，工人操作机器时留着辫子非常危险，一旦卷入机器，人和设备都可能一起报废。
北洋海军的情况也类似。
北洋海军教练是英国人，装备全是西式，训练口令用英文，整体非常现代化，可辫子始终剪不掉。
上岗前官兵必须把辫子盘得结结实实，否则就可能出事故。
一根辫子，居然实实在在影响了军队战斗力。
维新派因此反复强调，剪辫子关系到国家形象、外交形象和民族振兴。
革命党人提倡剪辫子的动机既有相同部分，也有明显差异。
革命党强调民族革命，孙中山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他们在宣传中刻意强化满汉对立，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历史事件重新搬出来，用来激化民族情绪。
剃发是满汉矛盾的核心符号之一，于是革命党大力渲染当年满人如何强迫汉人剃发，汉人为了留发付出了多少血的代价。
1911年武汉起义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下达谕旨，允许臣民自由剪发。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之后，全国掀起了“剪发运动”。
这个时候，很多百姓反而对辫子产生了强烈依恋，觉得辫子是身体的一部分，剪掉就没法见人了。
不少人四处躲藏，只为保住辫子。
这次走上街头的是革命党士兵，他们拿着剪刀到处抓人，抓到就按住剪发，剪下来的头发还给本人。
被强行剪发的百姓大多哭哭啼啼，觉得委屈又难堪，拿着辫子回家精心收藏。
总结
从多尔衮强制剃发，到辛亥革命后的强制剪辫，这根头发几乎贯穿了清朝到民国的整个政治史。
它从一开始的军事习俗，变成征服者的政治标识，又逐渐内化为普通人身体的一部分，最后又被革命者当成旧制度的象征强行剪掉。
两百多年时间里，辫子经历了一次完整的“权力塑形”过程。
最初汉人为了留发拼死抵抗，觉得剃发是奇耻大辱；
时间久了，辫子成了日常习惯，甚至被误认为“自古如此”；
等到革命者要求剪辫子时，很多人又觉得剪掉辫子等于“身体不完整”，哭着把辫子带回家收藏。
头发本来只是头发，却被反复赋予政治意义、文化意义和身份意义。
它既是顺从的标志，也是反抗的旗帜；
既是传统的象征，也是革命的靶子。
政权更替，口号变了，要求却惊人地相似——谁掌握权力，谁就试图掌握你的身体。
剃发与剪发，其实是同一逻辑的两个极端：
强权塑造习惯，习惯塑造认同，认同反过来巩固强权。
等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头发已经不只是头发，而是一段被反复驯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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