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四日，陈毅乘吉普车在寒风里赶到徐州东北的贾汪，车门一开，现场立刻安静下来。半小时前，粟裕刚在会上说了一句：“司令员要到了，讨论别停。”对话不长，却把众人悬着的心提了起来——第三野战军的诞生与谁掌哪支兵团，都系于此次整编。
此时的华东野战军正处在淮海大捷后的短暂休整期。对即将到来的南下作战，中央要求“统一编制、统一番号、提升正规化”。用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电令的话说，“三三制”得落到实处：一个军三万多人，下设三个师，每师三个团，团以上一律换新番号。战场再打，就是人民解放军的“第三野战军”出马。
眼下的棘手事却在于人。经历“七月分兵”后，华野先是四下出击，再于济南会师，各兵团虽同属华野，却形成了迥异的规模、编制与干部梯队。粟裕、西线；许世友、谭震林守山东；陈士榘、唐亮率部在豫东杀伪；韦国清、吉洛坚持苏北。四大兵团各有功劳，也各有算盘。要在最短时间内把九个野战纵队、数支地方武装、百万余众揉成一锅粥，毫无摩擦根本不现实。
新组建的第三野战军定出“四大兵团”框架：第七、八、九、十兵团，各辖四个军。问题来了——原来四位兵团司令员中，改编后只有陈士榘继续挂帅，其他三人全被“调整”。外界传言四起：是不是有人被“冷落”？是不是有“论资排辈”的旧习作祟？
风言风语传到陈毅耳里，他在会议上开门见山：“名单是正确的，各位必须服从！”声调平和，却带着刀锋。老总随即给出了四条理由：一要顾全战略全局，二要照顾各纵队平衡，三要为后续渡江留出机动，四要打破本位思想。言下之意，个人进退服从大局，异议就此止步。
让我们先看“唯一留任”的陈士榘。他原是华野参谋长，莱芜、孟良崮、淮海一路冲杀，指挥精细，善打攻坚。粟裕评他：“排炮轰过去，陈老虎就咬上去了。”军委需要这样熟悉渡江作战、又能统筹工兵辎重的行家坐镇，于是他继续担任第八兵团司令员。
反观许世友。山东兵团回归野司时，许司令久病初愈，曲阜会议上和华东局几次顶牛，双方都觉得“火气太大”。于是，许世友调去山东军区养病兼治军，原副司令王建安顺势接过第七兵团帅印。兵团换将，一举两得：既避免了前线指挥脱节，也消除了潜在的摩擦。
再说宋时轮。徐东阻援一役，他统带三纵，打得邱清泉叫苦不迭；战后一纸命令，10纵司令员直接扶正为第九兵团司令。这是对战功与资历的双重肯定。黄埔五期的老底子，外加多年在鲁中、山东的历练，他坐镇东线再合适不过。
末了一位韦国清。原本是第四兵团司令，如今摇身一变，出任第十兵团政委。一升一降，外界看不懂。其缘由在于苏北兵团的“地方色”较浓，为了稳定民政与军政关系，陈毅决定让韦国清负责政治，司令一职则交给行动雷厉的叶飞。如此组合，一硬一柔，既能打仗又能整军。
“干部归位，部队归仓，枪弹归号。”陈毅的原则不只是说说。超编的兵员直接被抽调到缺额的22军和25军；弹药归口清点，连苏北缴获的日式迫击炮也编号入账。有人悄声嘀咕：“咱兵多点怎么了？”立刻被点名：“多出来的补别人去，别抱着小家子气。”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整，三月末，第三野战军四兵团十六个军全部成型，兵力五十五万，火炮近三千门，汽车两千余辆，基本达到中央所规划的“每军一百门步炮、二十辆汽车”标准。有人计算，平均每三个步兵团就能配一门山炮，以当时解放军的后勤条件，这已是难得的豪华配置。
整编完成后，三野的四个兵团很快分路南下。七兵团担纲沿海方向，八兵团对江阴—张黄一线，九兵团集中浦口剑指京沪铁路，十兵团则插向皖南、宜昌方向。四支大军像四把匕首，对准长江下游的国民党江防心脏。事实证明，这样的调整相当及时：四月二十日晚炮声一响，千里长江天亮前已成过去时。
若追溯功过，兵团首长们的职业曲线亦各有曲折。叶飞后来主政福建，宋时轮转战朝鲜，韦国清奔赴广西，王建安在南京军区长期任第一政委。军衔授予更是映照了各自的政治履历与战后去向：三上将、一中将，再加一位因转地方未授衔的谭启龙，无不说明“职务不是终点，斗争才是考场”。
把目光还给那张写在旧公文纸上的名单：陈毅说它“正确”，他并非强调毫无缺陷，而是提醒所有人，眼前的敌人仍在长江以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比谁带哪只兵更重要。事实证明，只要方向对、指挥对，江水再阔，也阻挡不了一支整齐划一的人民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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