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3日凌晨，广州白云机场南侧的武警车队缓缓启动，坐在押解车中央位置的人浑身戴着镣铐，却依旧抬着下巴。他就是在香港呼风唤雨二十多年的张子强。押解途中，他用广普夹杂的腔调丢下一句，“回到大陆又怎样？他们不敢枪毙我。”这句话在昏暗车厢里显得刺耳，押解人员没有回应，只拉紧了保险栓。
翻查档案，张子强1955年6月诞生在广西梧州，四岁随父母迁港。油麻地的狭窄巷弄培养了他的嗅觉——谁怕事、谁惹得起、谁能被敲上一笔，他看得准。父亲经营凉茶铺，靠与街坊套近乎养家。可少年张子强只觉得那是小打小闹，他要的是一夜暴富。12岁起，偷车、持刀抢劫成为家常便饭，警署纪录一行行叠出，可每次又因证据不足或年龄问题被放走。这种反复释放让他误以为法律永远抓不住他。
1971年前后，他已在区内小帮派混出名号。16岁的年纪，却带着十几号人收“保护费”。其时香港经济迅速起飞，大量现金在中环、铜锣湾流动，运钞车、珠宝行成了他锁定的猎物。1984年，他伙同同乡抢劫金行，一次得手七百多万元港币，轰动报端。警方在那次行动中首次公开称其“悍匪”，但依旧没抓住关键证据，他趁机潜到泰国躲了半年。
回港之后，张子强明显升级了手段。1991年4月，香港启德机场跑道末端发生一起轰动世界的押款车劫案——七分钟内被抢走一亿六千七百万港元，作案者不仅携带自动步枪，还精准切断监控。后来警方对比弹道、线人证词，几乎确信幕后是张子强，但奈何没有确凿实物。也正是这一次，他完成了从“街头匪”到“贼王”的跃升。
钱来得太快，野心随之暴涨。1996年3月，他瞄准了李嘉诚长子李泽钜。策划过程近三个月，绑架过程仅十分钟，被押往新界一幢荒楼。李家在接到电话48小时内转账十亿港元，张子强随后言之凿凿：留条活路，生意还可以再做。次年初，他又把主意打到郭炳湘身上，三亿赎金到手。接连两票成功，富豪圈人心惶惶，特区政府高层压力倍增。
然而，他并不打算收手。1997年7月回归在即，他扬言要给澳门“赌王”何鸿燊上课。何家安保极强，绑架计划屡屡受阻。失手之余，他转而筹划更大规模炸弹勒索：从广东黑市购入炸药，并尝试走私回港。正是在这一链条上，他露出破绽。1998年1月，深圳警方截获一批炸药，顺藤摸瓜，在惠州将正进行地下枪械交易的张子强抓获。当场查获的，还有跨境绑架策划草图。
移交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前夕，他陷入短暂沉默。法庭上，他却再次嚣张，“我又没伤香港人命，顶多非法买枪，大陆不敢判死的。”旁听席有人倒吸一口凉气。可案卷列得清清楚楚：走私军火、爆炸物、非法持枪、绑架勒索，且数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依照1997年修订的刑法，足以判处极刑。
7月28日宣判，死缓、无期的幻想同时破灭。听到“立即执行”四字，他先是错愕，随即撂下一句狠话：“不可能！”但判决书落章的一刻，悬念已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死刑核准。12月5日清晨，广州市郊特定场所，行刑车驶入。枪声响起，张子强的传奇戛然而止。
梳理这位“贼王”的路径，可以看到三个关键节点：少年时期司法宽松，助长了其无法无天；九十年代港府与内地执法壁垒，为其跨境作案提供缝隙；香港富豪家族不愿意兴诉，只求“花钱消灾”，客观上亦助推了其绑架产业链的膨胀。值得一提的是，粤港警方从信息互通到联合抓捕，仅用了不到两年，这在当时的法务协作史上写下新章。跨境重案的侦破模式，也由此进入常态化。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张子强在庭审时始终带着一种“老子玩遍香港”的优越感，“香港法律奈何不了我，大陆又缺证据”——这种盲目自信源于他过往屡次脱身的经历。然而1997年后，法律衔接体系逐步完善，他最后的退路亦被堵死。试想一下，如果他依旧存活，极有可能沿用“绑架＋恐怖威胁”模式，向更多资本密集区下手，社会风险难以估量。
张子强事件在当年给港澳巨贾及大众心理带来的阴影，远非数字可计。行刑结束后，当年香港多家报纸以整版篇幅报道，标题的关键词只有一个——“终结”。而对于曾被他威胁、被他劫持、被他炸药恐吓的受害者而言，这终结来的并不早。香港警队的一名督察在记录中写道：“法律从不会缺席，但有时候需要追赶。”这句话，映照了张子强从嚣张到覆灭的完整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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