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天刚蒙蒙亮，中南海的多部电话已被连续呼叫声吵得不眠。前一夜“四人帮”落网的风声像骤雨般传开，压抑多年的空气忽然松动，老同志们纷纷在各自的办公室亮起灯光，议程只有一个：接下来怎么办？

就在这股风雨将歇未歇的当口，叶剑英把目光投向了华国锋。他提出恢复邓小平职务，这一枪打得突然而响亮，却并不意外。许多资历深的干部早已等这一刻，电话里、便条上、茶桌旁，支持的声音此起彼伏。

叶剑英胸有成竹地说：“让小平回来吧，他不会给大家穿小鞋。”话音刚落，李先念点头如捣蒜，紧接着就是几声表示同意的“对对对”。但会议室另一头，华国锋只轻轻摇头，声称“时机还没到”，话锋虽软，却像闸门，先拦上一道水坝。

彼时的华国锋三笔写下“措施、步骤、节奏”，他担心骤然转弯会让社会再次震荡。老同志虽理解，却也明白，一个人站在风口浪尖时，很难兼顾所有方向的压力。真正叫板的，是掌握中办与警卫系统的汪东兴。

十二月，江一真去看望汪东兴，想替邓小平说几句好话，刚开口就被泼了盆冷水。“那两把刷子早试过了，哪能和华主席比？”汪东兴的这句话后来在不少场合被人引用，成了他立场的一块招牌。

有意思的是，汪东兴口中的“刷子”并非偶然之语。当年批邓风起时，他就是执行层面的中流砥柱，文件、简报、批示，无不透露出警惕与排斥。对他而言，维护“两个凡是”既是职责，也是政治安全带。

转眼到一九七七年春，中南海里外却听不到掌声了，更多的是追问：邓小平何时归来？二月的《人民日报》收到地方来电，呼吁为天安门群众“正名”。这种声音汇集成潮，越过中南海的灰墙，推着决策层重新掂量那座重量级名字。

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仍是“两个凡是”调子。陈云、王震、李先念连续发言，提出天安门事件不应定为“反革命”，否则无法服众。文件草稿几经修订还是原地踏步，原因众说纷纭，却都指向一个名字——汪东兴。

四月初，华国锋派汪东兴与李鑫赴玉泉山探视邓小平，表面慰问，实际是递上一份材料要求他声明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邓小平放下纸笔，抬头只一句：“此稿我不签，群众上街，是爱国。”堂屋一下陷入静默。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反对两个凡是，就像拆掉紧箍咒。”五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对王震和邓力群复述当日情形时半开玩笑，神情却坚决。局势就像早春江面，薄冰下已是急流。

进入盛夏，社会舆情仍在升温。华国锋衡量再三，终于同意将平反一事提交政治局讨论。七月二十二日，会议做出决定：撤销对邓小平一切错误结论，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会后那一夜，灯火不熄的北京城隐隐多了些烟火气。

然而障碍并未全除。如何评价“两个凡是”，如何界定真理标准，这些不是文件里的术语，而是左右国家方向的坐标。于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赋予不同寻常的分量。

这场持续三十六天的会议，没有慷慨陈词，更多是掰开揉碎地“摆事实讲道理”。江一真在发言中举出汪东兴当年阻挠复出的原话，言辞尖锐：“如果两把刷子都嫌脏，那就只剩一把扫帚了。”会场一阵沉默，随即是低低赞同声。

最终文件写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个凡是”与马克思主义原理不符。这个决定，为邓小平主持改革、拨乱反正扫清了道路，也让汪东兴的政治轨迹拐了弯。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举行。汪东兴提出辞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会议顺势通过。没人落井下石，但很多人暗自感叹：风云变幻，终要归于事实本身。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华国锋没有在节骨眼上点头，如果老同志们少了一分坚持，那么第三次复出或许会拖得更久，后续诸多政策就难以按时铺开。历史没有假设，但节点背后的较量值得咂摸。

邓小平后来回忆那段日子，语气平平：“事在人为。”四个字并不惊人，却点出关窍——路线对了，人才显得重要；路线错了，谁都施展不开。这番话并未写入公开记录，却在不少知情者口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