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的一天，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的灯火亮到深夜。次日要举行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筹备人员正为最后的细节忙得团团转。那天晚上，一位从华北军区刚到的年轻参谋递交了增补的英模资料。翻到“吕俊生”三个字时，灯下的工作人员忍不住嘀咕：“又是他？这位可真是传奇。”一句无心的话，却让旁边等待签字的办公室主任记在了心里。五年之后，当毛主席拿到第一次大授衔名单、在西郊玉泉山小楼问出那句“有没有吕俊生？”时，这名主任才猛地想起当年的夜班。
新中国授衔方案酝酿于1954年底。评定标准严苛：立功次数、军政职务、文化程度、任职年限，无一不需核对。罗荣桓元帅负责具体审核，他手握两公尺长的编制台账，一条条核算。1955年9月，罗帅携厚厚一摞名单去见毛主席。主席翻到中将表、少将表，谈起彭绍辉、谭希林等人时条分缕析，忽然抬头发问：“吕俊生在里面吗？”这句反问把屋里人问愣了。罗帅略一迟疑，答道：“吕俊生可能是正营级，若评上，也该在校官序列，我这次只带了将校以上概要，校级实在太多，就没全盘呈报。”主席闻言却摇头：“那小伙子，我记得是个‘军中吕布’。战斗英雄，别漏了！”
为什么一个营级指挥员能让最高统帅念念不忘？这得从1937年冬天的邢台说起。那年，日本侵略者占据太行山北麓，暴行频繁。19岁的吕俊生身高一米九，家里排行老大，练过地趟拳，舞一把大刀虎虎生风。家门口屡见日军烧杀，他索性跟着八路军129师游击支队走上了太行山。一次试胆的夜袭中，吕俊生钻进据点，连砍三名哨兵，一口气救出被困群众。师直机关批示：“破袭勇士，记大功一次。”这是他的第一枚军功章。
有意思的是，吕俊生的战斗方式带着民间武人色彩。1938年夏津阻击战，部队子弹打光，他提议：白刃搏杀。连队90多人，武器五花八门，大刀、梭镖、木柄手榴弹都用上了。混战结束清点战场，日军尸横一地。营部统计：敌毙伤268人，其中有27具尸体集中在沟底，皆是同一把带缺口的鬼头刀所伤。那把刀正是吕俊生的。战报电文传到总部，刘伯承看后批“英勇异常”，特批一等功。能在抗战初期拿到个人一等功，凤毛麟角。
之后两年，晋冀鲁豫抗战形势愈发艰苦。他率连在曲沟、武安、邯长公路一线屡出奇兵。1940年百团大战，他带一个加强连夜袭南关车站，炸毁机车四台，毙敌百余，自己只一人轻伤，紧接着又在黄崖洞保卫战里连续作战三昼夜。根据华北敌后战绩登记，他到1941年底已累计立下三次一等功、两次二等功。
战功累累，可负伤也随之累积。解放战争中，他升任营长，参加鲁南、莱芜、孟良崮诸战。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杞县东南高家集阻击，吕俊生右臂贯通伤，加上旧有伤疤，医务所给他拍片时，发现身体里竟残存七块弹片。1950年初，他申请转业休养。军区首长挽留，他摇头：“打了十多年仗，枪口不指着鬼子了，回乡干点实事也算本分。”组织批准复员，发给补助银元两百枚，他交了党费，剩下的买了铁锹水龙头，带着乡亲修了三条水渠。
时间回到1955年。罗荣桓根据主席提示，派人彻查复员人员名册，可惜政策限定：授衔必须为现役军官。吕俊生既已脱下军装，只能列入“荣誉证明”一栏。至此，关于他获授何衔众说纷纭：有人坚持他戴过中校肩章，有人说他始终是一名“光荣的老复员”。官方档案未见明确记载，只在河北省军区保存的1957年走访慰问簿上，注明“吕俊生，原129师某团正营级，已复员，享副团职待遇”。也就是说，中校说法更像地方传闻。
1960年代中后期，刘邓大军的老兵偶尔聚会，常提到这位“拼命三郎”。有人劝他返聘进部队教刺杀术，吕俊生摆手：“年轻人比我强，伤疤多了动作变形，误人子弟不合适。”他只在乡里担任民兵教练，手把手教后生练刺枪。村口那棵古槐旁，一根旧木桩被刺得坑坑洼洼，雨天流出的木汁渗了多年。
1970年11月12日晚，县剧院放映黑白片《地道战》。老人靠着墙听到银幕里“埋地雷、炸鬼子”的呼声，乐得前仰后合。邻座劝他慢点笑，他仍拍着大腿说：“那会儿真就是这么干的！”散场前五分钟，他忽然捂胸，倒在座椅间。乡医赶到，已无法挽回。这一年，他五十二岁。
对这位英雄的离去，乡亲有自己的说法：笑着走，好。也有人半真半假地念叨：“吕俊生又去找小鬼子算账了。”情感烙印深到骨子里，人们谈起他，总是带着一份无法掩饰的敬意。
自抗战到新中国成立，他共计八次个人一等功、十余次二三等功，斩获和俘获敌兵数以百计。这样一位传奇，却随着军装的脱去，悄然归入乡土。严谨地说，1955年那份军衔册里，确实找不到他的名字；然而，最高统帅的那句追问，已将他的履历牢牢写进人民军队的精神谱系里。战争年代，勋章是表象，敢为民族捐躯的赤诚才是真正的“衔级”。在取得和平的年代，这样的赤诚不因肩章的有无而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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