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北京亚运村的大门刚刚打开,76岁的焦若愚步履不算轻快,却透着股舍我其谁的干劲。场馆里志愿者指着胸牌喊“焦村长好”,老人只是挥了下手,“大家先忙,客人马上到。”这一幕,很难让人把他与三国大使、两座大城市的主政者联系在一起。

亚运村的筹建只给了十一个月准备期,住宿、饮食、安全样样要精。选“村长”时,北京市几位负责人想到了焦若愚——干过市长,懂外事,身体硬朗。更关键,他在外交口多年练就的现场处理能力,临危不乱。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极对。运动员餐厅空调突然跳闸,焦若愚一句“先上冷饮,再查线路”,稀释了躁动情绪;开幕式前夜的安保加封,他连续巡视到凌晨三点,众人服气。

焦若愚的沉稳,得益于早年的历练。1915年,他出生在河南叶县,家境普通。1936年考入华北大学,很快参加中共地下组织。抗战全面爆发,他被派往冀中平原做县委工作,枪声与夜色交错,他学会了在不确定中抓住确定——把老百姓的锅贴牢,把日军的据点摸清。1945年东北解放在即,组织让30岁出头的他到沈阳任副市长,这一干就是二十年。

沈阳时期,工业重建任务压得人喘不过气。焦若愚盯住三件事:恢复电力、保障煤源、安置工人。为了调一列煤车,他能连夜坐吉普赶到抚顺。工人们背后议论,“新市长舍得折腾,不怕丢面子。”1958年,沈阳机床厂的试车车间缺仪器,他四处借,终于让国产第一台数显镗床按时下线。尽管后来履历辉煌,说到最难忘的岁月,他依旧指向那台机器。

1965年秋天,一纸调令把焦若愚推向另一个舞台。中组部通知:赴京待命,准备充实驻外使馆。理由很简单,中朝边境打交道多年,他最熟悉。为不耽误工作,他把三个未成年的孩子留在沈阳,携妻匆匆进京。学习班里,周总理叮嘱:“外交是细活,莫想一步登天。”焦若愚俯身记录,不敢漏一字。

1966年初春,他正式就任驻朝鲜大使。清明那天,他带全馆同志赴平川烈士陵园祭扫志愿军墓,并亲手为毛岸英墓前栽下一株小松。松针在冷风中簌簌作响,众人默然。驻朝三年,他频频穿梭平壤与新义州,协调鸭绿江水电站电力分配,用熟面孔和熟口音换来许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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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岁月到来,1967年他被召回,随后下放湖北“五七干校”。在农田里,他照样早起点名、晚间读书,同批干部中反而显得精神。1970年冬,周总理过问老外交官去向,得知焦仍在干校,立即拍板:“回北京,去江西干校主持工作。”一句话,将他再次捞起。

1972年,中国与秘鲁建交刚满四十天,首任驻秘鲁大使名单公开,依旧是焦若愚。这回他从安第斯高原写信回国,汇报200海里领海权之争的缘由。人民大会堂那次汇报会上,周总理频频点头。乔冠华事后感叹:“焦公能把复杂形势讲得像家常事。”这种接地气的表述方式,日后在伊朗德黑兰也派上了用场。1977年至1979年,他再次临危受命担任驻伊朗大使,陪同中方领导人会见巴列维国王,看惯了波斯宫殿的琉璃,也目睹街头酝酿的暗流。

回国后,焦若愚转任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随后进入北京市委领导层。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的交通、供水、煤气纷纷爆点,他带着副市长们挨个跑现场,最常说的一句是:“别空谈,先把账算清。”1983年扩建城近郊供水管网时,他坚持免收农田占地费,一刀节约上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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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在1996年获批,可他没闲着。北京对外友协、社会福利基金会,处处能见到他的身影。有人问:“焦老,您这辈子职位多到数不过来,哪个最难忘?”他咧嘴一笑:“村长。那阵子睡得最少,却听到最多国家的问候。”

2020年1月1日清晨,首都医院的灯光静静亮着,105岁的焦若愚合上了眼睛。病房里摆着一张旧照片:亚运村正门,他和一群年轻志愿者比着“V”。照片背面写着八个字——“世界很大,心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