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三月，北京乍暖还寒。《红旗》编辑部里，一名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把写好的《评李秀成自述》递上去时，还在用指尖抚平稿角。身旁的同事低声感慨：“小戚，又要出风头了。”这位“小戚”，正是后来一步步攀抵权力高位、又在法庭上跌落谷底的戚本禹。
沿着时间往回推，1931年11月，戚本禹出生在山东威海一个贫苦渔村。父亲靠出海打鱼糊口，母亲日夜纺线补贴家用。家穷书却不少，旧《国语》、《资治通鉴》全靠邻居长者相赠。戚本禹嗜读成癖，夜里挑灯抄书，练得一手好字，也练就了日后在文字政论场上出奇制胜的底气。
1949年夏天，18岁的戚本禹赶在解放军进城前夕从青岛辗转北平，因能言善辩，被北方大学录取，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美援朝打响后，学校号召参军，他却被留在后方，理由是“笔头比枪更有用”。这句话后来被他视为莫大的褒奖，也成为他对文字权力迷恋的开端。
1950年秋，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挑选青年干事，戚本禹榜上有名。秘书室里聚集着各地调来的高材生，气氛既合作又暗藏竞争。戚本禹很快摸清规律：领导人读什么、想什么、喜欢什么，他便琢磨着写什么。勤快的脚步加上刁钻的笔锋，让他在“大字报”和“内部参考”里迅速冒尖。
1962年庐山会议后，党内关于历史评价的讨论炽热又敏感。戚本禹利用个人擅长的“翻史旧账”功夫，频频在《红旗》发文，剑锋直指太平天国、辛亥风云，连带影射现实政治。毛主席几次批注“写得有意思”，这让戚本禹心里掠过难以抑制的狂喜——他觉得自己抓住了风向。
1966年5月，“不寻常的年代”帷幕拉开。《五·一六通知》发表后，戚本禹被任命为《红旗》副主编，很快又兼任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手握发文、批示、会议纪要三重通道，他自我感觉“能量前所未有地膨胀”。有人劝他低调一点，他却呵呵一笑：“形势逼人，船快者先渡。”
从那年夏天起，他的稿纸不再只写史论，而是密集开列一串“应斗”名单：刘少奇、邓子恢、刘澜涛……最刺眼的名字是彭德怀。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老总早已受尽磨难，本已在四川被“监督劳动”。戚本禹却认定“祸根未除”，连续起草数篇批判材料，句句狠厉，把元帅比作“发臭的死蛇”。文件报上去后，他得到“很好”的圈阅批示，更加肆无忌惮。
1966年12月初，他借口“进一步揭发批判”，派人将年过六旬、病骨嶙峋的彭德怀押解到北京。抵京当晚，密闭车间里灯火通明，造反派连夜斗争。有人踢倒凳子，拳脚并加，彭德怀胸口肋骨当场折断。外间闹哄中，一位工作人员悄声劝道：“这样下去人要出事。”戚本禹只回了五个字：“趁热打铁，狠。”
十几天后，周恩来得知情况，拍案而起：“必须停止非法批斗！”在他的直接干预下，戚本禹才被迫收手。然而伤害已成既定事实，彭德怀被隔离于卫戍区医院，几经折磨，1974年终因病逝世。多名老同志痛心疾首，戚本禹却依旧在各种场合指使报刊“继续批倒”。
1971年，“九一三事件”突然爆发，政治局势剧变。戚本禹自觉大势不妙，四处奔走自保。1973年初，他被隔离审查；1977年，中共中央将其定性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之一”。调查组摞起的案卷足有半米高，其中记载最多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诬告陷害与组织群众打砸抢的证据。
1983年6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戚本禹案。公诉人列举三条主要罪行：一是反革命宣传煽动，二是制造大量冤假错案，三是组织、策划、指挥多起聚众冲击国家机关。庭审现场，他偶尔辩解，却拿不出任何有力证据。旁听席安静得听得见记号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判决书宣布：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昔日“代主任”双手被铐，步出法庭那一刻，他回头望了眼高悬的国徽，没有说话。有人事后回忆：“那一刻他似乎才意识到，文字里的锋芒可以杀人，也足以反噬。”
铁窗之后，戚本禹开始漫长刑期。1986年，他在狱中写下检讨，字迹依旧工整，却再没有当年的凌厉气势。因表现一般，他直至1997年才获释，比原判刑期提前三年。踏出监狱大门时，他已是鬓雪斑白的六十六岁老人，曾经的红极一时早成过眼。
值得一提的是，戚本禹并非孤例。那十年里，一些人借助政治浪潮上位，误把个人私利与时代风向混为一谈。权力与笔杆相加，既能扶人上青云，也能把人推向深渊。戚本禹的结局，便是典型注脚。
2000年之后，他偶尔接受采访，反复强调“自己是替人办事”。然而档案里的落款、亲笔批示一个个摆在面前，沉默成了他最后的选择。历史已给出清晰答案——任何凌驾原则之上的追随，终究要面对清算。
戚本禹的故事提醒世人：政治舞台诡谲多变，唯有守住底线，方能不负时代。不然，再高的职务、再漂亮的言辞，也可能在法槌落下的一刻变得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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